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萧公权是国内外知名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之一，其家族也在近现代历史和地方文化方面有独特影响。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一书内容丰富，有关家族的回忆是研究江西上田萧氏必不可少的一手资料。通过萧公权的视角，并结合历史资料，可以看到隐藏在萧氏盐业、商业活动背后的家庭关系、家庭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由此，可以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家庭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变迁及其未来发展有更为具体的理解。

萧公权（1897—1981）族名笃平，又名公权，字冬元，又字恭甫，自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泰和人。他学贯中西，建树卓越，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代表作品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等，《萧公权全集》于198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萧公权曾著《问学谏往录》一书，记述其家乡与家世、启蒙与求学、亲族与师友、教学与研究、中国与国外等等往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回忆录和学人自述史。他在该书《结语》里总结道“我是一个不幸环境中的幸运之人”1，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实则蕴含千言万语。

萧公权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无论是经历晚清与民国，还是沐浴欧风美雨，他的人生起点是被宗族亲人呵护的孩童；不管是万里寄踪，还是名震海外，他的情感认知都无法抹去来自家庭的种种影响。萧公权对早年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回忆，与五四时代那些厌恶、痛恨或反叛态度不同，始终充满着温情、爱意和眷恋。也正是通过他的叙述，让我们对曾经辉煌过的上田萧氏及其盐业、文化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当事人的回忆和史料发掘中，进一步感受和认识传统家族及其文化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

一、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萧公权学究中西，尤其对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有深入研究和洞察，对传统宗族社会、伦理、生活的利弊也必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全面的认识，但他始终对旧家庭有着特殊的情结，对社会和文化激荡中保持对新旧家庭的理性思考，因而在他身上似乎存在某种求新与恋旧的矛盾性、违和感，让人不得不对历史、家庭和个体之间关系予以慎重考察和同情了解。

余英时曾以萧公权为例，说明历史人物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必然是反对传统、反对儒教的激进分子。他说：

另一个清华学生萧公权的经历则更能说明问题。他是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曾与同学到天津办报纸为运动鼓吹。后来在美国专攻政治哲学，在“输入学理”方面很有成绩。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整理国故”的杰作。他又写过很多文字讨论现代教育和民主宪政，因此在“研究问题”方面也成绩卓著。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多方面贡献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一查他个人对中国文化与孔子的态度，竟是相当保守的。例如他对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甚为称许，因为他自幼父母双亡，全靠伯父母抚养成人，同族弟兄对他也多扶持。他坚定地说：“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他曾批评提倡白话文者的言论过火，更不赞成“打倒孔家店”。在文学兴味方面，他自小爱好旧体诗词，造诣极高。2

在余英时看来，萧氏出身旧家庭、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留美学习、专攻政治哲学、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讨论现代教育和时政，他的个人经历与激进人士几乎相同，却对当时备受攻击的中国文化、儒学乃至传统家族制度有所回护，保持理性态度。萧公权本人曾对此总结说：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3

家庭对个体性格、习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对于萧公权而言更是如此，也是他本人早年生活经历的真实表现。他之所以不同意毫无鉴别地攻击旧家庭，乃源自其“幸”与“不幸”的双重遭遇，并为整个人生建立精神和物质基础。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西南安，祖父萧星北为痒生，时任南安县教谕。其父萧敏树，字进修，号丕侯。萧公权出生约一个月，母亲就不幸去世，由于父亲长年在外奔波，幸而得到祖父着意照料。六岁时，萧星北去世，萧公权由大伯萧敏政带至重庆抚养。十二岁时，生父萧敏树病逝，萧公权被过继给萧敏政。在重庆，萧公权生活上得到全方位的照顾，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都得益于萧敏政的安排。1914年春，萧敏政思索后，同意萧公权到新式学堂学习的要求，亲自送到上海投考。萧公权对在重庆生活、学习的回忆较为充实，是萧氏家教的写照，本文后述其详。

除了大伯萧敏政，二伯父（萧汉儒）及其三子萧蘧也对萧公权有很大影响。在上海期间，萧公权寄住于二伯父家，得到特别的关爱和支持。

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民国九年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4

萧汉儒（1862—1926）曾掌管四川怡丰总号及盐铺，于清末捐官从政，担任过浙江永和县和山东唐邑县知县，辛亥革命后返回泰和上田闲居，最终醒悟，“致力于教书育人，以求救国安民，长发其祥”，到上海租屋而居，尽可能为族人子弟在沪求学提供方便。海内外知名的三萧，都曾受其照护。5学业方面，萧汉儒三子萧蘧给予萧公权最大的指导和鼓励，在萧公权就读上海的中学、考上清华、赴美留学等等，均在前指引，即便是学成回国后，他仍然为萧公权教书任职积极引荐。

在大伯父培植、父亲激励、七叔看顾、长房二伯父帮扶下，萧公权与众多堂兄弟姐妹相处甚欢，且备受携持、引导，大家庭给予他良好的陪伴、全面的呵护、谨严的教导和适时的帮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才说是“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较同时代家庭而言，应该有不少类似比较温暖互助的家族，但相比“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者，萧公权确属幸运的了。

家庭生活都是日常而实际、具体而琐碎的，都有难念的经、难过的坎，亦正如萧公权所言传统家庭也有其缺点、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人类社会的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即便是当时向往的新家庭和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莫不如此。但从萧公权的叙述里，尽可看到大家庭对他的爱怜、养护和栽培，也理解其所言“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进而认识到他与当时激烈批评旧家庭的行为、观点相左的特殊原因。不过，以上这几点还并非全部，他本人的叙述中，还表现出对家族历史文化着意记述、考察与归属感。

二、泰和萧氏的盐业发展

萧公权出生在江西南安县（今赣州市大余县），祖籍是江西泰和县，世居千秋乡上田村。相传远祖为西汉萧何，北宋末年由河南迁自泰和。萧公权对泰和故里尚有一些记忆，如上田村因地势不高常因水患避居楼上、上田萧氏人口众多以及建筑、祠堂等等，但都略笔而过。

关于家族早年的历史，萧公权对先祖创业或有耳闻之知，但对当年到重庆落脚而居的怡丰号有较为仔细的记录，为江西上田萧氏商业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就萧氏一族在商业上的不寻常发展，萧公权只有简短的叙述：

嘉庆道光年间有几位祖先开始沿长江西上远入川西，往来贩运各地物产。长期努力经营，业务逐渐扩大。到了光绪中叶“怡丰号”成了一个著名的商号。华西华中各地(包括重庆、汉口、长沙、扬州)都有分号。怡丰号除大规模运销长江上下游各省出产重要商品以外，也兼营淮岸官盐的运销。

据竺可桢记述，萧家最初创业者为萧次尹，以挑夫起家，先后育有而七子，后以贩卖木材及盐渐至巨富。萧次尹，谱名其莱，名秀，字次尹，号郁亭，次尹有七子：美珠、美玑、美瑛、美圣、美瑞、美瑷、美奂。萧秀本从科举，为贡生，训蒙村童，后命萧氏兄弟四人先入蜀地，寻找生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萧氏兄弟在雅安开设布号，始建怡丰商号，萧美圣还融入自己的生意理念，拟作对联曰“怡色柔声克谐已孝，丰财合众反身而诚”。怡丰商号将内地所产布匹、杂货等运送外地，渐次发展起来，设立分号、合股开办盐号，生意跨越两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多个地方。而后，萧美圣之子萧炳南被推举打理总号事务，将扬州、汉口、湘潭三地分号交给儿子萧云浦、萧筱泉等管理。萧炳南抓住时机，响应两江总督曾国藩推行两淮盐务新政，领到首批盐票，命儿子萧云浦进入“四岸公所”当出纳，开始与沿江地区的官府、盐商等密切来往。所谓“四岸公所”，就是清末民国初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盐务通商口岸联合办公地，是四省大盐商核定平衡盐价、产、供、销、运等事宜之地。萧云浦在扬州与周扶九等同乡合办盐号、钱庄，数年就成为扬州八大总盐商之一，这也是怡丰商号最辉煌时期，时有“萧家的盐、周家的钱”之说。萧芸浦晚年，生意主要由萧筱泉打理。发展家族生意同时，萧氏几代人在上田老家不断建房屋、修书院、兴祠堂、修护村濠等，先后建了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一座私塾（临清书屋），两座大型私家院落（趣园和遐观楼），三处宗祠以及近百座风格统一的民居院落。从萧次尹到萧云浦、萧筱泉，大概就是萧公权所描述怡丰号发展过程。

根据多种史料分析，泰和萧氏的成功，一个商业关键是进入并利用了盐业，打通了上海、扬州、武汉、长沙、重庆等关键水域和重要城市，并开展多种经营。萧公权在重庆怡丰号生活时间较长，回忆材料也比较具体。他说：

这坐落在重庆城内陕西街的商号只经营大宗批发，并不做“门市生意”，因此怡丰号的建筑格式与一般商店不同。这是一幢广庭深院，高楼大厦的建筑。前门开向陕西街，后门开向曹家巷。重庆是一座山城。曹家巷的后门是在最后一进房屋二层楼的背面。前几进的房屋是重庆分号的“办公室”“会客室”“餐厅”和“店员”“学徒”,各项仆人等的“宿舍”。后几进的房屋是分号老板(经理)和家属的住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大伯父由崇庆州分号经理升任重庆分号经理。我随着他全家迁居陕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统元年(一九〇九)怡丰号决定歇业，才搬出去，在城内玉带街马家巷一处较小的宅子居住。6

按萧公权的说法“我的儿童时代正值业务盛极将衰的时期”，1909年怡丰号歇业也说明了这一点，是萧氏商业的转折点。怡丰号的业务一直支撑到辛亥革命前后还在进行，但已经难以维持，于是决定分立家财，各自独立经营。不过，重庆怡丰号在此之前就停止营业了，萧公权说：

主持总号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机立断，在辛亥革命的前两年决定停业。正式停业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声中把高悬在陕西街前门上“怡丰”两个金字的横额取了下来，结束了一百多年缔造成功的商号。7

据资料记载，怡丰号分崩离析之后，萧云浦的遗孀、渔家姑娘出身的翟夫人心有不甘，命儿子萧雨甸、萧泽民创设“瑞丰祥”盐号，延请叔叔萧衡才为总经理，刘厚生任副经理。1919年，萧衡才因为亏损太多而辞职，任厚生为总经理。1927年，“瑞丰祥”获利甚丰。这些都是怡丰号的后续故事了。

比较难得的是，萧公权从家族成员自身的观察，对怡丰号商业沉沦的原因做出总结。他说：

怡丰号歇业，据我推测，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庚子拳乱以来全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形都在转变。旧式的商业，无论其规模怎样宏大逐渐不能应付新局势。其二是怡丰号是一个纯粹“家庭”企业的组织。萧氏族人志愿经商经过“学徒”式的训练面有成就的都可以参加业务，升任各分号的“老板”。他们与雇用的店员并肩工作，但他们不是雇员而是“所有人”。他们既然有决定业务方针的力量，他们的行动便直接影响业务的盛衰。在开创和发展的时期，这些兼具“股东”和“经理”身份的族人大都小心谨慎，克勤克俭，努力工作。但是后继的人丰衣足食，甚至“养尊处优”，忘记了前人创业的辛苦艰难，不仅不能尽心于业务，甚至沾染浮华，从事挥霍。于是营业渐趋不振。

萧公权指出两个原因导致怡丰号衰落，第一个原因是外部大环境，除了当时的政治腐朽、社会动荡、经济不振外，还有往往被忽略的盐业本身的变化。清末外国所制“洋盐”逐渐倾销内地，本地盐越发遭受损失，萧云浦曾“领军”上书两江总督刘忠诚，要求抵制洋盐，暂获批准。但是“洋盐”具有制作精细、杂质少、成本低等诸多优势，且中国新式商人也开始研究、生产现代细盐，故而原本盐商依靠专卖销售的本地盐失去市场。萧云浦代表的旧商人，也并没有重视改进盐的生产技术，大量财富用以购地置产，没有及时转换为现代工商业应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是，萧云浦还是有“红顶商人”之称，光绪年间曾一次应捐曾国荃六十万金，像这样的捐助及其大笔商业贿赂，无疑也是雪上加霜。至于萧公权指出的第二个原因，更是当时家族商业的普遍现象，若没有敢闯能干的家族领袖，按照传统家族商业运营思路和后代大肆挥霍，势必会从内部就直接瓦解其商业经营。

从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的回忆文字，我们感到他对怡丰号的辉煌与没落的评价保持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应该说他对先辈的创业兴家事迹是有很多耳闻目染的，但却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惋惜痛心，更多的是对重庆陕西街故宅的留恋和往昔亲人在侧的美好时光的眷恋。大概萧氏一族因为从前的丰厚家底，在商业衰落后，也能保证较好的生活、发展，但其中潜藏的国事家运不得不令后人思之鉴之，再思之，再鉴之。

三、泰和萧氏的文化教育

萧氏家族的财富积累，萧公权必从中深受其益，而来自亲族的善待，对早年失去父母的萧公权成长而言，则是幸而又幸。其中，除了从幼年到成年的一路养护，还有极为重要的精神、人格、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萧公权的生命塑造、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正因为此，泰和萧氏除了商业上显迹留名，还留下了更为宝贵人才培养、教育文化贡献和精神文化遗产。

在二伯父萧敏政的呵护下，萧公权六岁时就在重庆和两位堂姐一起跟随私塾学习了《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和《千家诗》等书，有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这也反映萧氏培养子弟的一些特点和用心，如对教材的选取已经不用《三字经》《百家姓》等习用蒙学读本，而是灵活调整，学习萧氏自家所编的《史鉴节要》，又学习《地球韵言》，故而在教育上是比较重视和开放的。

学习外文和经史，是萧公权早年受教的最重要部分。外文方面，是英文和日文两种，虽然学习时间都不长、程度也不高，但作用却不可小视，毕竟在当时而言，能得到如此教育条件的可谓少之又少。外语启蒙经历，让萧公权对英文不觉陌生，为日后继续学习打下基础，其英文写作、著述、授课获得英美人士赞赏。

经史学习，用萧公权自己的话说，是“幼年读书的重要关键”。得益于何笃贞的良好教导，萧公权不仅认识到了中国经史文学的脉络轮廓，还体验到学而时习的快乐。鉴于萧公权细致的叙述和内容的可参考价值，特引述如下：

他认为《十三经》必须涉猎，但不必全部精读熟诵。那时我已读过“四书”了。他教我（一）加紧熟读《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尚书》和《尔雅》；（二）随后涉猎《周礼》《仪礼》《易经》和《孝经》；（三）此外《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有余力时“过目”一下。上列第一类的五种并不背诵全书。其中他认为比较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也由我翻阅一下，不去“精读”。采用这样“速成”的方式我居然在五年之中“读”完了十三经，他不要我们读《史记》《汉书》等史学要籍，而让我们去细看吴乘权根据朱熹《通鉴纲目》所编的《纲鉴易知录》。他教我们不必去管书中对于前代事迹的褒贬而专注意于事迹的本身。他这样选择教材，“经学家”“史学家”或者会认为“不足为训”。但照我推测，他自有他的理由。当他应聘的那年我已经十四岁了，而且“中学”以外我还要注意“西学”。如果教我去按部就班，穷经通史，不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减料地读经史，给予我不少“国学”常识，后来受用不尽。这不能不归功于何师。此外他时时鼓励我自动选看“合胃口”的各种书，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因此培养我博览的志愿。这也是值得感谢的。

据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浙江大学避寇内迁，曾在泰和县停留了一些时候。随校迁徙的教职员学生借用上田村萧族的“公”“私”房屋作为临时的教室和宿舍（他那时在浙大任教，后来到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8

这段记载的是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历史的重要部分，在其校史及相关研究上多有介绍。浙江大学因日寇近逼，辗转多地，1938年2月迁至泰和，到达泰和后，在上田村办学，所用屋舍为萧氏家族的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又名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等四处：总办处和一年级学生主要授课、住宿的地方在大原书院；教职工眷属主要住处、储藏室和实验室在老村（大原书院西北）；图书馆、礼堂、教职员宿舍和二三四年级学生授课及食宿地方在新村（老村西北）；农学院实验室和农场在华阳书院。这也是时任浙大校长之所以记述萧云浦等萧氏一族事略的直接原因。虽然萧氏与怡丰号俱已不复当年，但他们留下的丰厚物质文化遗产，仍在不断发挥作用，泽及后世。

四、结语

萧公权对萧氏盐业家族的回忆，是研究江西泰和萧氏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无论对于地方历史文化，还是中国近现代商业文化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萧氏视角和历史相关资料的补正，我们看到了有关萧氏一族家庭生活、教育、商业与文化的许多方面，加深了对于中国传统家族与家庭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认识。

正如萧公权所说，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在旧家庭的基础上延伸展开的，其背后是本民族数千年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然而，百年以来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全面冲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家庭的每个角落，直到今天也没能稳定下来，反而迎来老龄化、少子化、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的挑战。萧公权家族经历了经济破落、百万之富和瓦解离析，是中国传统商业模式、家庭的代表，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曲折和代价。

萧公权家族的商业崛起及其家族文化，说明商业在近代以来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方向，其作用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且具有商人家庭的独特表现。萧秀作为教书先生，虽然没有创造足够的财富，但一开始便为敢闯敢干的萧家子弟打下文化教育基础，这在当时文盲占据大多数人的国家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总结萧家兴起不可忽视的。萧公权曾言，萧家在“功名”上少有成就，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商业模式和从事商业的需要，萧家经过两三代人就实现了商业崛起，以家庭入股和分散各地的商号吸收了大量的家族人员从事其中，只有到了萧云浦，实际到萧遽、萧公权这代子弟方有足够的家庭积累和从事其他职业的选择。在商业文化孕育之下，萧家开枝散叶，但大部分人到经济文化更为集中的城市，甚至从乡土走向更为广阔的国外，以至远离故国，其间微妙，值得深思。

【注释】

1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34页。

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3-14页。

4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9页。

5刘宗彬等著：《吉安盐商旧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第234页。

6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页。

7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5页。

8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页。

原载：《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2期（《萧公权的家族记忆与萧氏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