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明确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构成、性质作用以及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华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守的立场，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观。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千年传承，更要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当代现实和当今时代条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性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理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我们必须能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盘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众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观，可以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性质和内涵。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有这样一段表述，他说: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段表述正是对中国哲学史宏伟画卷的完整刻画和全幅展现，也是对中国哲学丰富内涵及其伟大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准确定位。中国哲学是中华文明传统中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来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中国哲学“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总书记的教导，为我们指示了在当前时代准确认识中国哲学的理论内涵、历史地位和精神使命的方向，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澄清许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误解和曲解，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深刻而且清晰的指引。

关于中国哲学的性质和内涵及其在现代条件下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哲学学科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伊始便出现的问难，始终成为困扰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在前些年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哲学在现当代条件下的存在形态问题。曾有海外新儒家学者提出，传统文化已经是花果飘零，已经成为失去了肉体躯干的“游魂”。这种看法，严重干扰了我们对中国哲学现实形态的体察和把握。其中蕴含着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深刻误解。三是关于中国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承载传统智慧的思想系统，其性质是否必然是保守的，其精神是否必然是复古守旧的，这些问题都关乎对中国哲学与时代性关系的理解。因此，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传统本身的时代性，实质上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创造性格。

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难，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和曲解，深化当前时代关于中国哲学的正确认识。

一、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关乎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认识

早在30年代初，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审查报告中，金岳霖先生就提出了“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区别。之所以提出这种区分，是根据一种“普遍哲学”的观念而来。所谓“普遍哲学”，是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是“哲学”的。而所谓“中国哲学”，则有一种困难，它究竟是“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还是“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呢? 实际上，这种看法的本质，是把中国哲学看成是一种普遍哲学的次级形态或者说不纯粹的形态，是形式和实质不能兼得的形态，这是一种根据普遍哲学的标准做出的判定结果。那么，为了让中国哲学具有哲学性，就必须运用普遍哲学的形式来重新组织和叙述中国思想的材料，从中发现具有普遍哲学实质的内容，从而构造出普遍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不过，“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于是，所谓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用西方哲学叙述中国学问中具有西洋哲学性质的内容而成立的学问。“中国哲学”在确立自身的同时，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如果这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话，那么便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只有哲学的素材。

实际上，这样一种看待中国哲学的态度在当前时代依然有其市场，特别是在分析哲学的视野之下。如果我们仍然抱持一种普遍哲学的哲学观，那么“中国哲学”就只能是一种次级哲学或不纯粹的哲学，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有待建构的哲学素材而已。这说明，为了正确地对待中国哲学，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普遍哲学。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需要检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普遍哲学正是建构那种一元独断的普遍性的方式。

希腊形而上学中的形质论传统，正是这种普遍哲学的根本特征，形质论也正是建构普遍性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途径。在此我们无法详细描述西方哲学关于普遍性问题的思考过程，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性”的确立方式，恰恰是西方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普遍性的哲学确立方式正是西方普遍主义的来源。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所指出的，普遍主义必定意味着一个价值等级的构造，一个边缘与中心的结构。一种普遍主义必有一种承担的主体，这个普遍主义的担纲者在说服别人接受其普遍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同时说服别人接受了担纲者的特权地位。这是西方普遍主义的论证和表达方式，它意味着谁掌握了普遍主义的话语权，谁就成为了中心。

作为中国文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原理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确立方式，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认识方式。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的“一体”，也是一种对“一”的体认方式，或者说对普遍的体认方式，但仁所确立的这种“一”或“普遍”却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从根本上讲，仁是一种贯通差别的平等感，是在不取消差别的前提下的“不分别”，是在相互不同的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同感。因此，仁作为一种价值，它不是通过普遍性的论证、不是作为更高一级的概念或形式而存在的，它是一种道德感通的状态，一种在具有差别性的世界当中，在具有个别性的个体之间，产生出不分别的共同感和平等感的能力。仁是包容一切差别的，仁不是无差别的齐一，仁是不齐以为齐的不分别和真平等。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仁的确立方式和其价值内涵，正是中国文明对于普遍性的看法，它也是中国文明确立自身的普遍性意义的特有方式。这正是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所在。中国哲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哲学的可能，它不依赖任何普遍哲学和普遍性的预设，却找到了一种使得天下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可能的哲学方式。也正是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为中国文明所展现的道理，提供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哲学自信。

二、中国哲学是否是“游魂”关乎对中国哲学现实形态的把握

“游魂说”是海外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现实中的存在样态的一种比喻性说法。“游魂”当然也是海外新儒家对自身所谓“花果飘零”状态的一种自况，一种对于脱离了中国文化土壤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自况。不过，在这种自况当中蕴含了一种批判性的情绪，所谓“游魂”不仅是指无法与肉身躯体结合的状态，更是对这种灵魂与肉体分割状态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游魂说”所指的正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分裂状态。

将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加以分离甚至对立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文明功能的深刻误解。中国哲学是以天下共同体为基本视域的，正如中国是作为天下之中而成其为中国的一样。中国的创生就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的确立，中国的创生就是大一统的天下共同体秩序建立的标志。在这个统一体出现的同时，同时也诞生了一种价值的关怀，亦即秩序得以可能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诞生。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关切正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本身。作为一种想象的天下共同体的秩序，背后支撑它的是天人相应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在说明一种好的政治秩序，必须顺应天人。而天人之间则是“天视自则我民视，天听自则我民听”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德命观。而德命观也是一种历史观，因为“天命不可知”，唯一可知的是历史，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必须从历史经验当中总结教训，而历史经验则是天人互动的历史留存，是对天人相应、以民为本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历史，都是天人互动的结果，从根本上讲，中国历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原理化。因此，作为一套价值原理的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历史和人民。

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始终存在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当中，存在于中国历史在挑战中不断延续的过程当中。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是对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理论自觉和哲学表达。只要作为政治和文明体的中国存在，中国哲学就存在。而正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存在，中国的实践才会始终具有天下共同体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和胸怀。换句话说，中国哲学是为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不断努力的力量。因此，没有脱离中国大地和人民实践的哲学游魂。

三、中国哲学是“复古”还是“创造”关乎中国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理解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争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作为承载传统智慧的中国哲学，其中大量内容都是被作为唯心主义的糟粕来对待的，被看作是时代进步的对立面。对于中国哲学的落后性和停滞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与对中国的落后性和停滞性的看法相伴随的。与此呼应，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恰恰在复古守旧的意义肯定中国哲学的潮流，把中国哲学传统看成是一种抵抗时代变革的力量，看作是恢复传统纯正性的资源。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的同一种判断之上，都把作为传统载体的中国哲学看作是现代的对立面，将传统与现代完全对峙起来。

传统与现代的对峙，或者说古今问题，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主题之一。用古今问题来置换中西问题，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思想主题转换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思想界又重新燃起了讨论古今问题的热潮，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则是重新把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结合起来，更为复杂地讨论现代性与中西文明的关系，更为深刻地理解“传统”的创造问题。

所谓传统的创造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理，也正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关于传统的创造问题，实际上就是用源流互质的历史认识论来看待传统时得出的结论。“源流互质”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性的、动态的把握历史的方法，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源流互质是对传统的本质是保守性和创造性相融合的说明。

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是要从中国创生的那个时刻讲起的。创生或者说诞生是一个事件，这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具有何种意义，实际上取决诞生之后的成长，取决于成长的延续和成长的意义。诞生的主体取决于诞生后的成长对主体的确认。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从后思索”。成长不断赋予诞生以意义，而同时成长的意义也在这种赋予中不断诞生。成长就是不断诞生。诞生在不断诞生中赢得自身的根本性意义，而不断诞生则从诞生中获得自身的统一性意义。诞生与不断诞生正是主体性的生成。中国文明既是一次诞生的结果，更是在无数次不断诞生中延续和成长，生生不息，既久且大。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才是历久弥新、既久且大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是在不断创造中存续的。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生生和日新道理的原理性揭示，因此，中国哲学就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的揭示。

根据这种原理，中国哲学的精神当然是对传统的保守，但却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在不断创造中保守传统，在不断生发中光复传统，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任何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理解，任何将保守和创造对立起来的看法，任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没有把握住中国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原理，都没有把握住古老中国“旧邦新命”的文明和历史的道理，都没有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道理，都没有把握住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意义所在。

对以上三方面问题的澄清，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的阐明。准确地揭示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道理充满信心，对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充满信心，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熔铸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满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说:

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让我们以习总书记的话相共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

文章来源：“哲思驿站”（201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