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陈刚

我是很迟才开始参加中英暑期学院的学习，而且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2005年的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第五期高级读书班于当年的3月28日至4月3日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举行。我系的万小龙老师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参加，让我去顶替他的名额。当时我正患感冒，有一些犹豫，最后是在中南大学的一个国际会议还没有结束就直接从长沙赶到了太原，记得当是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

这一期高级读书班的学习内容是读弗雷格的《算术的基础》，分析哲学的奠基性著作。说实话，我并不喜欢、也不赞成弗雷格的数学哲学观点。具体说来，我不同意弗雷格关于算术基础的逻辑主义观点，我更喜欢密尔的心理主义。所以对这次的高级读书班，我的第一反应是最好别去，去了免不了会抬杠。但是转而一想，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不应该持教条的态度，对自己反对的观点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算术的基础》毕竟是分析哲学的奠基性著作，也许这一次能读出不同的感觉，达到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再说J. L. Austin的英文译本语言非常流畅，起码我可以学习英语。最关键的是，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当年的夏天将要举办第十期的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我将负责协调工作，我需要借机熟悉一下学院的工作方式。所以最终我还是决定去太原。

这一期高级读书班的三位老师各有特色。来自牛津的Adrian Moore很有教授风范，回答学生的提问胸有成竹，显得底气很足；Jordan Bell 刚刚博士毕业，很年轻，脸上经常带有纯真的微笑，shining like a new penny；Mary Tiles来自夏威夷，实际上也是牛津出身，说话非常沉静、低调。于是我白天听课，晚上把十年前写的学期论文从计算机中找出来，熟悉以前研究的问题和内容。记得有一次是三位老师共同接受学生的提问，于是我提了一个我长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什么是逻辑抽象？能否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Adrian 和 Jordan一脸的茫然，显得毫无准备。这时候坐在旁边沉静了许久的Mary 站起来了，她走到黑板前面，不紧不慢地开始回答问题。主要是弗雷格的逻辑抽象和传统的抽象概念的区别，为什么弗雷格要提出逻辑抽象，逻辑抽象在弗雷格的算术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最后Mary还真地给出了一个例子。比如我们有许多类似的命题，“John loves Sally”，我们可以表述为 L(j, s)。如果我们抽掉一个常量，就得到L(x, s)，再抽掉一个常量，我们就得到L(x, y)。

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弗雷格在书中并没有给逻辑抽象下一个定义，只是批评传统的心理抽象不能作为数学的基础和基数的来源。而弗雷格在书中给出的基数的定义又非常复杂，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抽象的过程。Mary Tiles 能够不假思索的给出一个答案，表明她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形成了现成的答案。据我所知，Mary的主要研究领域还不在数学哲学或逻辑哲学领域，而是以文化哲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这不能不让我感到中英暑期学院请到的教师水平之高，学问之深，知识面之广。Mary Tiles让我非常佩服。

参加中英暑期学院的学员都想拿到结业论文的第一名，因为按照惯例，第一名可以得到奖学金，去教员所在的大学学习三到六个月，这一次应该是去牛津。结业论文起码由两位教员评分，最后前五名中谁会获得第一名要综合考虑。学院的中方主持人又宣布了一条惯例，有留学经历的学员不在优先考虑之列。我想我肯定是拿不到奖学金了。最后安排做结业论文的时间是一个晚上加两天，大约二十个选择题是在周五下午给出的，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Can anything be said to defend Mill's account of Arithmetic against Frege?”。我想我反正是拿不到奖学金了，不如就选这道题，这次总算可以写自己的观点了！因为手头没有足够的参考书，两天时间也不可能展开作研究，只能根据手头仅有的教材，结合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来写。我只花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我的结业论文，“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Mill vs Frege”，直截了当地批评了Frege的观点，以非欧几何、布尔代数为证据为Mill的数学哲学和Aristotle的心理抽象做辩护。非常意外的是，我竟然获得了去牛津学习三个月的机会。

因为我在1990年代初期曾经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而牛津和剑桥是大同小异，所以2006年初的英国之行很有故地重游的感觉。中英暑期学院的学员，如果去牛津的话，一般都是先安排住在Grayling夫人家里的客房，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笑话：中英暑期学院的这一部分学员，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同房和同床，当然不是同时。遗憾的是这个地方离牛津市中心比较远，于是我后来搬到了Christ Church 对面的Commonwealth House。这个地方离哲学系很近，而且Christ Church的钟声感觉就在窗外，声音非常悦耳，每天晚上九点差5分开始的最后一次敲钟要敲108下，据说是因为该学院曾经有108名成员。敲钟108下是要提醒每一个个体成员按时回学院，看来这个敲钟人一定是一个唯名论者，Roger Bacon的信徒。有一次我认真数了一次，不多不少正好是108下。估计现在敲钟是由机器控制的，不太可能出错。

我在牛津的三个月主要是用来听课，一共五门，其中两门形而上学，在哲学系；一门心灵哲学，一门认识论，在哲学系背后的Examination School，通过一条曲折的Logic Lane就可以到达；一门心理学哲学在实验心理学系，比较远。讲课最精彩的是Anita Avramides的心灵哲学，估计是基于她即将完成的一部专著来讲的，她曾经是第九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老师，看来Nick Bunnin的确是为中英暑期哲学学院请到了最优秀的老师。讲课最差的是Timothy Williamson教授的认识论，简直是不知所云，一位加拿大学生也有同感，大家是冲着他的名气才坚持听完整个学期的课。Williamson教授长于研究，在英国哲学界地位很高，是英国亚里士多德协会的会长。他讲课的那间教室，金碧辉煌，举世无双，感觉英国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主持形而上学讨论班的Christopher Shields博士曾经是美国Arizona大学的正教授，心甘情愿地回牛津作讲师，估计是因为牛津的哲学环境的吸引力。牛津有非常深厚的哲学传统，历史上曾经出过William of Ockham, Roger Bacon, John Locke…。现代牛津哲学系的建制是Gilbert Ryle在1930年代奠定下来的，所以在哲学系有一间教室命名为Ryle Room，其中挂满了重要的现代牛津哲学家的照片，虽然照片的尺寸差别很大，但是像框的大小是一样的。Ryle的相片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一面墙的中间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像神龛一样。牛津哲学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曾经出了一批重要学者，比如Gilbert Ryle, J. L. Austin, Sir Peter Strawson, Michael Dummett。另一个是哲学史，主要由Balliol College的一批学者从十九世纪末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所形成的研究班子，代表人物有Benjamin Jowett, J. A. Smith, Sir W. D. Ross, J. L. Ackrill, Jonathan Barnes。牛津的哲学史研究传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即使是现在你仍然可以在哲学系图书馆里看见很年青的英国小伙子在读希腊语原著。

除了以上课程，我还有选择地听了一些其它讨论班和讲座。主要是Ockham学会的系列讲座，MLE(Metaphysics, Language, Epistemology) 星期二下午在Queen’s College的讨论班，著名的B.Phil.讨论班，和哲学系的系列讲座。牛津的B.Phil.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位，主要是给那些在其它学校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读的学位，要求在两年时间完成一篇D.Phil水平的论文，难度较大，所以B.Phil.学位在国外名望很高，Mary Tiles, Patricia Churchland就是拿的这个学位。我国的钱钟书以前号称是牛津的博士，最近他的夫人杨绛承认他拿的就是B.Phil. 建议中国学者去牛津千万不要拿这个学位，免得回来以后有口说不清。英国人极端尊重事物及其名号的传统和历史，与我们中国人好改名字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讲究“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哲学系”纷纷改“哲学院”，“学院”全改“大学”，专科全改本科。至少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重名头带来的好处但不尊重名头本身，英国人尊重名号但更重实际的实力。哲学系的系列讲座主要是邀请牛津以外的学者，而且是由博士研究生主持的。邀请的人不一定很有名望，但都是英国和世界上在某个领域有明显研究进展和工作特色的学者，比如斯坦佛搞计算机命题证明和主持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Dr Edward Zalta，在此之前和回国以后我在中山大学鞠实儿那里见过他，算是老朋友了。遗憾的是我在的那个学期（Hilary Term）没有著名的John Locke Lecture。

我没有拜访著名学者的习惯，因为本人性格内向，英国人的British Reserve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因为要替欧阳康老师送他编的《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和《当代英美哲学地图》给作者本人，所以我还是见了几位。比如朱菁（当时在UCL访学）告诉我Ted Honderich某一天在Haythrop College有一个讲座，所以我特意赶到伦敦。Honderich果然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讲座的时候表现得很不自在，一双手一会儿盘在脑后，一会儿又放下，不断重复。听完讲座以后我和他简单谈了几句，顺便把书给了他，其它时间看了附近的Science Museum和Natural History Museum。Ronald Dworkin某一天在牛津的法学院有一个讲座，我听完讲座以后顺便把书交到了他的手上。Richard Swinburne是将书送到了他家里。Isaiah Berlin 已经逝世，所以将书送给了他的遗产秘书。Simon Blackburn的书是我寄到剑桥哲学系的，实际上Blackburn当时在Oxford Union有一个讲座，我竟然不知道。

山西大学的两位博士研究生想见Michael Dummett，所以我约好了时间带他们两位去见Dummett。等他们谈完了以后，我就给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关于逻辑抽象，Dummett的回答没有脱离他书中的内容，最后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比较有挑逗性，“你怎么看Richard Rorty对分析哲学的批评？”Dummett的回答异常简单：“Nonsense!”于是我补充说，分析哲学固然有缺点，需要批评，但是要认为分析哲学比不上欧陆哲学，那显然是一个ill-based judgment, He has no taste at all.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Dummett的回答同样非常简单：“自然主义者是一批对哲学失去信心的人。哲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应该完全采用科学研究方法。”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非常喜欢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向。我最后的问题是，“你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专著那一本评价最高？”Dummett的回答是，自己的思想在不断变化，显然他对后期的著作比较满意，对早期的著作有些看法已经改变。出于对老学者的敬重，我没有提挑战性的问题。最遗憾的是我没有在Peter Strawson生前将他的中文著作送到他手里。刚到牛津的时候主要是忙于听课，有一天从Examination School出来，发现隔壁的University College挂着半旗，觉得纳闷，晚上浏览大学和哲学系网站才发现Sir Peter Strawson已经逝世。Strawson在University College Chapel的葬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去英国不可能不去剑桥。我去了两次，尽量挑有重要讲座的日子。剑桥在1950年代维特根斯坦逝世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分析哲学很快就烟消云散。从1960年代开始剑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非常活跃，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比如N. R. Hanson, Gerd Bachdahl, Mary Hesse, Michael Redhead, Nicholas Jardine, David Papineau, Simon Schaffer, John Forrest, Peter Lipton, 等。记得我在那里读硕士的时候，学术讲座特别多，Mary Hesse有时也来参加，但就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吃饼干，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与他寒暄，西方人对老人的确比较忽略。因为那么老的老太太还来听讲座，比较少见，于是我问旁边的人，才知道她就是著名的Mary Hesse。主讲人讲完了以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往往是系主任Redhead第一个提问题，随后是研究生主任Jardine提问题，Papineau当时已经去了伦敦，然后是Simon Schaffer和John Forrester提问题，最后是其他老师和研究生提问题。我不止一次发现了这个秩序。Redhead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也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大学系主任，也就是说，他总要系一根领带，而且老是颜色暗淡的同一根领带。他做了我一个月的导师就休学术假去了，把我转给了牛津毕业的、刚刚从美国转来剑桥的Peter Lipton，Peter看上去很年轻，衣着在系里是最formal的，非常干净整洁的衬衣，带Cufflink的那种，每天换一根颜色鲜艳的领带。Peter在我身上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我至今保留了他对我的论文的批改笔迹，以见证他对哲学教育事业的热诚。Jardine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亲和指数几乎为零，他长期主编的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是国际该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Simon Schaffer是系里的学术新锐，人非常聪明，而且记忆力惊人。他与Steven Shapin合著的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刚刚出版，在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引起轰动，该书为他们后来赢得了2005年的Erasmus Prize。Simon 还是一个性格非常率真的人，记得有一位剑桥本地的业余学者，仗着自己在数学和数学哲学领域的造诣，在提问的时候把一位来访的外地学者弄得下不了台，Simon 毫不客气地把这位本地学者给挡下来了。

这次在去剑桥，发现建筑和街道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某些商号易主了，比如King’s Parade上我过去经常去的一家古旧相机店现在变成卖古董画了，Market Hill周围的Eden Lily 变成了手机专卖店。Sainsbury还在哪个地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还是在Free School Lane, 房子原来是老Cavendish Lab的物理化学实验室。进到系里，发现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许多老师都还在，只是明显老了一些，毕竟过去了十五年；学生都是新的，一个都不认识。哪天首先是Simon Schaffer的讲座，讲的是库恩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Simon 讲话还是以前的那种夸张的腔调。下课休息的时候和Nick Jardine 聊了几句，他问我在中国教什么课程，我说“科学史”和“心灵哲学”，他的反应是，“What a strange combination.” Nick比以前和善多了。真是时间能改变一切。随后是Peter主持的研究生研讨班。Peter虽然看起来不算衰老，但是两鬓已经灰白。那天做Presentation的那位学生似乎学习不太用功，在Peter挤牙膏式的催促提示下才完成任务。回想当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主要因为是第一年在英语国家学习，语言有困难，让Peter担心，至少我的态度是认真的。4点以后的讲座，因为要赶回牛津的车，不可能听完，于是我提前一些出来，顺便去了Backs，就是剑河边上King’s College那一段。这个地方曾经被评为欧洲最美的地方，与牛津不同，剑桥的许多学院修建在河边上，剑桥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学。我算准了这个时候去拍摄夕阳下的King’s College Chapel正是时候。

这次去英国许多地方是故地重游。比如伦敦的National Gallery，我这次花了几乎一整天，仔细看下来，觉得很有感觉，似乎对绘画达到了某种理解。背后的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差不多就是一部英国历史。British Museum有明显变化，就是新修了一个很有美感的玻璃屋顶。这次去英国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种族歧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国力增强，名声提高；第二，自己的英语障碍小多了，对西方的东西更了解，与老外对得上话。

最后谈一下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期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这一期的主题是生命伦理学。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邱仁宗先生的倡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大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于2006年8月在北京承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医学伦理学已经成为全国医学院的必修课程。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已经得到生物和医学界的认可。邱老师长期担任我校的客座教授，并在我系招博士研究生，对我系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一期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各高校做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招生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广州的一些与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无关的学生也想来参加。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你们请的教师可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一类外教，都是英美大学的知名学者，教学质量非常高，学费又是如此之低，来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学习，即使是单纯为了学英语，也是非常合算的。

本期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同样师资阵容强大，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Dan Wikler 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伦理学与人口健康；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Jeff McMahan 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人的道德地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Mairi Levitt 博士，她的讲座题目是人类遗传学中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英国卡迪夫大学的Andrew Edgar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元医学伦理学。

本期教务长仍然是英方委员会主席，英国牛津大学Nick Bunnin博士。Wikler教授从机场一上车就很热情地和我讨论问题，我们都主张脑死亡，但是在克隆人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他主张克隆人，而且提出了非常好的论证。McMahan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老顽童，我们讨论到底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厉害，还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厉害？因为Rutgers的哲学系目前在美国名列前茅，我问了他关于Colin McGinn, Brian McLaughlin等人的情况。Rutgers实际上是New Jersey 的州立大学，New Jersey比较富裕，Rutgers用高薪聘请知名教授，所以Rutgers的哲学系在美国名列前茅。Levitt 博士带来了一个在大学学教育的女儿，一到武汉就自己出去旅游去了。Edgar教授带来了夫人和一个12岁的女儿，Edgar教授人非常nice，但是什么都听夫人的，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妻管严”。

最后两天照例是学生做论文，我们组织教师出去旅游，两位美国教授已经走了，去的是British Team。我们去的是武汉以北的木兰天池，木兰山和木兰湖。第一天上午是上木兰天池，天气非常热，照我们中国人看来就是一场折磨，他们似乎很习惯。西方人一般都是周末开车到国家公园，然后带上水去走Trail，目的是锻炼、出汗、呼吸新鲜空气、看风景，和我们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下午是上木兰山，一天上两座山，的确强度太大。当我告诉他们木兰山是Mulan的故乡的时候，Edgar教授的女儿特别兴奋。几年前Disney刚刚出了一个Mulan的动画片，西方的Feminism目前已经扩展到了小学教育，小女孩踢足球在美国特别时髦，所以Mulan一出来自然大受欢迎。晚上我们住在木兰湖中间的一个岛上，我们租了一套别墅。整个岛上没什么游客，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原因，好在屋里有空调，下湖里游泳也可以降温。第二天返回武汉的路上我们去了石碾村，虽然比较原始，没有丑陋的新建筑，但是还没有形成正规的旅游点，环境比较乱。Edgar教授对中国的稻田非常赶兴趣，拿着数码相机，不厌其烦地拍稻穗的特写。Edgar教授的女儿觉得中国南方的水牛很新鲜，想与水牛合影又害怕。总之，虽然武汉的天气比较热，大家还是很开心。

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因为学费太低，主办方一般都需要补贴。我校那次是国际交流处，在欧阳康老师的影响下，给我们批了一笔3万元的特殊资助，才将亏空填平。那笔钱实际上值4万多，因为国际交流处替我们订的房间是半价的。虽然是赔本的买卖，最赔本的恐怕还不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只赔一次，而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中方和英方组织人是年年赔。维持暑期学院的运作是需要奉献精神的，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英方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的Nick Bunnin博士。他实际上是动用自己在学界的个人关系邀请学者来暑期学院教学，这些老师据说都是没有报酬的，Nick也付不起报酬，我那次在牛津的三个月的奖学金是Nick从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和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两个部门才筹集到的，感觉非常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Nick 把这项工作坚持了二十年。正是出于对Nick的敬佩，我们学校在第十期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期间特意聘请Nick为我校的客座教授。

值得欣慰的是，所有这些努力和付出得到了丰富的回报。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英暑期哲学学院为中国哲学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其中比较容易追踪的是，历届暑期学院的第一名获得者大部分目前仍然活跃在中国哲学界，有些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比如胡新和、徐向东、李红等。有几期的暑期学院甚至改变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向，比如1992年第三期的“心的哲学和认知哲学”，几乎是首次将心灵哲学引入国内，带动了国内的一批学者开始从事心灵哲学的研究，高新民、唐热风等人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说学术是公器的话，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就是中国哲学界最重要的公器之一。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在中国具有非常高的声誉。正因如此，尽管明显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还是有那么多的大学争相主办中英暑期哲学学院。

在中英暑期哲学学院成立二十年之际，一方面我们应该回忆它的过去，纪念它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思考如何使它办得更好。如果暑期学院要长期运转下去，首先需要在国内和英美寻找有学术和财政资源的赞助人。据我所知，邱仁宗、江怡和Nick Bunnin 在这方面已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还有一个方面是继续提高暑期学院的教学效益。目前学员主要是研究生为主，应该鼓励更多的中青年教师参加学习。实际上参加这一类的学习，往往是专业和外语水平越高，收获越大。这里的困难在于，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太强，觉得与研究生在一起听课有些掉份。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值得思考。

原载：《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纪念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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