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启蒙”思潮影响下，马尔库塞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理解为，其凭借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将其内部的否定性因素转译为合理性表述，进而完成了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使社会处于封闭的异化状态。这种状态抑制了社会变革发生的可能，使得社会成员长期处于虚假幸福的单向度图景之中。同时这种物质的状态使得以往批判理论失效了。马尔库塞从转译的角度阐明社会批判理论超越单向度的现实困境，寻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新方案。然而，马尔库塞的这种认识本质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方向。他以批判理论对社会现状的主观判断为基础，将人只视为社会历史的被动质料，最终重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因此，基于唯物史观对马尔库塞“单向度”批判理论的审视与批判不能停顿。

关键词:马尔库塞  单向度  社会批判理论  唯物史观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重要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缔造者的马尔库塞，在久负盛名之作《单向度的人》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凭借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将其内部的否定性因素转译为合理性表述，进而完成了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使社会达到了完全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抑制了社会变革发生的可能，使人们长期处于虚假幸福的异化状态。在思考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问题，以及提供解决方案时，马尔库塞提出，丧失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发达工业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和哲学等诸多维度，通过技术合理性抑制矛盾并防止其激化，这种合理性控制解构了现存社会的一切否定性因素，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单向度”发展，以单向度展示的社会图景虽然是“富裕社会”,但更是一个“病态社会”。为此，即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满足其被摧毁的条件，却因其自身的绝对肯定性的特征，使发达工业社会仍能得以幸存。不幸的是，处于幸存语境中的社会批判理论却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批判作用，只能乌托邦式地期待无产阶级重新获得其阶级的总体性来解决这一困境。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译下的单向度社会图景

20世纪中期以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提升。以科技发展为根基的技术理性，改变了传统技术具有的手段和工具的中立特性，以日益提升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呈现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和增长速度超前，人们生活水平和标准大幅提升。科学技术以“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1)表达其合理性存在，科学技术转化为技术理性，并通过它实现人们生活的普遍富足和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的技术理性，成为控制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在政治领域技术理性把技术与政治合谋为极权主义的新方式，在经济领域技术理性使人们迷恋“虚假需要”的满足而享受“虚假幸福”,“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剥夺”②,现代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对人们形成了新的压抑与剥削。

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理性的筹划结果。筹划是“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它“涉及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概言之，筹划是特定社会形态依据其最初的历史因素生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随着它的不断展开，最终转化为依据该意识形态设计的实践事实，筹划本质上就是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历史的操纵实践。这种控制得以在物质性基础之上对全体社会成员发挥作用，得益于转译的实践，“转译可以消除深藏着的否定性”③。它消解掉了批判理论中表征的一切否定性因素，从而展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合理性转译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以完成：其一是理性意识的创制，即世界观的转译；其二是共相语言特殊化还原，即语言的转译。

(一) 世界观的转译

理性意识的创制是相对于以往的上帝崇拜或其他超验性崇拜而言的。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往的超验性崇拜的世界观被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所颠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依靠宗教批判的成就，详细阐述了以往的神学世界观的人学基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2),上帝是人对自身完满性幻想的产物。而科学及其所带来的技术展现了如同上帝般无所不能的、对自然和人的认识与改造能力。所谓中立的科学与技术在其诞生之时就向人们作出了承诺：随着它的发展，将逐渐赋予人以完满性的能力。这样，科学的完满性承诺代替了神学的完满性承诺，且前者的可视性、可体验性以及渐进性，使得社会成员产生更为“真实”的意识。普遍性的拜物教即“科学世界观”产生了。这种承诺及其所带来的逐渐舒适的生活，也就是物质的不断发展，使得对该社会的拒绝成为毫无基础的幻想，因为科学技术的完满性使得“想像具有科学的、理性的特征”⑤,想像本身已经被物化了，它以理性的神话天然拒斥任何其他神话。而当物成为了人的特性补充或实现，物与人的界限也就被渐渐模糊。对于主体来说，一切他者都成了功能性的客体，而主体自身也认可自身作为机械社会系统中的客体性。异化成为普遍现状，但因现代社会的成就，使得异化概念在人的意识中不再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3)。

科学技术及其背后的理性思维共同创制的合理化世界观，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控制着全体社会成员。尽管也有前理性意识的幸存，但它们无法再对现代理性产生任何冲击，所谓的天命或神意都被以概率论的形式解构掉了其原有的意义，而直接步入现代理性统治意识的成员，更是很难拥有对立性意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被完全局限于科学与技术之中，除了服从以科学的名义所构建起的整个社会组织形式及其管理之外，任何其他的否定性意识自身都成为了绝对的否定。

因此，对于科学的服从最终具化为对诸种科学产物的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的社会存在都成了具有永恒合理性的存在。这样，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符合科学理性的方法，科学的定义与定性才是唯一的，这样，整个社会都处于科学方法的操纵之下。既定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不断扩张其对自身价值的“本体性”价值承诺，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对自然的科学征服转向对人的科学征服。

当“信与不信”的价值判断被“科学不科学”的价值判断代替之后，科学与技术的承诺所给予的希望，尤其是科学对于管理所带来的苦难的解释，使得一切否定性的因素，都被纳入到肯定性的话语体系之中——苦难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了。这种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主自决建立了先决条件，因为实现个人真正的自主自决的目标表面上被等同于“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4),个体甘愿放弃自由而自愿接受社会的控制，对控制的反抗已不在自我意识之中。最终，人们逐渐失去主体地位，这种操纵以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到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控制着每个个体的各种需求与日常思维习惯。

(二) 语言的转译

共相语言的特殊化还原，在哲学层面主要体现为对概念的具体化定义，它“把概念忠实地转译成实际的行为、癖好和倾向的种种方式”②。在马尔库塞看来，“共相”在未经理性的转译之前是指“总体”,这种“总体”作为高于其组成个体的存在，发挥着与其组成部分截然不同的作用。“总体”无法被关于特殊实体的功能性转译所完全替代，这种不可转译的特性并非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的虚构性，“而是由于它是它们在既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发挥功用的具体的、客观的基础”,“它是决定个人生活的既定事态”,马尔库塞称之为“实体性共相”——“既从具体实体中抽象而来，又指称一种不同的实体”③,这是对黑格尔哲学中“具体的总体”的阐释(5)。共相的这种经验性起源使之具有开放性，可以为经验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就是对以往内容的否定性发展，使得总体本身具有了发展的潜能，换言之，“共相是作为按照其潜能来理解事物特殊状况的概念工具而出现的。”⑤

马尔库塞认为，与之相对的转译则取消了这种开放性，它把总体加以特殊化还原，以具体的功能与存在情境将共相分析为诸多的具体存在，使得共相的概念完全封闭了，这就以殊相的具体的肯定性解构了共相原有的否定性向度。

把这种对转译的哲学分析应用在社会历史之中，以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具体分析为例，比如，工人感到工资不足，会被还原理解为可能是由于家人生了重病，或与其他成员相比产生了落差感，那么可以依靠具体的福利制度，或价值分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面对那些不可还原的问题，则意味着超出了特定共同体。比如，整个工厂的工人普遍感到工资不足，这时候工人会认为，包括工厂在内的存在被更高的存在所包含，这种矛盾也就是工厂和工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一旦个人的不满脱离了普遍的不幸，一旦反对功能化的普遍概念被分解成特定所指，事例就变成了可以对付和容易驾驭的偶发 事件。”(6)这种 情形工人只能依赖技术理性来解决，在技术合理性语境中，人们对社会的真实情况无法做出正确认识与判断，无法转译的语言也被转译为可操作性、封闭性和单向度的虚幻语言。“……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 选择。”②在技术 与政治联合的极权式技术理性转译下，阶级矛盾不复存在，矛盾从阶级的类概念被统摄到个人困难的类概念之下了，它的增加也只是事物的量的增加，而不再具有新的“质变”的 可能。

转译对应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作为发达工业文明的这一事实，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与肯定性机制，它“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③,这成为它的绝对合理性的物质基础，排斥掉对它的所有的否定性可能。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需求的不断满足，物质的基础性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被普遍承认，因此只要现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利于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并且愈发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其批判性就越发缺失。在社会的合理性的表征下，一切人的活动都被纳入到它的组织形式之中。任何企图背离现存系统的可能性，都会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果所拒斥。

马尔库塞提出，从整个转译发生的过程来看，理性意识创制的成功决定了共相概念特殊化的必然性，意识决定语言，人们如何认识就会如何表述。当理性意识被确立后，语言就被这种世界观重新建构，以往的语言体系被视为落后的前现代因素而加以抛弃。语言哲学要求用逻辑分析来重释语言的转向，集中呈现理性意识对于语言的改造。同时，语言又是意识的表达形式，任何意识最终都不能脱离语言存在，意识的转译是通过宣传来完成的。世界观的转译与语言的转译作为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两种形式和方面，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体现，两者辩证的一体化完成了在世界观(强调理论理性)与生活意识(强调实践理性)中的全面转译，实现了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表征的“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人”的全面批判。

马尔库塞以“单向度”这一总体性概念，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达到了令人们忘却或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程度。这意味着，人们沉浸在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足生活的虚假消费中，被生产的消费品所束缚和驱使，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奴隶，人对异化应具有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消失殆尽，人在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同时，人的奴役性越发呈现和增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⑤,但它维持着现有的社会生活，也就维持着痛苦的永恒性。现存社会利用了以往作为先进事实发展中的理性因素，然后依靠被全面控制的传播媒介对其合理性进行本质上重复的宣传。而不断加强这种理性控制，使得所有矛盾依然被压抑到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因素之内，矛盾依然处于不可认知与理解的地位。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承诺依然在发挥着全面的社会控制作用，社会的“质”的变革被遏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痛苦仍然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名义强迫众人。

这样，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技术理性这种隐蔽的意识形态手段，在经济、政治和人的存在等层面实施全面控制，现存社会因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与创造性这种超越性维度，而成为仅剩认同性、肯定性和顺从性的单维度病态社会，发达工业文明下的人与社会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二、寻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新方案

当把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虚假需求”,转换为“虚假满足”从而确证自身存在时，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品和维护者。在人们与社会结成一体化和一致化的真实状态时，人们把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物质贫乏的改善与体力劳动的减轻使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无须举行抗议资产阶级的行动，社会矛盾不复存在，这一切皆因技术理性的全面控制。“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至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7)为此，马尔库塞提出，尽管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在消失，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白领化的无产阶级组成的现代工人阶级却在扩大，而且工人阶级被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在更为严重的异化状态中，人们沦为生产工具和机器的零件，成为失去灵魂、丧失人的本质又不自知的物品。

(一) 克服单向度状态的现实困境

马尔库塞以社会批判理论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理论根据社会已被利用的、尚未被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条件的能力来分析社会”②。它对“初始的选择”意义上展开的现实进行合理性评价，“拒绝把给定的事实领域当作有效性的决定语境，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的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被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③。概言之，就是哲学家在现存社会事实的否定性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替代性的历史筹划，“批判思想由于同作为它反映客体的给定社会相对立而成为历史意识，照此而论，它在本质上就是判断”④。

按照社会批判理论，摧毁一个历史的社会形态，只能从其内部要素进行由部分到整体的替换的量变，扬弃掉其中的不合理要素，保留进步性因素，最终完成社会形态转变的质变。这就不能要求直接进行世界观的替换，因为世界观作为意识的背景与总和，它的直接替换就意味着抛弃了作为整全的一切而陷入虚无。只能从突破语言转译的量变来完成质变，而语言转译的突破本质上是某一现象所表现出的否定性因素。从批判理论的这条路径出发，马尔库塞对否定性因素应彰显的领域进行阐释。

其一，机器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政治趋势逆转。“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自由的潜在基础”⑤,机器的进步使得生存资料的生产对人力的需要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被释放出来。

其二，作为“高层文化”的文学艺术中隐含的否定性向度。文学艺术对现实的讽刺性刻画是对现有事实存在的有意识超越，是对现实合理性的否定，他们与社会的不一致是其拥有真理的标志。

其三，现有体系非受益者的破坏性。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不同种族与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精神病患者，等等，他们得以存在的原因来源于法律和秩序对人的加害。他们开始拒绝参与政治秩序这一点，“可能标志着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8)。

马尔库塞不仅对现存的否定性因素的消弭与丧失导致的“单向度”成因进行批判，同时，为克服日益加重却不被人知的异化形式，马尔库塞进一步在批判视域下指出超越单向度的现实困境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机器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失业普遍化的趋势，使得在理性意识下被控制的工人会主动对抗这种进步。但是，国家的战争冲突状态又不断削弱这种对抗，最终在“战争即和平”的语境中，以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极权主义的方式继续对工人实现控制。

其二，“高层文化”以往的理想性被现代社会的现实性替代。想像本身已经被理性所控制，就如超现实主义对异化社会的反抗，最终都被商品形式所统一相类似一样(9),而多元主义“由于具有按照自己口味来同化一切异己说法的能力，此种话语领域可以提供最大可能的宽容与最大可能的统一相结合的前景”③,原本的反抗性的文字或艺术也仅仅只能成为爱好问题，它们甚至会被多元主义下的与它们地位相等的服从性文化制衡。

其三，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张使得社会的包容性不断增强，统治者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使得任何变革只剩下希望与愿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助由它制造的“操纵意识”——心理机构和本能结构，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对人的彻底统治。

根据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解决语言转译所依赖的是“实体性共相”的经验开放性，不断增加的经验对以往概念所涵盖的范围产生冲击。此时，对概念中已存事实的否定性因素才能不断呈现，从而获得诸多其他向度的可能性。当过去的“实体性共相”被以完全的功能性或特性重新定义以后，其概念就以绝对肯定性的姿态呈现，新的内容的增加只是不同存在的量的增加，而不是对已有内容的批判，功能性的定义成为永恒的唯一。因此，批判性理论失效了。如果还要坚持这条路径，社会批判理论需要打破这种封闭，重新以经验开放性的共相代替现状，重新恢复“具体的总体”的统摄性地位，借以发挥出它原本的作用。这本质上就是要以一种转译对抗已有的转译，它需要用一种自称的真实意识，去否定其所认知的现有的虚 假意识。

(二) 理论对恢复革命阶级作为“具体的总体”的重要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一体化”特征，使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已结为社会存在的一体。通过一体化技术机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给人们提供较高的物质享受之时，以“虚假需求和满足”使人们忘却和失去了独立的判断，彻底剥夺了人的自我存在，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品。这种“一体化”统治，导致无产阶级无法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马尔库塞尝试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下，对现代资本社会如何摆脱困境进行回应，这种回应本质上要求驱除理性转译的遮蔽，恢复被压迫阶级的主客体统一性，寻找否定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通过革命的新形式克服现存社会的“单向度”困境。

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有效可行的，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与阶级主体已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和满足新的革命需要。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以生死存亡的形式展开，这时的阶级矛盾尖锐到两个阶级间必须以暴力形式来完成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摄。这种社会存在是批判理论得以建立的经验根据，它从这些经验根据引出了内在可能性中所蕴含的解放的观念——“在其他情况下会被阻碍和歪曲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率以及才能及需要的发展”(10)。随着在市场机制之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不断为更多的人所共享，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经验基础逐渐消失。虽然在理论层面，社会批判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不再是历史替代性选择的充分 表达”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转译得到实践，都发挥着对资本主义绝对合理性的辩护作用。

对于以消费主义为主的现代资本主义来说，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批判理论需要应对现实的困境。一方面，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的经典革命理论已不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无论是就无法满足无产阶级生活需要所导致的“绝对贫困”而言，还是就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相对贫困”而言，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已基本消除了物质匮乏，物质生活的贫困已不再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因。这样，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阶级使命在现代资本主义也逐渐消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的消弭已不再成为思想武器。另一方面，社会批判理论应从总体上彻底拒绝极权主义社会，以新的生活方式克服单向度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就的“单向度”人与社会图景中，想要恢复被合理性的技术和意识形态所操控的人的自由个性与劳动本质，就要确定新的社会力量，以否定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③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舍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仍然是扬弃异化、根本改变被压抑社会的主体。

如何唤起社会新秩序创造者的觉醒，马尔库塞提出，要求恢复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具体的总体”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武装革命阶级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具体的、受真实事物的制约，理论本身的有效性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的产物。它既强调现存社会历史的规范性作用，又从现存事实的肯定性事实中寻找否定性因素，进而对现存社会进行解构。同时，马尔库塞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辩证思想把‘是’和‘应当’之间的批判性张力首先理解为与‘存在’自身结构相关的本体论状况。然而，对这一‘存在’状态的认识——它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意欲成为一种具体实践”④,这创造了一种新的逻辑筹划，“存在”自身的本体论结构要求它必须以实践的形式展开，也就是真理只在人的言语和行为的实践中得到实现，为此，真理存在于实践之前。

马尔库塞认为，理论自身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在于如下几点。“(1)超越性筹划必须与在已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上开展出来的实际可能性相一致。(2)超越性筹划要否证既定的总体，就必须在三个方面证明自己具有更高的合理性——(a)它对文明的生产成就提供保存和改进的前景；(b)它以它的结构、基本趋势和关系为准绳来规定既定的总体；(c)在为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机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它的实现为实存的和解提供更大的机会。”⑤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理论有权去做判断，需要的真假的评判尺度都是历史性的，它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对虚假意识的突破需要个人去判断，但这些个人必须是摆脱了控制意识的个体。这就要求已接受语言转译的个体自然地突破转译。如果控制无法摆脱，真与假的区分标准就丧失了。批判理论在做出真假意识的区分程度上就已经成为了关于法庭的法庭，而“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1)。

马尔库塞对于批判理论的价值与失效之间张力的阐述，表征了他将所有的希望仍寄托于被压迫阶级的非现实性的努力，必将是极低概率地超越技术理性的控制，社会变革的希望与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注定沦落为“弥赛亚”的寄托，只是乌托邦的向往与纯粹的希望。

三、基于唯物史观的审视与批判

马尔库塞针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变化形成的理论思考，与一些西方学者构成了否认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单向度”批判之维，这一维度是借助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尝试建构的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为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实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同时，由于马尔库塞不能科学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力量和解放路径上，尽管提出了颇具深意和新颖的理论判断，但却无法走出主观激进有余而改造现实力度不足的乌托邦式的结局。因此，需要以唯物史观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批判理论进行审视，把握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图景的科学指导。

(一) 透视“单向度”理论的实质

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深刻研究，具有明显的卢卡奇—阿多诺一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启蒙”的基底(12)。他们提出的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批判——对于科技理性的批判，要求反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操纵。这个成就是具有进步性的，它们继承了辩证法内涵的否定之维，也使得他们的理论在解释世界的路径上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尽管只是对于表象的认识。但当问题涉及到改变世界的路径，正如上文的分析，马尔库塞偏离了唯物辩证法对于历史动因的认识，而过于重视批判理论本身的指导性作用，企图以一种超历史的视角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预测与引导，而当矛盾无法以质变的形式来呈现时，也即现有的社会保持着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之时，社会自然就封闭了，此时对质变的期待只能是作为纯粹的幻想。马尔库塞只是在观念论的意义上要求超越科技理性与形式逻辑的既定领域，而没有在唯物史观的、也就是社会实践的意义上摆脱它们的控制。

这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每一个体的社会行为的观察就可以得到验证。即使科技理性的操纵使得一切困难被以幸福生活的名义所表述，但这种痛苦在个体的身体与心灵上毕竟是真实的，夜以继日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以及由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无聊无奈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人们毕竟需要各种形式去疏解这种体制性的压抑，但是科技理性却对这种压抑带来合理性标准。随着个人消费观念的不断开放、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多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人的自由被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正是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传统的道德与习俗在不断地更新，这使得在多元主义的视角下，个人任何领域的任何倾向都可以成为消遣的爱好，因为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之下的工资获取是不可拒绝的，这是共识的所谓“服从性”的基础。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确实消弭了，但这种行为本身也在解构着这一社会经济体系。例如，传统两性观念与生育观念的瓦解本身在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尤其是人自身的再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网络空间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精神活动都呈现出原子化趋势。在这种事实下，共同体似乎只是自我生活的背景，尽管我们对它产生失望和逃离，仍然不能打断服从于它的总体秩序所展开的生活——雇佣劳动。当日常压抑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了生存性的痛苦，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的需要逻辑已经不再完全相符，就会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以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方式进行思考和实践，即使人们仍然被商品社会所统摄和控制。

据此可知，马尔库塞不断强调批判理论对于突破现实困境的重要作用，即强调“历史的筹划”,它只要求对“具体的总体”进行改动，这依然是在纯粹观念的意义上来谈论社会历史，尽管他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规范性的阐释来摆脱现实困境。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幸存本身就是他的主观预设，是他从现存社会的人的存在状态出发作出的推测，并加以道德价值的判断。他的哲学框架——批判理论只能在尖锐矛盾下生效，正是因为理论家们只是做了判断，而“不知道把这种矛盾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或保持其无片面性”(13)。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实践本身就是以矛盾的状态所展现，当矛盾表面上被消弭之后，批判理论便失去了认识实践的能力，而只能认识意识形态的表象，表象呈现出肯定性，现实也就失去了否定性。它的哲学理论，关于“具体的总体”的概念开放性，在抛弃了实践的决定性之后，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本身也只是语言的游戏。因此，马尔库塞只是在形式上去契合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而没有对现实的实践进行考察。

(二) 未曾停顿的批判

马克思的哲学成就实现了历史观的彻底更新与伟大变革，历史规律的运动是客观的，同时离不开人的运动。这种理论判断中的实践并不特指某一次暴力革命或政治革命这种历史事件的显著活动，而在特定历史框架下更侧重人的日常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正是大多数民众在社会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既定“服从性”行为的否定，才是改变社会形态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否定性的行为之中就包含了扬弃和发展的要素，所谓“质”的变革才完成形式上的最后一跃和内容上的“否定之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产阶级为了盈利而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剥削，但当无产阶级的收入过低时就会严重抑制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体现，这个过程正是以日常生活的过程来展开。这才是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矛盾只有在此岸积聚，才能打开通向彼岸世界的向度。

在这种理解下，未来不是任何社会批判理论下的“替代性选择的筹划”,历史只是人的“类”实践本身，它具有通过过程性而呈现的唯一性与必然性，社会的否定性因素统一于现有的肯定性因素。

人的实践行为必须有一个观念上的起源，这给予意识形态控制、也即某一英雄人物或团体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但一个人的超历史性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超历史性，这种由个体引发的观念上的超历史性，一旦违背社会物质条件就必然导致其物质活动上的失败，尽管在历史叙述中它以悲情叙事呈现。这也就是说经验历史很可能给了我们误导，使每个人在历史观上都以基督教的希望与信仰的形式来看待历史的展开，期待就意味着可被替代。唯物史观破除了这种误导，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的内在变革在实践的意义上才得以体现，而不再是对超越历史的乌托邦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的旧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是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本身。理论的批判性本质上来源于实践的批判性因素，而实践的批判性只是由于实践本身，并不是因为理论的指导，理论最多只能加快揭示出它的批判性。唯物史观对历史的批判也就是历史自身的否定性因素，在现有的社会实践的绝对合理性中表征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因素，单向度只是表面的，社会内部的批判从未停滞。

由于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只注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消费控制、爱欲压抑和生态危机等对人性进行摧残，从而导致单向度的人和社会，彰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性与压抑性实质。尽管马尔库塞的思想不乏真知与睿见，但其人本主义的理论旨归，最终做不到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把握。马尔库塞忽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以科学的经济分析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这样的否定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现实和科学的。马尔库塞自以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人性异化的新理解，不过是马克思早年异化理论的续写而已，其将消除社会控制和压抑、摧残人性的路径选择归结为人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本能等主观因素。所以，其社会批判理论扭转和违背了唯物史观的方向。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于一种幸存性理解，这首先强调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达，以此为基础整个转译操纵才得以可能。这也就是说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似乎是失效了。

显而易见，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超越性，它除了在内容上因社会事实所带来的进步性，以及对于现实否定性因素的愤怒之外，并未在本质层面超越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并且马尔库塞忽视人“类”的主体作用，而只凸显批判理论的重要性，不过是对于现实不合理之处的“替代性方案”。

而关于对现状的愤怒，可以说愤怒在每一个这样弊病持续存在的社会都是常态，“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那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14)。批判理论这种愤怒只是披着新哲学的外衣出现罢了。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哲学对事实分析的指导性与有效性，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去重复“费尔巴哈的错误”。社会历史的单向度只是形式上的单向度，只是批判理论的单向度，而实践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从未停顿。

【注释】

(1) ②③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124页;第3页;第180页;第20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页。

(3)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一节中有关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扩大的阶段的讨论,指出最终道德与心灵都被作为以货币的形式在市场中交换的东西。这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4) ②③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211页;第172页;第175页;第181页。

(5)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30—33页。该书导言中关于具体与抽象的辨析认为,精神的运动就是整体,“整体的就是具体”,精神的运动构成现象(定在)的本质,发挥着如定在一般的作用,而非仅仅作为经验事物的抽象概念存在。

(6) ②③④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94页;第3—4页;导言第1页;第29—30页;第6页。

(7) ②③④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9—10页;导言第2页;导言第3页;第85页;第5页。

(8) ③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215页;第77页。

(9)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第28页。第一章第九节关于超现实主义艺术流派的讨论指出,“它起初具有一定的颠覆性,但后来反被各种有效的手法——注释、译注、评论、传说与公共宣传,等等——所吸纳”,最终这种本来目的的否定性被肯定性所重新阐释了。

(10) ②③④⑤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213页;第213页;第215页;第113页;第185—186页。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7页。

(12)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谈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科学所构建的孤立的“事实”或“事实群”使人们产生关于资本社会的存在的永恒性理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启蒙理性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以对现代性的压抑问题阐释了理性思维被普遍确立的必然性,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提供了基础。

(1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页。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158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