摘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和把握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即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以及携手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愿景提供理论指导与价值指引。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社会风险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中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新境遇与新命题。从理论脉络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叙事，是在全球体系失衡、生态边界逼近与技术伦理困境日益突出的现代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认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现代化、从革命型话语到发展型话语、从一元价值中心到多元价值共识等诸多维度的理论转型，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长足发展，并实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性重建，更好引领21世纪的全球化与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伊始便高度重视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革与共同进步。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交织与不断深入，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性问题也日趋复杂，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共同挑战。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举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省思，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机遇与挑战，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基于全球共同利益对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的全面考量与价值诉求。正因如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线索。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拓展和深化使得国际社会对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失望情绪与悲观言论日益消解，对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及其前途命运的研究日益增加，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2]这为深入研究和探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解释“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发生巨大变化。以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全球市场更加多元。生态危机、贫富分化、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冷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亟需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科学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迎来了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机遇。

从聚焦何种主要矛盾的角度看，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聚焦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压迫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如何在民族国家层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型剥削问题。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要聚焦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当前一个显而易见且令人焦灼的问题是：信息化时代资本全球化扩张带来的人类整体性危机日益加重，全球各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愈发加深与全球性问题日益多元化之间存在广泛矛盾，我们应当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进而言之：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3]5-6。由此，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议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反映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4]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如何抓住机遇与迎接挑战呢?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面对21世纪社会新思潮时的分析方法，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说明在当下依旧具有科学性，资本主义妄图以恢复经济活力来压倒一切社会矛盾的做法和措施并不能阻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再次出现恶化^[5]xxii。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应对策略不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需深刻反思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模式对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二是回应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危机等新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表达和理论重构。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信息化革命和生命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亟待回应的时代理论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遭遇的新情况与新难题”^[6]。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世界局势与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化带来的新考验。三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关联与前景。“通览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7]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更是对当代世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的过程，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四是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理论总主题，科学解剖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新变化新特征，在21世纪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探索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共同发展之路。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体系”^[8]，能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的发展走向提供理论解释与思想指引。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回应

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追索“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回应人类共同问题上的整体性思维方法。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问题直接相关，因而它的提出“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支点”^[9]。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构成“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基石”^[10]，“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柱”^[11]。在理论基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创新性发展”^[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人类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与当前全球治理需求相结合，“为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找到了当代叙事方式”^[13]，促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4]。

在价值立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力图破解资本全球化导致的更深层次异化，推动建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命运与共的价值内涵、多元现代性的批判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等文明要素的创造性融合。”^[15]因而，“从价值立场和行动原则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的窠臼，彰显了世界主义立场”^[16]。在世界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问题，很好地诠释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性”^[17]。在面对生态危机、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深刻揭示了文明与发展的逻辑关系，牢牢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18]。总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尝试以全球视野破解“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西方叙事逻辑，延续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更通过理论主题从“一国”到“人类”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跃升，同时也道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境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全球社会的结构性联系决定了单个国家无法孤立地面对生态危机、经济不平等、技术风险与公共卫生等全人类共同问题，各国必须以命运相系的共识达成全球协作的政治意愿和制度安排。这一理念的史观基础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生产力进步和全球社会联系不断加深的分析进路一脉相承。如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视域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表达”^[19]。而其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支点”，必然在理论与现实性上成为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省思与扩展。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世界市场的形成终将人类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最终形成全球性历史。这一理论为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20]7，而明确系统地阐述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市场原则的普遍性，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0]538。这意味着，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发展、交往扩大和市场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向整个世界扩张，催生了以世界市场为主要依托的贸易全球化趋势。”^[2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展，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会日益增强，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社会问题逐渐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命运紧密相连，历史的全局性运动从地理分界线、不同民族的边界和不同国家的界限中超越出来。马克思对此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35。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球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的现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是阐明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分析并精准把握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特点及其规律提供了基本遵循”^[23]。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成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是我们的共同愿望”^[3]22-23。可以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在当前世界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维护和发展世界人民利益的回应”^[24]。与之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合作的具体路径与方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超越单一的民族或国家利益，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全球社会的持续进步，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现实条件。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回应全球发展鸿沟、国际安全困境、人类文明冲突等世界之问，具有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文明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绘制未来图景的文明特质^[25]。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呈现，更是对全球问题的时代回应。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全球历史的推进是由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展与生产方式的全球变革共同推动的，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6]169。因此，从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还会渗透到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所在——人类历史最终将走向一个没有国别地域限制的全球社会。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再由世界历史走向人类的解放，这一发展脉络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改变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史观判断。“从过去了的世界历史中发现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把握人类未来命运提供支撑。”^[27]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等，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远超以往。全球化已不再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实。世界历史不再是若干国家间互动的叠加，而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过程，任何一国的发展均与全球体系密切相关。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了全球社会作为整体的历史建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语境中延续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是共同的，其解决亦不能依赖某一国家单边努力，而必须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联系空前紧密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没有失效，反而因其唯物史观基础而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意义。在世界历史理论所提供的史观视域中，无论是气候变化、贫富差距、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还是跨国流行病等危机，都是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与行动都难以有效应对的全球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全球合作，而非某个单一国家的孤立行动。无论是生产力的共同发展，还是资源共享与危机应对，都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而非通过冲突、独霸、例外来实现国家利益。这种理念也得到西方学者的支持。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说，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仍然需要将理性战略行为与信念和价值观相结合，以此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冲突与矛盾^[28]。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于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表达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要解决何种问题。从本质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历史进程”从物质运动延伸为价值整合、从生产方式的连接发展为命运的共同承担，最终阐明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全球协同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历史”概念所涉及的实践目标与价值基础加以具象化，将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转向合作共赢而非资本主义的帝国逻辑。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极端不平等的结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试图打破这种结构和逻辑，提倡以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秩序，既具有鲜明的反对压迫与不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还在全球制度层面推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结构愿景。

传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机制的揭示与批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这一理论被重新诠释为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社会建构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逻辑的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想在全球维度上的现代表达。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0]196。这意味着，人类普遍交往的社会现实是世界历史的直接体现，代表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已然成为现实。并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6]188。从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世界历史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同样是人，而不是某一国家、地区、种族或阶层。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个人而言，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一段时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类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为全球劳动者和人民提供了联合与合作的空前机会。强调人类命运的共通性和互联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个人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完成自由劳动和自我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呈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应对世界历史发展中全球性问题的客观实践方式。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境遇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议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以及携手实现人类共同的发展愿景提供理论方案。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既是理论传承，也是实践必然。从21世纪的时代特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面临三种实践境遇：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及其自身面临的潜在社会风险；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探索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三是“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回应的重大议题。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及其自身面临的潜在社会风险

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开创的社会化劳动和世界市场为全球化、现代化开道铺路，全球化、现代化又为资本主义的巩固和扩展扎根奠基，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为一个世界体系”^[29]。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世界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全球秩序具有强大影响力。到了21世纪，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解决其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反而在全球范围内放大了这些矛盾和问题，由此造成强大的破坏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社会生产的飞跃式扩张，与此同时带来了生产关系调整滞后、劳动异化强化、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资本流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建立一个与其经济影响力同步扩展的全球法律和强制秩序”，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趋向于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地域分裂”^[30]。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在早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不断放大，形成了全球资本流动与国家主权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与此同时，资本拜物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而且还不断蔓延并向全球扩散；不仅伴随着持续的战争、暴乱、侵略、杀戮，而且还产生了生态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流行等严峻的全球性问题”^[3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原子能、生物科学等新兴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跃迁，开始以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等新的表现形式尝试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再塑造。与此同时，由于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变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全球秩序的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塑造是通过军事霸权、金融规则制定和文化输出来完成的；经过冷战后的结构性改革、全球化背景下制度性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的控制变得更加强烈，其手段和方法趋于多样化，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组织、信息传播体系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控制、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正在变革，其自身内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受到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难以维系。阶级分化问题、种族问题、文化认同冲突问题等不断凸显，全球产业链的转移与分散进一步激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矛盾，不断挑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源的再分配难题。

资本主义虽依旧维系全球主导地位，但其所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失衡、治理失灵、文明冲突等，已逐步显现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困境。特别是在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下，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显露出其对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桎梏。在自媒体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其内部民众对于老套的政治谎言更是表现出反感与冷漠。后发现代化国家已然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片面认知，不再迷信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所谓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念，并且开始积极着手反思自身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发展机遇与复杂挑战，重思自身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日益频发，还是国际社会不断演化出来的潜在困局，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从客观上面对全人类发展的共同性问题，在发展路线上做出有益于各方的实际改变。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探索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实践并未停止。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践行者，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致力于打造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全球治理结构。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践面临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挑战。就经济基础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广阔的应用场景，因而需要组织动员各类发展要素参与其中，也需要配合合理的需求政策，一体化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变革、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32]。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具备资源动员能力强、战略规划明确等特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推进力。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探索，“取得了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33]。但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高性能材料与工业软件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仍存在明显差距。同时，中国在医疗保障、教育公平、社会福利等方面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比较明显。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在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叙事上的双重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产品在信息时代表现得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等思想意识渗透严重。在此情形下，文化多样性、文明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不同文明体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如何平等互鉴地推动全球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错误地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视为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的挑战，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制度威胁论”和“文明威胁论”，从而加剧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外部话语压力，其本质上就是20世纪冷战思维的21世纪翻版。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构建多边对话机制与多元叙事空间来加以应对。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在政治制度上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效能与人民认同，防范西方价值观输入和“颜色革命”干扰。在发展模式、文化交流、治理规则等方面推动多边合作与制度互信，通过推动构建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事务、化解结构性矛盾，从而在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性，以实现全球发展利益的均衡分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当代建构正成为影响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变量。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回应了全球性问题，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可行路径。

(三)“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

“全球南方”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的概念。虽然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地理上处于南半球，但其本身并非单纯由地理位置而得名，其含义更多侧重于描述那些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称为“全球北方”)而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水平等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般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一些岛屿国家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通常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面临较高的贫困率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际上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其重要根源和原因并非自身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明显具有普遍崛起之势，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国际秩序尚未成熟。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区域组织、南南合作、“金砖+”机制等平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协调，正在逐步改变长期依附于“全球北方”的不平等关系格局。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已成为塑造新型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其崛起对全球力量格局的重构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全球议题中的话语权也日益上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数字鸿沟、公共卫生等问题上展现出更强的集体诉求与主动参与的态势。但“全球南方”的内部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国家之间的制度类型、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稳定性不尽相同，它们在全球资本逻辑主导的结构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话语之外，这也决定了其整体性崛起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反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实现持续自主中心式的发展”^[34]。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试图打破这种结构性排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包容性更强的发展平台与共赢机制。在全球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全球南方”逐渐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上述三种实践境遇又可以统一于世界市场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中，表现为全球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新诉求，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既带来人们交往的扩大和发展的机遇，也带来社会矛盾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矛盾多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在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全球卫生危机、国际经济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这表明，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跨国界、跨地区、跨意识形态甚至是跨文明的普遍性问题。因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交往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格外强烈地凸显出来，以至变成人类命运攸关的紧迫课题”^[3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离不开对上述全球实践境遇的深刻反思。这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回应以上重大时代课题，同时在回应和解答中获得自身的发展。

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实践境遇中可以看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对全球性问题的整体性回答，其显著特征是将理论重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批判”拓展到人类整体的“命运共建”；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革命”过渡到“全球治理”。这些理论变革并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在全球体系失衡、生态边界逼近与技术伦理困境日益突出的当代境遇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与规范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

在资本主义扩张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独特的制度视角和价值逻辑，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理论靶向。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资源最优配置，其后果是导致地区发展更加不平衡。这种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强化了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使得弱势国家在全球规则制定、技术获取和价值链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逻辑在于：“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驱动力，不是某国或某个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动力，而是世界各国与相关当事国的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之间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需要。”^[36]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经济驱动背后所隐藏的殖民性、排他性与异化机制。这些机制在21世纪以“规则输出”“价值观先行”“人权话语干预”等形式出现，借助国际组织、金融系统与文化传播方式，将资本主义制度优势合法化，从而维持世界秩序的等级化与不平等分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推动劳动全球化的意向，劳动全球化构成了对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性超越，致力于将资本的全球化逐步转变为人的劳动的全球化。”^[37]这种劳动全球化的历史逻辑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上质疑资本逻辑主导全球秩序的合理性，并力图超越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从全球制度演进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以往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范式中所蕴含的“国强必霸”式霸权主义的深刻反思，同时是对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全球公平理念的充分肯定。劳动全球化意味着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所谓劳动全球化，并非简单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强调全球生产体系的合理再配置，以人的创造力和合作能力为核心，建立一种公平、公正、包容的经济发展机制。这一理念不仅重新确立了劳动价值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基础地位，也预示着国际社会开始从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向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秩序重构转变。因此，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的转向，既是全球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的历史必然，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对全球正义与公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性探索与理论性回应。

(二)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文明/野蛮”的二元划分模式，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与互鉴，反对文化优越论与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主张构建平等、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这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全球治理话语中所展现出来的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通过平等协商、文明互鉴与文化多样性，打破“文明优越论”与“现代性神话”，推动形成以共存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文明观。“历史一再表明，沿袭西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下的等级性文明没有出路，人类亟须寻找新文明观。”^[38]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对传统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一次理论反驳，并尝试提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现代化新路径。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其世界意义的哲学延展，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时代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均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想指引，强调发展权与参与权的全球普惠性，主张各国人民是现代化的共同建设者与受益者。这一理念的世界性与普遍性，使得其能够兼容多样化发展路径与文化形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人类自由联合”。

从“西方现代化”向“全球现代化”的转变，实质上是对长期由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叙事的一种超越。传统西方现代化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以“自我—他者”区分为基础的等级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非西方世界”往往被塑造成现代性的“他者”，其现代化发展道路被限定在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模仿和趋同中。然而，这种以单一现代化经验普遍化为世界标准的逻辑，早已在多极世界的现实中面临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主张各国应根据自身历史文化条件和现实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种“全球现代化”观念既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排他性，又避免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碎片化，力图在全球合作中重建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与实践方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框架，更重塑了全球现代化的可能性：它强调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以文明互鉴替代文化征服，以共商共建共享替代强权主导，为构建真正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奠定了价值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现实维度与全球视野，使其不再局限于阶级斗争的旧叙事，而是走向了对整个人类命运、文明未来的系统关怀。

(三)从革命话语到发展话语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各国社会结构的深度变化，革命话语难以覆盖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多样化问题与系统性风险，人类社会亟需一种能够包容差异、协同发展、构建和平的全新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承载的不是阶级对抗与制度冲突的政治叙述，而是一种具有超越性与建设性的全球政治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我们”而非“敌我”，主张协同而非斗争，提出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安排，逐步构建一种以人类整体福祉为导向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外交语言的更新，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范式的根本重构——从革命话语到发展话语，这标志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应对全球复杂现实中的自我更新与理论跃升。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国际交往的主体间性，是一种新型的建构性世界观，旨在建立推促世界形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秩序与治理体系，这恰恰是全球善治秩序的具体呈现”^[37]。这一理念强调“共同命运”的历史事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现实要求与“共赢未来”的价值目标，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抽象的自由走向具体的普遍解放的历史追求。

在当前世界多重危机叠加、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价值理念不仅唤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合作”“发展”“和平”“正义”的集体共鸣，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应对时代难题的持续生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到底是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一切文明形态的国家一道，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共同治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共享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问题，即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的共同治理问题。从这一角度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用新的发展话语表达出来。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暴力对抗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革命话语与发展话语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话语提供了价值取向与批判逻辑，发展话语则提供了实践路径与制度蓝图。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包含着推动世界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结构性危机的治理任务。

(四)从一元价值中心到多元价值共识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基本特征。”^[39]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关照世界的未来走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全球治理出现的紊乱，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冲突与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创造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新型世界秩序。这就突破了冷战时代制度对抗的旧逻辑，提出了超越制度分裂与地缘冲突的多元共生之道。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关切当前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发展前景，在实践上指出全球结构性矛盾的转化之路，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面对“世界之问”时作出的最具原创性与普遍性的回应。其价值旨归不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对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关注，更在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制度形态的国家之间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心化”努力，即从不断强调“一元价值中心”发展为不断推动“多元价值共识”的转变。这不仅体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历史逻辑的深刻回应，更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引领。

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方案的战略表达，更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创性发展的重大成果”^[40]。它通过回归人类历史整体性、关注普遍解放目标、批判资本中心逻辑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观念推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共同价值的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共识，在联结共同体成员‘共同命运’方面起着纽带作用。”^[41]尽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断阻碍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进程”，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加剧，“但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的必然趋势不会被打破”^[42]。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不仅关乎中国对全球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关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否完成从“民族革命话语”向“全球合作话语”的范式转换。

五、结语

总体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被日益视为连接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全球现实的重要中介；从“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基本矛盾”三重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有助于构建一个逻辑严整、结构清晰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框架。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线索发展出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体系。面对客观条件的外在变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通过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互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价值重塑，实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性重建。作为其关键要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全球化的共同性视角重新审视全球合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逻辑。这不仅是对全球社会矛盾的一种回应，更代表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制度思维尝试，是一场对全球文明秩序的深刻认知。它强调以全球协作、命运与共的整体性视角，重新构建人类社会的制度架构与文明逻辑，要求对人类社会整体走向进行结构性反思，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的当代表达。

具体而言，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出发，全球化不再是一种线性进程或阶段性策略，而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整体联系与相互依赖的结构性现实。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资本跨国流动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重组，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命运愈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力的全球化扩展与生产关系的局部固化之间矛盾加剧，传统的上层建筑形式面临全球治理失灵、制度合法性危机以及意识形态分裂等新问题。这一现实改变了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家间互动”的叠加逻辑，转而形成一种全球体系下的结构性整体。这个整体的话语基础就是“人类”的共同性的历史自觉，或者说，“人类”是全球历史的主语以及全球制度重构的基点。当今世界的历史过程本质上是基于高度相互依赖与全球互动的人类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与重组。在此基础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普遍价值诉求和制度想象力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契合了当今全球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演化逻辑。这表明，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球层面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推动构建一种以共同命运为前提的普遍性交往结构。由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延展与现实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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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探索》2025年第3期

来源：探索杂志公众号2025.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