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及其文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中，涌现了一系列新的标识性概念——“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文明体”“有机体”“命运共同体”，以及作为阐释话语的“明体达用”“魂脉根脉”“古今中西”“文明新形态”等。从这些概念表述来看，居于核心、最富内涵的一语便是“体”。在哲学方法论上，“体”首要地被理解和把握为生生不息、自我革命的生命有机体。体与用、魂与根、一与多，是理解该生命体的核心线索。主体性、文明体、共同体可视作对该生命体及其特性的描绘。由此出发的中国之体，呈现了中国传统体用观的时代转化，中国化进程中“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义，以及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视野和建构原理。可以说，如何认知、具备、践行中国之体，对于当代文化研究的自觉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刻阐发至关重要。

01

生命体的体与用

体用问题的重新开启，是由如下这一重要论断为指引的：“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如果说，中国大地是“体”，那么道路和办法则为“用”；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就是在中国之体上寻求中国之用，中体中用、体用一如。这种体用观的内涵和价值，是在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体用关系的历史变革中展现出来的。

纵观体用关系的理解史，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明道存心与经世宰物。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宋代胡瑗提出过“明体达用”之学：“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清初李颙也谈及，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主张“明体适用”：“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可知，体用合一、体用不二是传统哲学、文化实践的基本要求。第二，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入侵、文明蒙尘的千年变局，中国不仅“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而且“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语）。为寻求自强之路，彼时知识人以体用关系比拟中西关系，提出了中体与西用的对峙和联结——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王韬的“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郑观应的“道为本，器为末”，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世界历史的特定境遇中被判定为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学之别，在中国语境中原本合一的体用被割裂为两端。第三，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随着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和改造，该学说也影响了体用问题的认识。例如，冯友兰认为：“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体要改了，用会跟着改的。”李泽厚更直接地提出，“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是（张）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也由此才有了“西体中用”一说。

在中国大地上所实现的体用一如与上述三者皆有不同。体用一如的前提是一种有机的生命整体观，是将中国自觉地把握为社会有机体、文化生命体。正如严复早就指出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中国人是“遗其体而求其用”，这种中体西用的做法如同“牛体马用”般错谬。可以说，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各有其体用、自有其文明根基。从古今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皆属古老文明的生命更新，而非古老文明的断裂消亡。传统与现代、古与今之间绝非割裂的分离乃至对峙，现代是从自身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现代化正是文明体的自我革命所展开的历程。从中西来说，在中国发挥作用的西方并非处于中华文明的外部，而恰恰是文明体自身演化过程中可资借鉴、效仿和消化的文明成果，因而，“西方”从一开始就已是适应、介入乃至塑造中国主体性的有机部分，开展出西学中国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生命体的这般以我为主、去粗取精、去旧取新的过程，是要通过主动变革来实现的。19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曲折命运，正是由于丧失了顺应时局变化作出自我改变的主动性，进而也就丧失了创造和巩固自身主体性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古今中西之融会贯通，便不仅是学理或智识上的累积加成，而更是文明自身掌握历史主动、开展创制实践、推促自我革命的必然趋势。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体”即能动之体、能容之体，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运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它既非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和伦常名教，亦非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儒家精神，它不限于传统哲学的心性工夫和经义之学，亦不限于基础与上层的唯物主义分析。在此意义上，中国之体就是中华之道，是把变化和危机视为常态的文明道路，是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共同构成的“一个统绪相接、连续发展的文化生命连续体”。

02

生命体的魂与根

在体用一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关联也可得到更确切的理解。两者被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且形象地比拟为“魂脉”与“根脉”。《说文解字》对“脉”的解释为“血理分衺行体中者”，其本义为血管，引申为事物如血管一样连贯、有条理且自成系统。因此，从词源上说，“魂”即灵魂和命脉，“根”即根源和血脉，魂和根同出一脉、自成一体，是同一生命体的灵魂和根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在中国社会有机体的变革、文化生命体的更化中具体结合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生长，缘于其以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中国向何处去”指引了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以某些理论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而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在历史运动中产生并且充分参与历史运动的世界观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对具体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之独特结合的自觉，是对真实的生活过程的“发现”。正像列宁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上，关于此种方法论的科学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对于20世纪初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脱胎于西欧经验和俄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或原则是占据上风的，如何将这一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运动是首要命题。然而，随着 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1934年红军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等实践上的困顿，才使得理论上的“反对本本主义”旗帜被高举起来。深入调研中国社会、自觉赓续中华文化，遂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正如毛泽东于1938年谈到的，面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一句话，“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便是具中国社会之体、具中国历史之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尚且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那么，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中国之体上生长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 194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这一“深相结合”的前提，就是历史传统与现代中国的血肉相连、不相分割，就是革命实践与思想理论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的具体统一。伴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探索，“结合”一词在新时代被深入系统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抽象应用”到“深相结合”再到“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中华之道、中华之脉的统一体内部，才有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说法，两者的融注汇聚才成为一个文化命题。这条融汇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独立自主开辟出来的。在这条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的，得以扎根大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现代的，获具时代灵魂。两者的有效贯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气象。由此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一脉相承的魂与根，孕育了“活的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中华文明推陈出新确立了思想前提。

03

生命体的一与多

对生命体的自觉体认，已蕴含着对诸种生命体的共在关系的思考。从体用一如观、魂脉根脉论可知，对中国之体、中华之脉的把握，需要的是一种内在视野，它不仅关乎文化自我，也关乎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所谓内在视野，就是立足生命体自身，以该生命体为本体和方法，从其自我更化和新陈代谢角度来理解“否定”“批判”“文明”“现代”等议题。不同于18—19世纪西欧社会的外部反思的方法论及其文明等级观，内在视野的方法论为理解当代世界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体，以及由这些文明体所构筑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参照。

外部反思和内在视野之区分始于黑格尔：“用来称谓对象的规定或谓词，乃是我自己的现成的表象，只是外在地加给那对象罢了。反之，要想得到对于一个对象的真知，必须由这对象自己去规定自己，不可从外面采取一些谓词来加给它。”将某一文明的称谓或标尺外在地强加给其他特定的民族、特定的文化，便是外部反思在文明论域中的运用。外部反思的底层逻辑正是文明霸权。着眼近代东西文明交往史，以资本扩张、殖民侵略为动力和手段的西方文明开创出了一种“现代文明”，这种文明形态的实质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这种从属关系不仅是现实力量上的，也是观念视角上的。在此视角下，欧洲人将西方社会自身的经验普世化，以西方文明为视点看待人类文明进程的逐级进化，制造了取消或否定非西方社会原生性、多元性的文明霸权。

与之相反，以生命体的内在视野来看，每一个民族皆因所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精神而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无可替代的生命有机体，“一个民族所采取的宪法同它的宗教、艺术和哲学，或者，至少是同它的种种观念以及种种思想——它的一般文化，形成一个实体——一个精神”，“这个民族度过的生命，和个人从壮年到老年度过的生命相同”。任一文明都是具体的，包含规定性和否定性于自身内，皆会历经孕育、生长、成熟，以及或衰老或革新的生命轨迹。所以说，文明是有根的、独立的、多样的、平等的，而非虚浮的、依他的、单一的、等级的。

事实上，身处20世纪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已对文明观作出了深层的自我反思。例如，布罗代尔曾说：“今天，如果有人要求我们以单数形式定义文明，我们理所当然地不很情愿。事实上，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庆幸的是，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摈弃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最好。”因此，人类文明不是欧洲人的文明，它按照时间和空间在各个民族中显现自己。又如，海德格尔从文化的“存在定义”上指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作为一个与自己的生命相关的完整的有机体，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基于它自身。在这种来自传统并且处于某种解释中的文化多元性里，每个人都根据他最本己的存在特征与所有其他人（像植物一样）同等”。

作为文化生命体的中国，正在以自身的方式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融入世界、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被规定者同时也是行规定者，为世界提供着不同以往的文明原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确立，向世界昭示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种扎根自身土壤、具有主体性的现代文明，而非脱离传统、依附外来的“普世主义”文明。这种以中国为本体和方法的文明观，不仅不会排斥其他任何以自身为本体和方法的文明，而且势必会通过比较和互动，有机综合出以世界为本体和方法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各类文明的独立自主替代单一文明的霸权统治，以文明间的平等互鉴克服文明间的丛林法则，以诸文明“并列的横向原理”超越现代化“先后的纵向原理”，“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形成一种由不同生命体共同维系的命运共同体。

基于诸种生命体的命运共同体，将不再是主观臆造的、独断霸道的普世主义，而是“各安其命”“各得其所”的文明发展之路。这条道路通向的是由不同文化传统及其现代形态所共同构成的大格局、个性化的人类新文明。这便是费孝通所说的，如果人们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各文明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也即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原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来源：当马动态公众号202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