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研究以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叙述理学的演变是从朱子开始的。对照学界关于理学的诸种分系说，我们可以把蒙培元先生关于理学演变的历史概括为“一系三支”说。“一系”就是朱子系，理学后来的演变都是朱子哲学内部矛盾演化的结果。“三支”即心学派、气学派和正统派。尤其是后来的心学和气学两大流派都是从朱子哲学中演变而来，而且最终走向了朱子哲学的对立面。蒙先生的这个看法进一步确立了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枢纽地位。在理学研究中，蒙培元先生将朱子看得最高、最重。

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宋明理学研究中，蒙培元先生起到过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蒙先生于 80 年代出版的《理学的演变》和《理学范畴系统》这两部著作既是他的成名作和立身之作，同时蒙先生也通过宋明理学史的研究而进入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哲学建构，他之后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进一步提出的心灵哲学、情感哲学、生态哲学等思想，都是建立在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基石之上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蒙先生的这两部著作不但体现了 80 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同时也为后来的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蒙培元先生为推动、深化宋明理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于蒙培元先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关注蒙先生提出的心灵境界、情感与理性等问题，但对于蒙先生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贡献，则多是一些宏观性的概述，[1]少有具体深入的讨论。本文以蒙培元先生的宋明理学史为中心，尤其是以蒙先生关于朱子哲学的研究为核心，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讨论蒙先生对于理学研究的学术贡献。我们希望通过对蒙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的梳理，不但可以凸显蒙先生的学术创见，而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蒙先生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思想发展历程。这对于全面理解蒙培元先生的哲学思想，学习蒙培元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朱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蒙培元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是蒙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是一部理学史的著作，又是一部特殊的理学史的著作。所谓的“特殊”，是因为这部书讲理学的演变，是从朱熹开始的这就表明了蒙先生对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蒙培元先生于2006年在《理学的演变》一书的“再版后记”中说：“在我看来，朱熹理学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全部成果，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其内在张力。而南宋以后的理学，无不与朱熹有关。正是在朱熹之后，理学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化与演变。这当然不是说，后来的理学发展，与北宋的理学家毫无关系，而是说，后期理学家们的理论学说，无不是经过朱熹理学这个环节而提出的，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是从朱熹理学的体系脱胎而来的。”[2]蒙先生还承认，从朱熹开始讲理学的演变，是他一直没有改变的学术观点。

新版的《理学的演变》还增加了一个“绪论”，标题是“论理学形成三阶段”，这其实是蒙先生于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晋阳学刊》1986年第二期)。蒙先生将这篇文章收作“绪论”，说明这篇文章当中的观点可以代表他一贯的看法。在这个绪论当中，蒙先生简要地叙述了理学产生、形成的三个阶段。他认为，理学作为一种延续达七百多年的哲学思潮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形成时期。具体来说，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是理学的发端时期，代表人物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北宋初期为理学的开创时期，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北宋中期为理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理学派别和理学家，主要以“北宋五子”为代表。这说明，理学的发端、开创和形成时期，同时也是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和新儒学的产生时期。在这个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北宋建立以来理学的开创时期和形成时期内，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学家和理学家。这些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融合，最终融汇为南宋时期的朱熹理学。蒙先生指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绝不仅仅是继承和发展了二程，他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可说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朱熹哲学虽以二程为基础，却同二程有很大区别。对于理学来说，朱熹所从事的绝不只是绍述，更重要的是创造。”[3]

具体来说，第一，朱熹把二程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吸收并容纳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第二，朱熹批判地吸收了张载的气化学说，第一次全面地讨论了理气关系，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在这一点上比二程要完备得多。第三，朱熹继承、发展和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提出“太极阴阳”说，把太极解释成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这就大大发展了二程的“天下只是一个理”的思想，并克服了二程只侧重于人伦道德之理的局限性，把太极之理说成是整个自然和社会的精神本体，并且建立了理有层次的“理一分殊”学说。第四，朱熹批判继承了邵雍思想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和“元会运世”的历史哲学，同时也大量吸收了邵雍的易学思想。第五，朱熹和谐地吸收了佛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又坚持了儒家的立场，从理论上批判了佛学。

总之，朱熹哲学，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二程，它是对理学思想的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为“集大成者”，成为理学的代表人物。所谓集大成，绝不是简单地兼收并蓄，将各家思想拼凑在一起，而是经过批判、改造和扬弃，把各种思想加以锻造，融为一体，构造出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用最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无不出于先儒，但却是他自己在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密的力量创造的结果。[4]

朱熹之所以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的理学思想综合了北宋以来周、张、二程等人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看法。如钱穆先生，就是从学术传承融合的角度说明朱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5]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朱喜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但同样承袭了学界普遍的看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蒙先生是通过梳理理学演变的历程、建立理学的分系说，进一步确立了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枢纽地位的。

二、理学的分系——“一系三支”说

理学作为一个延续数百年、跨越几个王朝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内部派系林立，错综复杂。传统上就认为，理学内部有濂、洛、关、闽等不同的派系。传统的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分列出了诸多不同谱系的学术派别。一般认为，广义的理学有“理学”和“心学”的区分，或“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对立。尽管很多学者指出，用“理学”和“心学”作为区分宋明理学派别的专有术语有很多问题，但作为一种通用的术语，大家也都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达到划分理学派别的目的。

尽管对于宋明理学的分系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分系的标准也因人而异，但对于如此庞大的思想体系，分系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对理学内部做出适当的划分，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住理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学理的异同。在现代学术史上，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理学的分系，主要是“三系说”。在大陆学界有影响的是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三系说”。张岱年先生在早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就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根论“最显著者有三:一是理则，二是气体，三是心”。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本根”而形成三种关于本根的学说:“以理则为本根者，即是道论与唯理论或理气论;以气为本根者即是太极论与气论;以心为本根者，即是主观唯心论。”[6]依这三种有关本根的学说，也可以把宋明理学划分为三系。张岱年先生后来又进一步总结说:

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多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两大学派，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我在此书(即《中国哲学大纲》)中首次提出:自宋至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之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颜元、戴震的学说。这一论点到近年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承认了。[7]

根据张岱年先生的“三系说”，宋明理学可以区分为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这个看法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如李存山先生《中国传统哲学纲要》就依据张岱年先生的看法，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本论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本论。[8]与此相对照的是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另外一种“三系说”。按照牟先生的划分，三系一为五峰山系。这一系统承濂溪、横渠而至明道之圆教模型而开出。此系统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二为象山、阳明系。此系以《论》《孟》摄《易传》《中庸》，而以《论》《孟》为主。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伸展。三为伊川、朱子系。此系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此系所讲的道体、性体浓缩为一本体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工夫的落实处在格物致知。

牟宗三先生还认为，此三系又可以合并为两系。五峰、戢山系与象山、阳明系都是以《论》《孟》《易》《庸》为标准，二者立足点不一样，但可以会通为一大系。此一大系又称为“纵贯系统”。伊川、朱子系为“横摄系统”。“故终于是两系。前者是宋、明儒之大宗，亦合先秦儒家之古义：后者是旁枝，乃另开一传统者。”[9]

比较这两个影响甚大的“三系说”，牟先生理论的特点之一是突出表彰了明道——五峰——戢山一系，而以伊川、朱子一系即程朱理学为歧出“别子为宗”。这是牟先生重视心学的直接体现。同时，在他的系统中抹杀了气论一派，以刘宗周为理学的终结，这也就否定了王夫之的地位。这种看法是大陆学者不能接受的。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三系中则重点表彰了从张载经罗钦顺、王廷相至戴震的气学传统。这也是两个“三系说”的重要区别之处。

近年来还有向世陵先生提出的“四系说”。这就是在一般所认为的理学气学、心学之外，再加上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性学”。按照向老师的看法”四系说”的提出“目的在弥补两大三系说或漏掉性学或否定气学的不足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和更恰当地解释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发展”。[10]

以上对宋明理学的各种类型的分系说，各有依据。不同的分系说也体现了对理学的不同理解，以及分系者自身的哲学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研究理学的诸种分系说是有学术价值的。蒙培元先生没有明确对理学的分系提出看法，但是在他的论著当中又明显地体现了理学分系的看法。如果对照学术史上对理学分系不同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蒙培元先生的观点概括为“一系三支”说。蒙先生的分系说与学术界已有的诸种分系说既不相同，但又有或多或少的学术关联。我们将蒙先生的“一系三支”说与学界已有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比较，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蒙先生对于理学研究的特点、思路，同时也能更加恰当地评价蒙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研究的贡献。

所谓“一系”就是朱子系。蒙培元先生讲理学的演变，就是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也就是从南宋直至清代中期六七百年时间内，理学的发展演变在本质上都是朱子学内部不同因素向不同方向的发展。蒙先生认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首先就是他综合融合、汇通了北宋以来不同思想倾向的不同学派，把张载、二程、周敦颐、邵雍等人的重理、重气、重心的不同思想，以及佛道二教的思想融合贯通而形成一个完整、庞大思想体系。而南宋以后理学的发展，都是朱子学内部不同思想倾向的发展。蒙先生在晚年还坚持认为，他在数十年的理学研究过程中，很多看法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理学如何演变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始终未变。我既不是从北宋的不同学派开始，也不是从理学奠基人二程开始，而是从南宋的朱熹开始，讲理学的历史演变”[11]。在蒙先生看来，朱熹综罗百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之后理学的发展都是朱熹理学不同层面的发展。由此可见蒙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是将朱熹的地位提升到了理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上。

所谓“三支”，就是朱熹之后理学在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气学派和心学派，都是从朱熹哲学中发展而来的，其根源都在于朱熹哲学内部所蕴含的矛盾，这是其思想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朱子后学中，从南宋的陈淳等人开始，历代都存在一个庞大的坚持朱子学立场、捍卫朱子学正统地位的正统派。只是因为他们重在传承朱熹哲学，且墨守成规，少有思想的创新，因此在理学史的研究中不受重视，也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但其实，即使像陈淳、元代的许衡和许谦、清代的李光地等朱子学的嫡派，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也都对朱子学有一些发展或改造。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研究重在发掘对朱熹哲学的发挥、创新，重在理学的演变，因此他没有将这个正统派算在朱熹理学演变的范围内。但整体上来看，传承朱熹哲学的正统派，原则上坚持朱熹哲学中的理气观、格物致知论的传承派，也应算作是朱熹之后理学中的一个派别。蒙培元先生说，在朱熹之后，他的“哲学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发展，继承这一思想的是理学的正统派，他们在理论上没有什么贡献。二是向心学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从南宋末年到明中期，这一派占了很大势力。三是向唯物主义转化，这一派是理学的批判者，他们对朱熹理学体系进行长期的批判和改造，终于发展出唯物主义哲学”[12]。

在朱熹哲学的演变中，真正具有思想意义的是向心学和气学这两个方向的发展。在朱子的后学中，真德秀、魏了翁就发挥了朱熹心学的思想，是朱熹哲学向心学演变的一个环节。宋元之际的吴澄是主张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也反映了朱熹哲学向心学发展的趋势。明代的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则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心学思想。至王阳明则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者，也是心学集大成者。朱熹哲学经过长期演变，到王守仁终于完成心学体系，从朱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13]蒙先生认为，在朱熹哲学中一直就存在“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朱熹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个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但是在朱熹后学中，“一直存在着向心学发展的思潮，由小到大由微到显，最后终于冲破朱熹哲学体系，建立心学体系”[14]。

朱子后学中，黄震、文天祥等人发挥了朱子的气学思想，是朱熹哲学向唯物论方向发展的重要环节。明代的薛瑄以及罗钦顺、王廷相则进一步改造了理学，将朱熹哲学进一步推向了气学发展的方向。他们都是从朱熹到王夫之之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蒙培元先生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经过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批判改造，逐渐形成了一股唯物主义思潮，到明清之际，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出现了对理学的总批判、总清算。这一批判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夫之。“王夫之是理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完成了一个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同朱熹的理学体系相对立。但是王夫之哲学，又是从朱熹哲学中演变、分化出来的。”[15]

蒙培元先生认为，王夫之把理学的批判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对理学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但他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王夫之以后，这个批判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有很多史学家继续了王夫之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深入批判。其中有突出贡献者是颜元和戴震。他们尽管在理论上没有达到王夫之那样的理论深度，但他们批判的锋芒更加锐利，问题更加集中，尤其是在人性论问题上超过了王夫之，并克服了王夫之的某些理论局限。蒙先生高度评价了戴震的思想，尤其是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特点。“在理学的长期演变中，没有一位思想家像戴震这样尖锐而深刻地揭露、批判理学是‘祸斯民’；也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戴震这样，对理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之辩公开提出控诉，并指出这是“以理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式宣告了理学的终结。”[16]

以往学者的理学分系说，尽管观点看法不一，但不同的分系分派都还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培元先生的理论也是如此。一方面，从横的方向来看，或者说从演变的“理论模型”来看，蒙培元先生重点研究了朱熹哲学向心学和气学的两个方面的演化，而且演变的结果都是突破了朱熹哲学的框架，走到了朱熹哲学的反面。另一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或者说从历史的演化来看，蒙先生又认为理学的演变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南宋末期，这个阶段以解释、发挥朱熹哲学的方式，表现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代表心学思想倾向的有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他们着重发挥了朱熹的心本论；代表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有黄震、文天祥等人，他们在道气等问题上，初步改造了朱熹哲学。

第二个阶段是元代。这个时期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以许衡、吴澄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朱熹哲学中的心学思想，提出了一条向内发展的心学路线。刘因、许谦等人则坚持了朱熹哲学中“格物致知”等外向发展的方向。

第三个阶段是明朝初年。朱熹哲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吴与弼、陈献章终于把朱熹哲学发展为心学理论。薛瑄等人则开始解决朱熹哲学重理气论的矛盾，初步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

第四个阶段是明朝中期。朱熹哲学正好分化为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一条发展为王阳明心学，另一条分化出罗钦顺、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

第五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是明末到清中期。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出现，开始了对理学的总批判。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理学家，全面总结和清算了朱熹哲学，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颜元、戴震等人继续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宣告了理学的终结。李光地等人编纂了《性理精义》等理学著作，代表了维护朱熹哲学的一方，但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理学终于变成了“僵尸”，停止了发展。

由此可见，蒙培元先生将理学七百多年纷繁复杂、千门万户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用“一系三支”说加以统领，同时又按理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将理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时期，叙述了理学从演变到终结的历史过程。这样，纵横相错，将理学七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中。由此可见，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研究，是以朱熹为枢纽，建立起来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

三、“一系三支”说的分析与评价

很明显，蒙培元先生对于宋明理学所持的“一系三支”说，与学术界已有的诸种理学分系说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比较完整地体现出蒙先生于理学及其发展演变的总的看法。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评价蒙先生的这看法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蒙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要建立理学的“一系说”，有两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必须解决。其一，关于二程思想的异同。对理学的不同划分都是建立在二程思想有很大的甚至本质的区别之上的，这是现代理学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看法。如冯友兰先生指出：“(二程)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但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之二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三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17]后来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依然坚持这个看法，认为二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哲学思想，而程颢的哲学思想，则为’陆王’所继承、发展”[18]。按照冯先生的看法，二程在重心还是重理方面就有根本的不同，这才导致了后来理学和心学的区别和对立。冯先生直到晚年还认为，对二程的分疏是他一直引以为豪、一生不变的两个观点之一。[19]张岱年先生则指出:“(理学)到南宋时，遂分裂为二大派。一派宗小程，以居敬穷理为宗旨，其首领是朱熹。一派则发挥大程的思想，主张发明本心，首领是陆九渊。”[20]张岱年先生认为二程思想有同有异但他并没有将二者思想的差异直接挂在“本根”论上心与理的差别上，因此心学与理学的对立就是二程后学发展、改造的结果。这是他和冯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的地方。

整体上来看，二程兄弟的思想开启了后世心学和理学两大流派，这是很多学者都赞同的看法。牟宗三先生的三系说也包含了这个看法。蒙培元先生认为理学是一系，突出了朱熹的地位，因此对于很多学者所认可的二程兄弟开启后世心学和理学两大流派的看法就不能认同。蒙先生认为，二程的思想倾向的确有所不同，比如程颐强调理气、道器相分，而程颖则强调二者相即。程颐强调理是客观精神，程颢则强调“心即理”，主张“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一体”，着重内外合一之学。但这些不同只是枝节问题，二程的思想整体上是一致的。而且，他们思想内部的差异、区别也都融合在了朱熹的哲学思想当中了。因此，二程思想的差异就不足以导致后世理学的分派与分系。

其二，朱陆关系。历来研究、分判朱陆异同的学者，都有一个思想前提，即将朱熹思想和陆九渊的思想看作并列的两个类型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理学内部并列的两大流派。因此，如将理学看作“一系”，朱、陆思想之关系也是一个必须严肃审视的问题。

蒙培元先生指出，朱熹哲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但同时他又很重视心的作用。“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但不是它的归宿。朱熹不是简单地回到天理而是把理安置在人的心中。通过穷理尽性，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才是他的哲学的最终目的。因此，理学又叫做性命之学或心性之学。朱熹的心性论，实以心为主而不是以理为主。”[21]按照蒙先生的理解，朱熹的思想中就蕴含着心学思想的因素。在心性问题上，朱熹和陆九渊一样，都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朱熹除了心性为一的思想之外还认为心性之间又有区别，而陆九渊则认为心性之间没有区别，“只是一般物事”。这又是他们思想的不同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由于朱熹哲学中理本论和心本论之间的矛盾，“从理本论发展到心本论，是朱熹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22]。也就是说，尽管朱陆之间在哲学思想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和分歧，但这些差异和分歧都可以统收在朱子学的内部，陆九渊的思想不构成和朱熹并列且对立的一派，而且心学的发展也是朱子哲学中固有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这样，象山学以及整个心学就只能是朱熹哲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支派。这也就从理论上杜绝了将(狭义的)理学和心学二分的倾向，是建立理学“一系说”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支点。

第二，蒙培元先生以“一系三支”说为统领，为理学的发展演变建立了个完整的体系。理学纵横数百年，根深叶茂，头绪甚多。古今各种对于理学的分系说，都是试图为理学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思想、学术谱系，为解释理学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思想框架。因此，比较、衡量诸种分系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理论框架的完整性、严密性和解释的普遍性。

其实，为中国古代哲学梳理出一个清晰、普遍的系统，建立一个解释有效的理论框架，这是自中国哲学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追求的目标。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的“绪论”中就针对所谓“中国哲学无系统”的看法做了辩解，指出“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23]如果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要求，蒙培元先生正是从理学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梳理出其中蕴含的“实质的系统”。在《理学范畴系统》一书的开篇，蒙先生就说：“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有一个完整的范畴系统。”[24]在此书的“重印自序”中，蒙先生进一步指出，尽管“范畴”这一术语来自西方哲学，但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系统。“中国哲学，特别是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宋明理学，并不看重每一范畴的独立意义及其分析，而是重视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蒙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对理学范畴做了系统的梳理，建构出一个完备的理学范畴体系。《理学的演变》和《理学范畴系统》两部著作，前者侧重于历史，后者着眼于理论，但都为错综复杂的理学整理出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备的系统。这是蒙先生对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三，与学界普遍流行的理学二系说、三系说甚至四系说相比，蒙先生的“一系三支说”有些特别。其实，若仅从形式上来看，劳思光先生的理学”一系三型说”和蒙先生的看法有些类似之处。劳思光先生的“一系说”，就是在认清宋明理学内部各家各派区别的基础之上，将整个宋明理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通过一发展演变之动态观，以安顿此种种差异于一整体过程中。换言之，学说之差异皆视为整体过程中之阶段特征”。[25]

尽管劳思光对于理学持一种整体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对理学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是以恢复孔孟之学为衡定理学之依据，以距离这个目标的远近程度作为判断理论成熟度的依据。在这个整体之内，依据他划定的理论标准将理学分为“天道观”、“本性论”与“心性论”三个类型，“此三型平铺观之，或可作为‘三系说’之依据；但就理论效力而言，则前两者皆不足自立，必归于第三型”。[26]依劳思光的看法，周、张属于第一型，距离孔孟原旨最远，程、朱属于第二型，而陆、王则属于第三型，最接近孔孟原旨。按照历史发展阶段而论，理学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周、张为代表，其理论特征是以“天”为主要观念，混合了形上学及宇宙论以建构其哲学系统。第二阶段以程朱为代表，其理论特征是以“性”或“理”为主要观念，淘洗了宇宙论成分而保留了形上学成分。第三阶段以陆王为代表，以“心”或“知”为主要观念，肯定“主体性”，建立了心性论形态之哲学系统。劳思光认为，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朱熹尽管很特殊，是综合了理学发展前两个阶段的思想家，但在他所划定的理学发展脉络中，朱熹依然属于第二阶段。

在劳思光看来，理学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一系”。但在这个“一系”内部，又有三个类型和三个阶段，且这三个阶段是递进的发展。理学的发展最终以陆王心学一派最接近孔孟儒学之旨，是理学发展的最高形态。王阳明完成了宋明儒学以复归孔孟为宗旨之儒学运动。

蒙先生和劳先生的这两个“一系说”，尽管表面看来有一些类似之处都是将理学看作一个整体，但在这个整体内部，又有很大的不同。蒙先生以朱子为枢纽，朱子之后的理学演变过程中有并列的三支；劳思光先生则认为，理学的“一系”内部有三个不同的递进发展阶段，且以阳明为理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三支”和“三型”虽然在形式上也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二者除了并列与递进的区别之外，本质的不同是对于理学的终结理解有差别。劳思光尽管在思想上和新儒家有一些不同，但他还是受到牟宗三的影响，推崇阳明学，他以阳明作为理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完成了新儒学的复兴运动。劳思光先生的理学体系基本排除了气学一派的影响和地位，这是包括蒙先生在内的大陆学者所不能接受的。蒙培元先生受自张岱年先生以来表彰气学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学术界重视发掘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力表彰理学中的气学一派，认为气学一派的思想根源于朱熹思想中理气观的矛盾，并且以王夫之作为气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理学的终结者。这也是蒙先生的“三支说”与劳思光的“三型说”、牟宗三的“三系说”的根本不同。

除此之外，在80年代以来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的“两期三段说”也是关于理学分系的重要一种看法。蒙培元先生作为冯先生的学生，他的看法表面看来和冯先生不同，但实质上也有很多的相似相通之处。冯先生的所谓“两期”，即理学(冯先生称为道学)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三段”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黑格尔式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与冯友兰先生的看法相比，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都是突出了朱熹的重要性。冯友兰先生认为，朱熹哲学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从三段法的发展阶段，前一段落的否定之否定，就是后一段落的肯定。朱熹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到了道学后期就成为肯定了。”[27]朱熹哲学是前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同时又是后期道学的肯定阶段，承前启后。而且朱熹之后理学的发展，按冯友兰先生的理解，也就是对朱熹哲学的否定过程。这些思想和蒙培元先生对理学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冯先生认为，在后期，王夫之是否定之否定，他是后期道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全部道学的集大成者。而蒙培元先生则认为，王夫之“是对朱熹理学的一次批判性总结”[28]，同时是理学之终结。蒙先生尽管也高度评价了王夫之的思想，但并没有将王夫之提升到理学集大成者的地位。理学的集大成者依然是朱熹。如果按照冯先生经常用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三段式，蒙先生的理学演变阶段应是，朱熹是肯定阶段，王夫之(包括戴震)是否定阶段，而否定之否定则应当是近代启蒙思想了。这一点蒙先生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尽管他多次提到王夫之思想中具有启蒙思想的因素，但从他的整体思想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这个结论来。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蒙培元先生的宋明理学是以朱子哲学为核心的。他将朱子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尤其是通过他独具特色的“分系”说，进一步确立了朱子在理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在理学研究中，可以说蒙培元先生将朱子看得最高、最重。

蒙先生在晚年又回到了理学与哲学史的研究，并于2010年出版了《朱熹哲学十论》。这部著作着重探讨了朱子哲学中的十个重点问题，包括“怎样注解四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理气论”“如何理解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存在与价值能统一吗？——‘所以然’与’所当然’之说”“心是什么?——心体用说”“情感与理性对立吗？——‘心统性情’说”“德性还是知识?——‘尊德性’与“道问学’”“有无宗教精神?——敬的学说”“有无生态哲——’生’的学说”“何谓真善美的境界?——‘心与理一’说”等等。蒙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十个问题是过去的朱熹哲学研究中未曾提出过的新问题，但是能代表朱熹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也是全新的，不同于过去研究朱熹哲学的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朱熹著作，解释其深层意蕴，发掘其普遍价值，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29]其实，这是蒙先生在对理学史做了深入解读、对中国哲学做了全新的诠释之后，以哲学家的视角对朱熹哲学做了新的思考和解读，不但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和深刻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也突破了一些他之前的看法，实现了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更新。由于本文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来梳理蒙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对于蒙先生晚年在《朱熹哲学十论》中的创造性诠释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注释】

[1]例如任文利《蒙培元先生哲学思想概述》；张斯珉、乔清举《中国哲学的“蒙式话语”——蒙培元先生中国哲学研究述评》；何晓《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一一蒙培元学术思想评介》，均收入黄玉顺、杨永明、任文利主编《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第374页。

[3]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4页。

[4]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5页。

[5]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九州出版社，2011，第21—23页。另外，钱穆先生不但指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而且指出朱子集宋学之大成以及集汉唐诸儒之大成。钱先生的这些看法，都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论证的。

[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89页。

[7]张岱年:《我与中国20世纪》，载《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511页。

[8]参见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56页。

[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43页。

[10]向世陵:《理气心性之间一一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295页。

[11]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第374页。

[1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8页。

[13]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301页。

[14]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310页。

[15]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427页。

[16]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515页。

[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增订本)》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第869页。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8，第91页。

[19]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224页。

[20]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序论”，第22页。

[21]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34页。

[2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47页。

[2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增订本)》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第13—14页。

[24]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第1页。

[2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3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45页。

[2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3上，第61页。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8，第20页。

[28]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一一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427页。

[29]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自序”，第1页。

原载：《清华国学》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