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渐趋否定形而上学或消解支点的现代世界，赵汀阳先生的《第一哲学的支点》（以下简称《支点》）试图重审一个古老的问题：第一哲学的统一支点是什么？这一探索是在回应休谟的经典质疑：“当然（to be）推不出应当（ought to be）。”^[1]赵汀阳试图走出以“事实”或“事物”作为论域的传统形而上学。他要完成“事物存在论”向“事情存在论”的换位，以及“存在”向“有为（to do）”或“应当”的逻辑转换。^[2]本文主张，这一过程蕴涵了三个具有启示性的理论环节：回到问题本身；分叉式的可能；共在的理性和道德。本文将尝试围绕它们来探析《支点》对存在哲学的重构及其现实意义。

一、回到问题本身

按照《支点》的规划，当哲学不再仅仅处理事物，而是着眼于“事情”时，它的目标就转向了“问题”。对问题的“制造”和“反思”为第一哲学提供了动态、变化但又有明确意向的基础。这就重返了古希腊哲学中自然哲学家对始基和原因的发问以及苏格拉底式的对生活意见的辩证探询。“哲学的第一问题不仅必须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而且必须同时是所有问题的反思者”，哲学家要用“我行（facio）”或“有为”取代“我思（cogito）”，因为只有前者能够满足“问题当事者”的要求，而且“我行必定蕴含我在与我思，因此说，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故而“facio非常可能……即一切问题的支点”。^[3]这样的facere（做）就是对问题的创设。由此，遵循这一方式的第一哲学始于惊叹号，而永远伴随着“问号”，绝不会以句号收尾。

赵汀阳就像世界上第一个哲学家那样^[4]，重新静观“存在之为存在图片”；他恰恰是在“创造（creāre）”这个“问题”，而不是“接受”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不默认已有的创世，而是在自己的思想光芒中（第二种光）感受颤动的存在不断涌现，进而言说它微妙的奥义。对于完美的第一哲学，当说“x存在/是”时，这一重言式的肯定并未蕴含真正的存在论“问题”。相反，亚当式的哲学家关注动态的存在，他们会努力“让x去存在”，仿佛说“要有x”，于是就有了它。之后，他们会询问“x是否可能？”“x如何可能？”“在t时刻，若x不存在（或not to be x）而y存在，又会如何？”因此，第一哲学的支点不再是既定的答案和复述的结论，而是开放、多样、不断更新的创立与发问。

从古代的理智德性来说，facere的哲学既是研究世界的知识，也是处理人事的实践智慧图片，同时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技艺，兼有知、做和造三个方面^[5]，其活动本身比结果更加重要，标志着灵魂的自由。在最突出的层次上，facere就是哲学家的探询与创造，技艺的材料就来自可能的事情和问题。哲学家是世界的匠人，哲学就是他的艺术。

二、分叉与可能

既然问题成为了思辨哲学的始基，而哲学的“支点”也就立足于可能的而非静态的世界，那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意象就是“分叉”。当《支点》的作者让“可能性”（广义的可能性，其反面是绝对的不可能）成为核心模态时（舍弃阿维森纳的绝对必然性），存在就成为“变在（being in becoming）”：“可能性敞开了永远的未来性”，而“没有未来性的存在就不再有问题”。^[6]也即，绝对必然的“存在”并没有提问的可能性，相反，如果它是“变在”，它就是“分叉”的端点，延伸出无穷的变化和问题。如果存在（变在）—不存在（变在）—思维构成了巴迪欧式的博罗梅奥纽结（nœud borroméen），每两项都以第三项为中介^[7]，那么，思维同时与存在和不存在一致，它和世界都是允容无限时空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或“沙之书”。分叉概念是“支点”哲学的命脉。只有欣然接受一种永远无限变化的世界，哲学家才能既无穷地思考下去，又不会成为活在观念中的特隆人（the Tlönian）。在布柯特（J.W.Byrkit）执导的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Coherence）里，宏观呈现的量子世界通过时空的纠缠让人被动地陷入无限的复制。如果哲学家身处其中，他们不会徒劳地找寻同一性的身份，而是自如地制造世界的繁衍，去享受原本属于其他“我”的生活问题。

这样的分叉性存在，既是对哲学家的激励，同时也克服了所谓的存在论暴力。人们会想到列维纳斯对自恋般的同一性和总体性哲学的批判：传统的第一哲学作为权力或暴力哲学，是在消除和占有他者，最终与某种更宏大的外在的总体性形式成为同谋。^[8]人们也会想到被列维纳斯批判的海德格尔，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到过存在的暴力（Gewalttätigkeit）。整体上的存在者是“战胜者（das überwältigende）”；人的存在则是“强力者（das Gewaltige）”，“行使强力（das Gewaltbrauchen）”是人的基本特征，毕竟，此在是“最为怪异可畏者（τò δεινóτατον）”。^[9]但是，当可能性和未来性始终是存在的固有属性时，它就不再是固化的总体性存在。由此，与列维纳斯不同，《支点》挽救了存在的普遍性（代之以天下性），同时又与他一致，也返回到伦理—政治之中。^[10]

这种返回恰恰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变易生生的存在样态，也即永远的现时性（区别于永恒性）^[11]。这也是赵汀阳近些年提出的中国式“渔樵史学”的基础。这样的史学关注的不是纯粹的时间以及静态的存在，而是无穷的变化和其中的惚恍之道。^[12]因而，存在的分叉不是可能性与差异的泛滥，也不是隔绝过去的、线性的历时演进。它恰恰让哲学家“向回看”，在历史中寻找与当下的“共聚点”（借自托马斯·谢林）。越是完整、健全、历史丰厚的民族，它的国家形态越是稳固而具有生长性，所以，相应的存在哲学绝不是贫乏的知识汇集，而是着眼于从历史返回到延绵的存在本身——譬如山水的存在，超克了一切个体性的兴衰荣辱哀乐。这样的存在没有暴力性，而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十章）。正因此，围绕这样的存在，《支点》对于中国哲学自身的构建也颇有启示意义。^[13]

三、共在的伦理

当facio与可能性成为支点时，形而上学不再是对已然确定的存在命题的单纯思辨，第一哲学从传统的本体论转向了伦理—政治哲学（正如《坏世界研究》的副标题所言^[14]）。这不是对本体论的否定，而是从单一的存在分析转向对共在的研究：共在先于存在。^[15]事情、问题、分叉都随着共在状态超越了经典的存在论，但这一超越似乎又回到了古代的立场，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洞见，“不能共在或由于自足而无所需的人，并非城邦的一部分，因而非神即兽”^[16]；也回到了传统对德性和善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在频繁引用康德的伦理学之后，《支点》在其最后一节却转向牺牲、高贵、幸福，乃至中国传统的“仁义”。因为这些古典概念天然地属于政治哲学（共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它们的核心原则即“把他人高贵化从而把自己高贵化”^[17]。共在预示先天“应然的”、存在论而非伦理学意义上的高贵与和谐，人们的共存并不是冲突之后的妥协，也不是责任和义务的结果。仅当如此，哲学家在提问时，才会从共在的角度来处理哲学史和概念范畴；才会在不断分叉的现实中维系存在的恒定高贵。

赵汀阳之所以看重康德的伦理学，并非强调其形式主义，而是认可他对自由的讨论。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了对休谟的回应，即他的动机理论，其（较强的）主张可以重构如下：t时刻下的R是行动者A要做φ的动机性理由，当且仅当，存在着某个ψ，使得t时刻下的R包含了（a）A对ψ的恰当相关的欲望和（b）“若他要做φ则会ψ”的信念。^[18]信念与欲望的分离，意味着当然与应然的隔绝，这令人丧失了自由意志，康德对此尤为不满。但在赵汀阳看来，“康德充分解释了作为在世者的纯粹自由，但仍然不能解释作为创世者的绝对自由”，如果有“存在论上的高贵”，那“就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不是服从某种义务的行为”，“而是主动创造某种义务的行为”。^[19]这似乎可以潜在地避免拉康对康德的批判^[20]，因为所创造的义务并不是“大他者（Autre）”的律则，而是变在之中的真正自由，它表现为敢于牺牲、勇于为大他者奉献的抉择。其实《支点》结尾对于“仁”的引入（正如拉康引入爱），本身就会克服康德式律法的缺陷。当然，由于这里的牺牲是存在论上的，所以不是强制的，也不可从伦理学来揣度（如“无人有权让他人牺牲”这一主张，虽然合理，但难以衡量存在论的高贵）。

可以相信，由于强调创造和分叉的可能性，赵汀阳能够超越伦理学上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一方面，提供客观规范理由的价值事态是变在的，而且联系着未来。^[21]另一方面，除了需要内在的理性慎思之外，主观上也需要直觉、良知和欲望的综合作用，尤其还有情感，如康德的敬重和柏拉图的爱欲，它们与facere、未来预测、牺牲和高贵感相关。它们可以协助提供普遍性的理由，但这不是非人称性的，而是超越个人的共在理由。

结 语

总而言之，《支点》让形而上学不再是理论承诺，它确定了存在论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基于历史的无限变易，针对人的共在未来，不断用理智进行追问，引领人们在恰当的时机图片^[22]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9页。创造并适应新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成为了预言（praedīcere）的“先知”^[23]，他所宣示的是变在本身的意义、集体行动的逻辑^[24]和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例如过去的一年，当人们陷入疫情，针对身体研制疫苗时，一些灵魂中的“病毒”也浮现出来，而赵汀阳早已预言般地提供了相应的救治手段：在个体私己的任性与共在利他的道义之间，他强调了后者蕴含的高贵人性。唯当我们尊重共在，才会尊重每一个生命。因此，《支点》永远面向未来，它所探询并尽可能促成的是一种立足于德性、牺牲、奉献、合作、规则、互助的永恒而又普遍的幸福。

注 释

[1]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导言”第7页。

[2][3]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第210、215、217—218页；“导言”第10页。

[4]化用梅洛-庞蒂对塞尚的创造和表达的称赞，这样的赞誉也适用于《支点》作者的创造性哲学。详见梅洛-庞蒂：《塞尚的怀疑》，载莫里斯·梅洛-庞蒂《意义与无意义》，张颖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3—26页。

[5]Cf. Christoph Horn, “Technê”, Aristotles-Lexikon, herausgegeben von O.Höffe, Kröner Verlag, 2005,S.569-572.

[6]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3—4、8—9、233页。

[7]巴迪欧把存在论定为数学问题，这与《支点》的处理构成两个理论端点。Cf. A. Badiou, Parménide, l’ être 1-Figure ontologique 1985-1986, Fayard, 2014, pp.9-10, 17-18.

[8]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Cf. M.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Gesamtausgabe, Band40,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3,S.158-159.

[10]列维纳斯通过基于他异性的伦理关系去克服存在论及其对应的政治暴力，但同时又确立了新型的“受伦理激发的政治”。Cf. G. Rae,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Levinas, Violence, and the Ethical-Political Rela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17, 2018, pp.49-68.

[11][15]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第4页；第236—237、249、253页。

[12]赵汀阳、张文江：《渔樵与历史》，《上海文化》2020年第9期，第111—127页。

[13]赵汀阳：《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第3—19页。在文中，作者并非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是致力于探索如何构建一种以中国本土问题和未来处境为对象的更宏大的“中国性”哲学，无论研究者持有何种哲学方向，只要以中国式问题为出发点，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哲学。

[14]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16] Aristotle, Politica, D. Ross (ed.), Clarendon Press, 1963, 1253a27.“共在”一词即图片，指的是以城邦共同体的方式合作与生存。

[17]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第266—268页。

[18]来自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重构。Cf. M. Smith, The Moral Problem,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p.92.

[19]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第249、264页。

[20] Cf. D. Nobus, The Law of Desire: On Lacan’s “Kant with Sad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08-110.

[21]这与某种建议我们不要向未来倾斜的劝告恰恰相反。参见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黄颂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255—258页。

[22]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9页。

[23]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第245页。阿维森纳在《治疗论·形而上学》X.2中详述了作为“立法者与公平者”的先知：在“合作图片”中，先知“能向人们宣告图片”法律和正义，而不会放任对它们的“私人意见”。Avicenna, The Metaphysics of the Healing, M. E. Marmura (tran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64-366.

[24]哲学家或可遵循《尚书·洪范》中综合考虑天意和民意的、经过知识加权的决策机制。参见赵汀阳：《箕子的忠告》，《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7—112页。

原载：《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