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中，资本哲学研究有两个角度比较明显，一是从当代中国资本实践的整体把握出发，探讨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二是从各个学科的基础和前提进入，探讨相关经济学科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或者不同经济学科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以中国资本实践为基础的整体探讨和以不同学科资本研究的前提性问题的哲学概括，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研究的主要范围和领域。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领域有三个问题比较关键。第一，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资本特性问题。这主要是在世界资本发展的语境中，探讨中国资本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性。第二，中国资本和资本建构问题研究。在当代中国资本研究中有不同的路径，比如资本建构和资本批判路径。资本批判研究非常多，但很多与中国当代的资本实践有一定甚至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资本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这种资本和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与市场有很大区别。有些探讨是在建构性的创造意义上进行的，这是中国资本解释区别于既有理论的一种努力。第三，在近年社会现实中，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资本以及互联网资本与流量、数据等相结合，在具体运行中形成了算法误导、数据抓取不当等问题，并进而试图形成无序扩展，这成为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也是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哲学、宏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共同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资本特性:市场和资本的国家主导

关于如何解释中国资本实践，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有了很大的进展。党和国家的文献中有很多论述，学界也有很多研究。从学理角度进行的探讨，很值得重视。此外，有些国外研究很有价值，虽不能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但是没有先入之见地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实践和理论，颇为难得，很有启发。

有国外研究者主要从时间和空间双重交叉视角研究中国资本。(参见郑永年、黄彦杰)所谓时间视角，就是从历史纵深维度对中国市场经济进行解释。从清朝末年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开始，国家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市场、市民社会到国家的建立，这是西方特征的。中国的情况不同，国家在很多地方和场合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所谓“制内市场”。这个词语从英文直接翻译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就是所谓的“国家中的市场”(marketinstate)。它的副标题的汉语表达倒是很清楚，即“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但和英文原文(“the politicale 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似乎还有距离的。(see Yongnian Zheng，Yanjie Huang)作者似乎认为，在中国有一种控制型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控制来自国家。但是从原文看，这种控制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无论是什么时间的。

当然作者理解的这种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传统法家和儒家那里有其思想基础。可以说，有两种市场概念，一种是法家坚持的国家主导的市场，从而有了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或者经济国家主义;一种是儒家坚持的市场主导的市场，即自然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参见郑永年、黄彦杰，第102页)这是两种极端、两种理想类型。在大多数时候，“两个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市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状态。仅有市场或者仅有国家，都被视为非常态。常态则是市场和国家共存。但是，两者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对称的。相反，两者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才是常态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概念化为‘经济国家主义’”(同上，第18页)。这个机制在治理大型国家、调动国防资源、开展大型公共项目以及应对重要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国家不得不退出经济生活和国家相对于市场和地方精英的弱化，国家众多公共职能的衰落，面临内外部威胁时国家的崩溃，以及经济的崩塌”(同上，第18页)。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市场和国家“两者的不均衡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需要不断调整以维系均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不对称均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全间中，都曾实现均衡。......我们称这种不对称均衡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为‘制内市场’”(同上，第18页)。

作者在其核心部分即关于当代中国机制的四章探讨中，有两章直接论及资本:基层资本和市场化、国有资本。也许作者的基本视角更有价值:西方和中国学界的一些解释，并不能成功解释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的机制。因为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误读多来自没有一个西方的概念能够完美适用于中国。其实，对于中国资本和资本市场、机制的解释也是如此。对于市场和资本的关注也许更容易让我们进入中国当代的阐释，进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也就是中国资本和市场的建构性研究。

在笔者看来，国家和市场也是国家和资本、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如此思路下展开资本批判、市场批判，以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实践为基础，可以建构当代的中国经济学。中国资本和市场实践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入口，在这里，市场和资本是建构性的工作。如果反思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当代西方左派的资本和市场批判，可以发现这些理论都具有历史特征。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基本上还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资本，而19世纪末期进入资本主义的垄断、金融阶段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是比较典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发展，与马克思、列宁时代有很大差别。毛泽东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和市场涉及的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作过肯定和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定的实践，中国治理者逐渐对资本、市场及其制度建构、运作和治理，有了比较深入的把握。

在当代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中，大多数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市场和资本当作反常形态，这是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不良后果。一些中国经济转型论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认为中国将转型成为西方尺度可以理解的经济制度。在给予中国市场地位的问题上，多数理论是希望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复制了西方模式的国家。但是中国其实没有这样的转型，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当然，这还需要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道路，中国不会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不仅是一般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问题，而有可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入口。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在看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近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是所有活动的基础;人的社会意识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应该自觉地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并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国内学者进行了探讨，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这对我们理解资本和市场研究中的中国特性很有帮助。(参见王立胜，第44—66页)国家主体性这个概念含义比较丰富。关于它的理解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在国家与民众、社会关系上，国家主导;另一个是国际关系中，中国主导。在政治经济学历史上，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都具有很强的国家属性，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特定的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问题，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和区域经济问题，这些研究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解决的是一定社会实践中的问题，都有一种国家特性和地方特性。中国国家作为主体、作为核心、作为基本立足点，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应该受到关注。但是，这在一些主流教材中是被忽视的。当然有学者作了探讨，比如有些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度性;还有一些研究者倡导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反对没有国家主体性;另有些研究者倡导建构演化经济学的中国流派，甚至要建构新李斯特经济学，呼吁中国经济学的国家主义主张。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一个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其实没有放弃国家核心这个特征。他们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产生，所谓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自由比较和优势论，都是从英国的角度来探讨的，所张扬的世界主义包藏了国家特征，所有的国际贸易都是以国别为基础的。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有研究者也发现一些后发展国家奉行了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并成为世界性强国，比如中国和日本。但中国没有关注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日本则对之重视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日本发展之后，要实现对外扩张，要在世界范围内来建立自己的体系，所奉行的经济学就发生了变化，更多依靠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些奉行自由主义的都是一些占据优势的国家，而对于后发国家和占据劣势地位的国家，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往往遭遇困境。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强者的逻辑，那些试图跨入这个领域的弱国必然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在当代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来国家主导型发展阶段和市场主导型改革阶段的区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往往产生好的结果，比如经济增长更快，人均收入分配更公平，金融危机更少。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大本营，英国和美国实际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其他一些旨在放松管制的手段来发展自身经济的。我们也看到坚持真正的自由市场而放弃政府规制的国家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尤其显露出来。苏联在发展中也强调了国家自身的特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中国性、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基础、中国导向等都在这里得到初步的表达。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基本的关注就是中国实际情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的重大发明。改革开放获得的巨大成功和强调中国特色有很大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强调国家的主体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国际影响，但是我们有强烈的中国性。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交往，必须有国家这样一个主体的存在。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出发点，要把握中国在国际格局当中的时空方位，必须重视中国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当然强调国家自主性并不意味我们在封闭自己，而是同时重视开放性。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也深度融入世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性就是要从我们的方法和立场去理解世界、借鉴世界，要有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要针对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为中国人服务。

其实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理解中国资本和市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强势话语已经流行世界，非西方国家已经被西方强势话语重新建构。这种建构包含了大量的歪曲和偏见。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的真相显示出来，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对亚非拉国家的认同进行重构，对其国家特性、民族特性、文化特性进行重构。重构的立足点应该是世界交往中的个性化的实践、制度和理念。现实的人是立足点，但是这个现实不是抽象的现实，而是具体的现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和资本实践，应该是最合适的建构中国性的立足点。从近代发展来看，我们作的很多工作是重建中国特性，重构中国认同，包括文化、政治、民族等的认同。中国特性、国家主体性，实际上解释的是“中国”二字。

在构建中国性过程中，中国化是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式。中国和世界进行深度沟通和交流，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观点，主要意思是在中国当时条件下，面对西方学术大举入侵，我们应该有中国心、中国立场、中国意志，立足中国来吸收外来文明，而不是对之跪拜、生吞活剥，全盘西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化应该是中国的国家主体性重构的重要来源和路径。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主题、话题日益受到重视，比如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等，正是对中国本身身份、特性、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建构中国主体性的叙事，也不能离开主体性问题。近年来一般理论的发展，比较重视主体际或主体间为基础的主体话语建构。我们的主体性建构，不是离开了多个主体，形成一个康德意义上孤独、绝对自我的主体，而是一开始就和不同主体进行互动的主体性建构，这个主体性是主体间性、主体际性。我们和其他主体同时在场，而不是一些国家和学者所主张的将其他主体当作他者的主体性，那是独白、霸权、忽视其他主体感受和生存样态的主体性。在殖民活动中，以强国和大国为主导的文化霸权通过压制甚至欺骗来建构自我特性、主体性，其实是将亚非拉国家作为他者、作为不正常的存在的主体。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

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方法论问题。现代性主导下的主体建构往往是时间主导的，忽视各种差异性，用一种抽象的统一性来盘算各种主体及其活动的地位和价值。现代性的问题已经受到深刻批判。随着发展，随着空间转向，人们开始重视不同和差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论和实践的解构和重构或者建构，已经有了很多进展。资本本身有自己的地理学和空间、地方差异。在现代性视野中，资本主义其实是和其他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合理性、理性化，基督教思想、形而上学，以及以西方为典型代表的资本和资本制度。以这些地方和文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其他国家要学学不到，照搬照抄也不能生根发芽，勉强学一些，往往半生不熟，变成“四不像”。那些西方国家看了也很不舒服，不予认可。所以，非西方国家要彻底学会以西方历史和地域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几乎不可能。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曾试图融入欧洲，融入西方，但这个努力并未成功。西方参与苏联解体的过程，其解体和西方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但回头看，其经济体、文化体、政治系统并没有融入西方，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具有比较重要的地方特性所致。世界可以通过资本和市场进行深入沟通，但并不意味着形成没有高度差异的资本和市场系统。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比如发展道路问题、文明特征问题、文化种类问题，这些都要考虑到资本不可能脱离地方，不能脱离地方形成的有差异的资本类型、资本模式。

资本和资本制度有严苛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会带来很多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思路。比如对于资本的批判就需要作区分了，即资本消极意义的批判和积极意义的张扬与建构。

二、中国资本与市场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中，从哲学史、哲学原理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的资本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是比较丰富的。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进行批判。问题是，关于中国自身资本实践、资本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批判和建构研究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做过一些探讨。其实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对资本批判与资本建构进行区分。

我们可以进行资本批判，但是对于中国实践，更多的还是资本建构。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理论和实践。哪怕这些文明本身和我们现在的很多思想和制度有摩擦甚至冲突、矛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借鉴这些资本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成果。所谓建构，主要是我们以解决中国实践中的资本问题为基础，发展中国理论。这是关键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至今走出的这条道路，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解决自身问题，同时也解决世界问题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制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危机，这对于我们自己和西方都值得仔细探讨和研究。

我们对资本有批判，这是在原来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在，以中国资本和市场实践为基础进行资本的理论、制度建构，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国内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探讨。(参见高云涌，2016年，2018年)有一些研究，对资本进行一种绝对化的批判，否认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促进文明的功能，否认它的自然属性的积极意义。有些还对资本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放大、绝对化处理，以为没有资本什么问题就都能够解决。有一些批评也引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用西方激进学派、左翼观点来对目前的资本进行批判。这些批判是针对西方当代社会的资本逻辑展开的，而对目前我们所遭遇到的资本问题，基本还是一种外在的隔靴搔痒。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要立足中国实践，立足中国道路，一方面要批判，因为资本确实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在国内外资本批判的意义上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当代资本理论和实践来说，还面临资本建构这一问题。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确定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当中的重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以资本的形成、发展、完善为主导的中国资本实践有一种很特殊的意义，它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世界。我们借鉴、吸收、利用资本的文明方面，比如引进外资政策。外来资本在中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发展中的公有资本，直接解决了我们曾经倍感困扰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建构公有资本的逻辑，重建私人资本逻辑，甚至重建资本逻辑。和大多数资本批判的研究不同，在当代中国，资本逻辑当然可以追逐利益，但更要为我们服务、助力、协力。这种资本的逻辑与那种在私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不同。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规律。它不应该在一般意义上受到批评，所以要重建、重构中国资本逻辑。

这种研究还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那就是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建构的逻辑和基础，与当代中国的资本与市场实践有密切的联系。从资本批判角度来看，资本及其制度本身受到其他制度的影响，由于资本的逐利、配置资源的偏颇等，在小政府、弱国家的制度设置之下，国家在一些地方就处于弱势。资本的过度逐利、市场对福利要求的失灵，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中国公有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下的资本相比，其功能、特性在很多方面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资本对社会和民众的不利一面、不健康的一面，受到国家、社会、政党、民众的影响和制约。虽然不能说现在就达到完美，但是资本本身对社会和国家所形成的消极影响，应该能够得到控制、规范、制约。资本和市场也是普照的光，但是这种光应该是五彩斑斓的，不是那种单一的、专门为特定阶层和阶级服务的光。当代中国资本的逻辑内涵很多，我们提出的规范的范围，包括其增殖逻辑、运行逻辑、竞争逻辑、风险逻辑。在当代中国资本运行和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调控作用。

资本对于中国，并不是外在的。资本的声誉败落，和近代中国遭遇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冲击和破坏有关。其实历史上中国的经济一直很发达，早在宋代就有了纸币的雏形。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肯定是重要的。但是，那种来自西方的资本和资本制度，是很晚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交往、殖民活动中对中国产生了以破坏和侵害为主导的影响。资本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后面的主导力量。这个判断至今依然正确。对于那种资本当然要反抗、反对、革命以至消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主要是这个意义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是内在于西方特定的资本和资本制度的，这种制度强制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改变世界的同时，给其他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亚非拉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有些国家至今依然在那种伤痛中徘徊。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们对资本的态度也是变化的。比如在革命时期，曾经对民族资本采取了利用、保护的政策。因为这些资本有两面性，一方面参与了外来的压迫，一方面也受到外来资本的压迫和剥夺。中国对资本的重新认识，主要从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第一，传统的理解以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要将资本消灭干净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活动依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所以也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那种自然的产品经济本身有很大的局限，要很特殊的条件。资本及其制度对经济发展很关键。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比较起来还有差距，同时我们与资本主义并存。中国要发展就要有资本及其制度，同时还要与世界上很多非社会主义国家有往来，这就需要参与世界资本和市场交往，既发展自己，也给世界带来福利。所以在中国国内，我们有自己的资本形态和运行机制，和国际上流行的资本主义的资本运行有不同之处。目前有些中国社会主义资本建构研究，强调了公有资本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对非公有资本没有给予重视。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看，非公有资本有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增进和保障就业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资本已经是内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构件，不是可有可无的。

需要明确的是，迄今为止的资本探讨，以马克思的成就为最高，马克思的探讨从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来看，其经验基础为西方或者西欧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欧洲近现代资本主义，比如历史上和资本有关的制度的新发展，尤其是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资本发展，即使在经历了被殖民活动、被拖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后，仍然表达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时代特征形成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关键。

三、互联网为基础的资本无序扩张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问题呈现为极为复杂的状态，资本的形态、主体、运行、影响都比较复杂。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比如互联网+、电商平台、支付方式的变化等，带来了资本市场的新情况，也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是新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新的。之所以新，关键还是这些资本运行本身变得复杂，现有的规制包括法律、法规和行规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从社会影响上看，危害最大的就是无序扩张。最近几年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出来，被很多民众认识到，成为学界的热门问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

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流量、数据和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互联网企业大都有这样的问题。(参见杨东)资本、数据、流量三者深度结合，形成叠加垄断的资本野蛮扩张形式。在目前的情况下，数字平台为基础的体系对于数字、数据和流量都进行一种高度的追求，比如集聚数据流量，形成中心平台并通过对角兼并来对其竞争者形成攻势，内部自我优待，外部屏蔽导致平台向管道的退化，从而形成了流量垄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资本形成的平台和流量体系，本身排斥其他共享接入，实际上阻止了交易，形成了垄断。

这种垄断和算法有关。目前各国对于资本、数据、流量三者叠加垄断的形成机制缺乏深度的分析。平台经济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分析框架关注的焦点。平台经济中的多元数据算法的交叉，可以产生跨市场的市场地位。平台协调资源配置的核心工具就是算法。算法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设置，提高内容与用户的匹配度。它通过用户的浏览痕迹、点赞、转发内容、评价等数据，判定用户的个人偏好，再根据用户的需求与偏好，推送相应的信息。由此，抖音就能够在与腾讯、阿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核心竞争力。抖音的推荐功能增加了短视频传播内容，与受众的交互性提升了，传播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匹配度相应提高，最终实现了传播效率的提高。所谓传播效率的提高就是用户黏度增加，有更多的沉浸式的体验。当然商家认为这是算法的优势。这种算法设置有可能让短视频的浏览者形成特定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可能基于诱导甚或欺骗，目的是增加用户黏度。它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征，来分析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偏好，以此为基础形成类型客户、主要客户的不同价格博弈，甚至形成一人一价的可能性。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算法的引导下，平台及其支撑的庞大资本，可以大规模进行价格博弈，也就是讨价还价。算法能够撮合交易成功，但这个交易本身可能不是合理正当的，这就是不负责任的算法。它设置的目标是以最高的价格让对方接受，尽力撮合完成这项交易。在巨量数据中，购买行为发生在注意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只有浏览过的才可能购买，才是能够带来商业利益的流量注意力。它不惜发掘、诱导某一种偏好和注意力。随着各类APP的出现，个人注意力已经无法穷尽所有的选择，而算法可以极大地反映、引导、诱导甚至误导用户的真实需求，从而在今后无限的选择中为用户提供最佳、最可能的选择。当然算法的最终目标是资本利润最大化。

算法规则、选择和创新，必然和数据抓取行为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一定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在用户进入APP或者其他网页浏览时，平台之间、平台内部、电商服务提供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抓取数据、判断客户，然后又针对性进行算法创新，更好引导、制造甚至诱导需要，并最终满足需要而实现商业活动及其利润。数据抓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公开抓取。所有平台必须抓取并储存数据，这是提供服务的一个前提，比如姓名、卡号及密码、购买行为，以及性别、习惯、职业、偏好等，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公开抓取。第二种是协议抓取，就是在进入一定平台的时候会有提示，如果客户不愿意被抓取某些数据就无法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如果表示同意则被视为协议同意抓取。抓取的数据一般都有特定的用途。在资本逐利的条件下，抓取数据可能超过了协议或者公示用途，甚至有些平台抓取的数据可能会被泄露、出售等。第三种就是没有协议或者公示而侵入性抓取。企业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自动抓取互联网上的数据，有选择性下载并存储互联网数据资源。各种联系性的平台本质上都是搜索引擎的变体，也就是它会抓取相关的数据，这种就是侵入性抓取。一定意义上，数据垄断、流量垄断背后都是资本垄断，侵入式数据抓取则是资本侵入式应用。这些垄断、不当使用甚至违法、犯罪使用，都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方面。

其实随着资本的扩张、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广泛影响，资本的运作很多时候已经变得很不透明。即使透明，对于很多专业人士来说都未必清楚，普通人就更难理解了。资本市场像黑箱，很多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还算明白，而黑箱中的情况则很难明白，甚至其难度、复杂程度变得很难清晰。所以在信息输入端和输出端应作出一些明确规定，不断调整信息的输入，改变信息输出，比如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国际化、规范化等;另外，国际社会和本国的规则制度也要不断变化和完善，比如重视社会价值的因素输入和要求，重视基本市场规则的实行。当缺乏必要的社会价值引导和市场规则约束的时候，资本本身甚至会与媒体结合推动社会舆论，改变社会关注焦点和解读逻辑，谋求超越经济利益的诉求或者借助金融机构资金的空转，用大众的钱过度冒险，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泡沫，还会借助市场地位不当获利，形成垄断。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致力于财富的攫取而非创造，所以对于资本的引导将成为重大的问题。以为资本就天然地能解决问题，市场能够解决问题，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市场和政府都有失灵的地方，已经是基本的原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的探讨才刚开始。关于中国的资本实践和理论，从中国话语建构的角度来看，学界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但是，中国的资本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我们必须准确、全面、深刻探讨以中国资本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尤其需要以此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进行深度沟通。可以说，理解中国的资本实践和理论，理解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资本问题，对于学术和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高云涌，2016年:《“公有资本逻辑建构”与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2018年:《资本文明的理论自觉与新时代的市场经济精神塑造》，载《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

王立胜，201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济南出版社。

杨东，2022年:《资本无序扩张的深层逻辑与规制路径》，载《教学与研究》第5期。

郑永年、黄彦杰，2021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邱道隆译，浙江人民版社。

Yongnian Zheng，Yanjie Huang，2018，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22）“学术前沿”栏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2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