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行将二十年, 当代中国美学前沿与国际美学前沿之间日趋同步, 当代中国美学正实现着新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 也就是返本开新出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的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当前中国学界的新兴学者们, 试图要超出“实践—后实践美学”或“实践—生存美学”的思维范式, 所以, 新的突破就在于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一整套的“生活美学”, 并将之作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可行之路。所以说, “生活美学”在中国本土的建构, “实践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范式需要扬弃, 也要在“实践美学之后”的各种美学新旧尝试当中超脱出来, 当然更不同于介于“生产美学”与“存在美学”之间的各种旧有的美学形态, 从而试图为新世纪的中国美学找到新的拓展之途。

无论对于哲学而言还是美学而论, 忘记了生活世界, 那么, 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被生活世界所遗忘。而且, 与其他各种哲学学科相比, 美学更需回归于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 这恰恰肇源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本性。近期我又以中国美学为根基进而提出, 从学科定位上来说, 美学不仅是“感学”, 而且是“觉学”, 不仅是西方意义上的感性之学, 而且也是东方意义上的觉悟之学[1]。

“生活美学”在中国建构的基本, 并不仅限于超出实践论及其后各种突破实践的范式, 同时, 作为与国际美学得以同步发展的最新的一种美学思想, 它的重要职能还在于要将美学原论建基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根基之上, 这里不仅包括如何理解生活与美学的关联, 还有如何从中国本土的角度理解美学学科本身的问题, 因此, 如何建构一种“中国化”的“生活美学” ⁽¹⁾ , 就超出了最初的“由西而东”之途, 如今走上了“由东而西”之路。

“生活美学”研究在中国全面兴起, 在2010年得以充分显现, 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esthetics) 该年第一次在中国召开, 由国际美学学会 (IAA) 主办, 特别开设了“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与“日常生活美学”两个专题会场, 这两个聚焦于生活的专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3]。苏珊·费金 (Susan Feagin) 当时作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的主编, 在那次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认定:“今天美学与艺术领域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是美学与生活的重新结合。在我看来, 这个发展趋势似乎更接近于东方传统, 因为中国文化里面人们的审美趣味是与人生理解、日常生活结合一体的” ⁽²⁾ , 这是欧美主流学者所感受到的国际美学之最新动向, 可谓是洞见了当今全球美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在东亚文化内部对于“生活美学”更是关注有加, 2010年11月“亚洲艺术学会” (ASA) 所举办的京都年会上, 设立的主题就是“日常生活的艺术”, 在会议文集里面提到2010年日本的“美术教育学会大会”上就有论者提出“日常生活中的美术教育”的问题, “刚好就在日本的美术教育学会结束不久, 中国的北京也举办了国际美学大会, 而‘日常生活的艺术’这个相同的主题”又得到关注 (《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会议文集》前言) , 所以亚洲艺术学会也以这个主题作为研究对象, 这也恰恰展现出中日文化的共同优长之处。

新世纪以后, 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的深入, 中国本土的杂志也纷纷推出“生活美学”专题研究的栏目。“2004年底, 《文艺争鸣》杂志在第6期上推出了一个名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讨论栏目, 发表了8篇文章, 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题展开学术讨论。转年《文艺研究》杂志在其第1期上也发表了几篇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文章。由此, 一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大辩论迅速蔓延开来, 全国有十余家报刊介入进来, 累计发表论文百余篇。应该说, 这个讨论是‘及物’的, 切合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审美增量的生活趋势, 也形成了力图解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文艺美学思潮,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艺美学论战。”[4]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艺争鸣》连续推出的“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的8期系列专辑。就在2010年, 《文艺争鸣》集中优势火力, 连续推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专辑”“外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讨论专辑”“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讨论专辑”“文化研究与生活论转向讨论专辑”和“生态理论视野与生活论转向讨论专辑”。同一年《艺术评论》的第10期与第12期, 也分别推出专辑集中探讨了“生活美学”的问题。2011年, 《文艺争鸣》学术版的第1期则将生活论转向视野推展到了更深层的疆域, 譬如第3期就推出“李泽厚与生活论美学传统”的专题;《文艺争鸣》艺术版的首期也以“生活美学”为专题, 将这种新的美学视角纳入到了视觉艺术与造型设计的领域。这几十个专题、专辑和陆续推出的近两百篇学术论文在本土的纷纷登场, 充分说明了“生活美学”所具有的方兴未艾的新生命力, 如今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然而, “生活美学”这一本土化传统, 实际上早已被中国学者不自觉地意识到了。早在20世纪中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主流思想, 就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也就是一个被公认而接受的历史前提, 同时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逻辑前提, 所以当时几乎每个派别 (除了蔡仪保持审慎态度之外) , 大多是同意这种“美是生活”的理论的, 早期的实践派美学也是直接从这种“生活美学”当中生发出来的。当然, 就像实践美学更准确地说是———“实践论美学”一样, 同理可证, “生活美学”更准确的说法也应该是———“生活论美学”。从哲学上看, 生活论美学乃是“生活哲学”或生活论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和组成部分, 只不过这种美学所面对的乃是审美化的生活抑或生活本身的审美化, 由此提出了美学本体论的解决思路。更有意思的是, 在台湾地区所出现的“生活美学”的走势, 主要就是指“美学的生活化”的趋势, 代表的人物和著作是蒋勋的《天地有大美》 (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版) 与汉宝德的《美, 从茶杯开始》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6年版) 。当然, 也有其他论者如龚鹏程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转变, 亦即“美学在台湾正要由生命美学发展出生活美学”, “人文之美, 即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的艺术化, 才可以使人脱离粗俗朴鄙的状态, 而体现其文化涵养”[5]。但无论是从儒家的本土思想出发还是从艺术的具体感悟出发, 台湾地区甚为流行的所谓“生活美学”, 其实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运用美学智慧的实用性问题。

与之不同, 在大陆学界, 叶秀山所撰写的申明自己美学主张的《美的哲学》 (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一书当中, 试图利用现象学创始者胡塞尔晚期的“生活世界”理论, 来建构另一种新的美学理论。按照叶秀山的意解, 尽管胡塞尔并没有说他的“生活世界”是“艺术的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却是直接地将“本质”和“意义”呈现出来, 因而也就是“本质的直观”[6], 而这已为海德格尔将“诗意”引入生活世界提供了条件。由此可见, 与绝大多数中国美学界论者直接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取资源不同, 叶秀山早已从现象学的角度意识到了:美的活动, 既可以直接把握到生活现象自身, 也可以把握到生活那种活生生的质感。这是由于, 美学研究对象就是“基本的经验世界”, 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世界, 一个活的世界, 但这个世界却总是被‘掩盖’着的, 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它的覆盖层也越来越厚, 人们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个基本的、生活的世界体会并揭示出来”[7]。所以, 在当下的时代, 回归到这种现象学意义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的方式, 就已逐渐在成为一种大势所趋, 即使在持其他观念的论者那里也可以得到赞同, 诸如认定这个“生活世界”就是“有生命的世界, 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是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 是充满了意味和情趣的世界”之类的观点[8], 从中都可以看到生活世界理论与本土传统思想之间的契合。

所谓“生活论转向”, 在东西方美学界乃是共同发生的, 的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是形成了交相辉映之势。然而, 这种共时性的出场, 并不代表着东西方“生活美学”所源发的语境是共同的, 尽管二者相通, 但是却走了不同的道路, 从而殊途而同归。

欧美的“生活论转向”, 首要的就是直面20世纪中叶至今全球美学界的唯一主流传统, 也就是“分析美学” (analytical aesthetics) 的强大传统。“分析美学”来自分析哲学, 又超出了分析哲学, 既秉承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 如今又在欧陆攻城略地。然而, “分析美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迅猛发展当中, 却有着巨大的理论盲区, 那就是仅仅以艺术作为唯一的哲学研究对象, 以至于让美学直接等同于了“艺术哲学”。问题在于, 按照如今的广阔美学视野, 超出按照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艺术”之外———“自然对象”与“生活对象”[9]———恰恰就成了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这不仅超出传统研究对象, 而且, 前者引发了从“自然美学”到“环境美学”研究的思潮, 后者则为“生活美学”的出场确立了基本方向。

如今从全球美学的视野来看, 20世纪的美学主流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局限已经显露无疑, 从20世纪末叶开始, 美学开始关注自然、后又聚焦生活, 这使得美学研究的领域变得更加全面起来。我曾反复强调过, 国际美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如今终得以完善, 主要包括“艺术界”、 (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 “环境界”与“生活界”, 毫无疑问, 美学由此可在最为广阔的范围内得以施展身手。当然, 新的美学形态的出现, 并没有彻底驱逐“艺术哲学”的主流研究, “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研究如今也出现了回归生活的势头, “生活美学”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涵盖力, 这恰是由于, 所谓“人类生活美学” (the aesthetics of human life) , 不仅包括艺术生活, 也包含自然 (与环境) 生活, 确实成了在当代美学中拓展范围的时候所集中探讨的热点之一[10], 这才构成了欧美所谓“后分析美学” (post-analytical aesthetics) 的历史转换语境。

与欧美从艺术转向生活不同, 中国的“生活美学”的出现, 有着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这与20世纪中叶以来的学术积淀密不可分, 从而与西方美学之间形成了根基的差异。当代中国“生活美学”, 无法绕开新旧“实践美学”的强大传统, 而必须直面之并超越之, 与此同时, 还要面对各种“后实践美学”形态, 这诸多形态乃是从质疑实践美学而生发出来的, 但是仍囿于实践美学的范式之内。如果说, 欧美的美学界提出“生活美学”, 是为了超越分析美学传统的话, 那么, 在中国所提出的“生活美学”, 则是为了直接超越实践美学所形成的主流传统。还有一点重要差异, 西方“生活美学”乃是自我构建的新传统, 而中国“生活美学”则本身就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所以其所做的工作乃是一种“返本开新”的视野, 也就是回归到自身的“生活审美”的大传统里面去开出“以新融旧”的传统。

准确地说, 从海外出版的学术专著来看, 2005年可说是一个起始年份, 此后“生活美学”的专著才陆续出现, 如今形成了相对丰厚的学术积淀。第一本“生活美学”文集是由两位伦理学家安德鲁·莱特 (Andrew Light) 与乔纳森·史密斯 (Jonathan M.Smith) 共编的《日常生活美学》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当代国际美学家们对“生活美学”这个热点的最初探讨就集中在这本文集里面。同年, 刘悦笛出版了《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这是中国哲学试图构建“生活美学”本体论的最初努力。2007年, 日裔美籍学者齐藤百合子 (Yuriko Saito) 出版了《日常美学》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这本书从环境美学出发定位“生活美学”并结合了日本文化传统;同年, 卡地亚·曼多奇 (Katya Mandoki) 的《日常美学:平凡性, 文化游戏与社会身份》 (Everyday Aesthetics:Prosaics, the Play of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dershot, England:Ashgate, 2007) 的英译本出版, 这是一本以拉美视角对“生活美学”所进行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这一年还出版了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 艺术即经验》 (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 该书也因其原创性, 从而赢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由此而见, “生活美学”在东西方的出现乃是共时性的, 并不是西方先有理论而后影响东方, 而是东西方共同兴发的。

刘悦笛的《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是国内第一部专论“生活美学”的专著, 它在阐释当代美学的“最新转向”的基础上试图重建起一套“生活美学”体系。在“日常生活审美化” (亦即当代文化的“超美学”走向) 与“审美日常生活化” (亦即前卫艺术的“反美学”取向) 的历史背景下, 刘悦笛试图从现象学视角出发, 分别考察了美与“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本真生活”之间的现象学关联。美与“日常生活”的本然关联就体现在: (一) 从直观性到“本质直观性”; (二) 从非课题性到“自身明见性”; (三) 从历时性到“同时生成性”[11]。作为“本质直观”, 作为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生活方式”, 美的活动其实就是本真生活的“原发状态”。随着生活的发展, 这种“本真生活”为“日常生活”的平日绵延所逐渐遮蔽, 被“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所日渐异化, 从而表现为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居间者形态。实际上, 这种建构其实是同中国古典美学内在相通的, 特别是与原始道家美学的“去蔽”思路息息相关。同时, 该书重新阐发了审美与真理、审美与伦理之间的本然联系:传统“真理符合论”将真拒绝在美之外, 而审美与真理的相互拓展却使美学观与真理论得到双赢, “美的真理”构成了“共识观”与“解释学”的统一, 美遂而成为“生活真理的直观显现”。美与善在近代的“伦理自由观”里就有一种亲和关系, 在审美与伦理的相通之处实现的是一种“具体的自由”, 美学终将是一种“未来的生活伦理学”。质言之, 本书最终要建构的是一套本土化的“生活美学”本体论观念, 这种“生活美学”的基本思想在后来的专著《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 艺术即经验》当中获得系统化的思想建构, 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严整的美学体系。

从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来看,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旧实用主义美学的两种视角, 而这种美学的对立面主要就是康德的美学。因而, 告别康德美学、超越审美非功利, 就成了当代欧美美学的共识。为了实现“生活论转向”, 西方学者不仅利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 而且, 杜威的“旧实用主义”也成了中西学者们获得启示的思想基地, 由此来走向“生活美学”[12-14]。在欧美学界, 杜威思想成了向“分析美学”提出挑战的武器, 尽管杜威美学曾因为分析传统一统天下而被边缘化。大家都知道, 杜威的美学从“整一的经验” (An experience) 理论出发, 其基本意图乃是试图恢复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本然关联, 这便给予了当代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新的启示。而且, 也有中国学者意识到, 儒家思想与杜威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 特别是对于“人的生活”关注方面更是如此。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 (Arnold Berleant) 根据杜威回归经验的理路, 提出了独特的“审美介入”的观点, 新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d Shusterman) 则直接继承了杜威思想, 试图取消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差别从而积极为通俗艺术辩护, 进而阐发出一套“生活艺术”的新观念, 这都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后者的基本思想取向, 甚至就被中国学者直接称之为“生活美学”。

从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观之, 从古典到当代形态的中国美学都被置于“生活美学”的视角内得以重新审视。中国学者首先试图回到传统思想里面, 来为“生活美学”寻找本土化的资源。刘悦笛认为, “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生成范式”, “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原色, 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同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而且就历史而言, 从孔子和老子这两位古典美学的奠基者那里开始, 中国美学就已经走上了“生活美学”的道路, 真正地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儒、道、骚、释的传统熔为一炉的思想大家非王夫之莫属, 船山可以被视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15]。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形成了三次高潮, 分别是“先秦生活美学”“魏晋生活美学”和“明清生活美学”。

刘悦笛与赵强合著的《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这本专著, 共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生活成美: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 其中包括三章:从“孔颜乐处”到“儒行之美”, 从“鱼乐之辩”到“道化之美”, 从“日用禅悦”到“禅悟之美”, 主要阐释儒道禅三家的“生活美学思想”;下篇为“美化生活:悦身心·会心意·畅形神”, 其中包括七章:从“花道茶艺”到“居家之美”, 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 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 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 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 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 从“山水泉林”到“优游之美”, 从而力求将“生活美学”的古典样貌初步呈现出来[16]。李修建出版的新著《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通过对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魏晋相关史料的细密爬梳, 以形神、服饰、清谈、饮酒、服药、游艺、诗文、书画为不同的侧面, 整体地深描出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的方方面面, 这是关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的第一本著作, 开启了对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深入研究[17]。该书将魏晋名士的审美风尚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及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进行考察, 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如提出魏晋名士的“褒衣博带”乃是源于儒家的服饰传统;陶渊明的采菊有着养生的目的, 晋人的好鹤也有现实的功用等。该书还对魏晋时期的主要世族及主要名士、清谈名士、服药名士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其最重要的特色就在于, 以历史的宏观视野, 对士与名士的内涵, 对所涉每项生活风尚, 都能考其源起流变, 探究其蕴含的审美意趣与文化精神, 使该书呈现了一种历史的深度和厚度。赵强的专著《“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明末的“生活美学”究竟该如何书写?这本专著在当今的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方面可谓是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最新力作, 它以晚明时代的突出社会症候亦即“‘物’的崛起”为切入点, 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从整体性视野展示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生活、文艺活动和审美风尚的基本历史特征, 深入探讨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 并对当前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领域凸显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本书提出, “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的兴起, 对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审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是前现代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 也是文化、艺术所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18]。

近些年来,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开始向各个方向拓展:有的著作较为综合, 涉及古代“生活美学”从物质到精神的方方面面, 刘悦笛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也即将在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它试图将中国“生活美学”更完整的结构呈现出来, 具体分殊为:天气时移的“天之美”、鉴人貌态的“人之美”、地缘万物的“地之美”、饮馔品味的“食之美”、长物闲赏的“物之美”、幽居雅集的“居之美”、山水悠游的“游之美”、文人雅趣的“文之美”、修身养气的“德之美”、天命修道的“性之美”;有的成果偏重于某一朝代, 而魏晋与明清的生活美学是学界研究重点, 姚文放主编的《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聚焦于泰州学派所倡导的生活化美学问题, 张维昭的《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 (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也丰富了明代生活美学的研究, 曾婷婷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同样聚焦于明代晚期文人生活美学, 刘玉梅的《李渔生活审美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则准确地把李渔定位为生活美学家;还有一些论著对文震亨《长物志》、袁宏道《瓶史》等文本或酒、茶等元素进行了研究。这些著作或集中于对生活美学诸实践层面的梳理和展现, 或偏重于对生活美学观念或范畴的阐发, 资料较为丰盈, 亦能进入历史深处, 显示出颇强的理论性。

早在2012年, 笔者在中国举办过一次国际美学会议“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话”, 邀请了国际上的重要美学家史蒂芬·戴维斯 (Stephen Davis) 、阿伦·卡尔松 (Allen Carlson) 、阿诺德·伯林特、苏姗·费根 (Susan Feagin) 、玛丽·魏斯曼 (Mary B.Wiseman) 等等, 共同来商讨“生活美学”这个全球美学的最新前沿问题。这个会议的成果, 就是我后来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柯提斯·卡特 (Curtis L.Carter) 共同主编的英文文集《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 这本书被列入斯坦福哲学百科的“生活美学”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与“环境美学”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两个词条当中[19], 而且这两个词条, 恰恰是美学类新增的两个词条, 因为“生活美学”是最前沿的国际美学新生点。在那次会暇之际, 我召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南京大学的李昌舒、东北师大的赵强诸位先生, 商定来共同完成一套《中国生活美学史》, 当时大家就做了大致的分工:从史前到先秦两汉由我撰写, 从魏晋六朝到隋唐由李修建撰写, 宋元由李昌舒撰写, 明清由赵强撰写。经过大家的讨论, 都觉得其中有两段最难写:先秦与明清!一个是资料太少, 一个是资料太多。我们对先秦, 知道太少, 却想得过多;反过来, 我们对明清, 知道太多, 想得反倒过少。这也构成了一种撰写上的“高难度”, 目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刘悦笛还曾更为直接地将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三种生活美学, 分别称之为“政治生活美学”“精英生活美学”和“日常生活美学”, 并将之与中国艺术发展史直接匹配起来[20], 这就直接把“生活美学”延伸到了当代文化和艺术语境之中。

作为东西方美学在过去十年以来发展的最新趋势, 美学走向生活, 已指明了追求美学存在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的方向, 从而来反对以艺术作为基础的欧美主流美学。这种全球美学的文化多样性, 为东西方美学之间的协力合作提供了根基。当代全球美学正在走出所谓“后分析美学”的传统, “分析美学”曾经以艺术作为研究核心已出现衰微, 由此出现了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新潮, 而“回归生活世界”的美学, 在中国也引发了相应的兴趣, 我直接称之为———Aesthetics of Living———以区别于当今西方的美学形态, 这在2014年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当中得以充分体现, 在这本由我发起并邀请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文集里面, 中国学者言说生活美学的时候, 统一使用的术语就是Aesthetics of Living,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刘悦笛的《文化间性转向视界中的“生活美学”》 (“Living Aesthe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cultural Turn) 、台湾地区学者潘幡的《传统中国文人生活美学的现代问题》 (The Modern Issue of the Living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和王确的《美学在中国的转变和生活美学的新范式》 (The Transition of Aesthetics in China and a New Paradigm of Living Aesthetics) [21]。

当今, “生活美学”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就是因为, 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 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根基之上, 中国美学可以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 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于是乎, 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 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在我们所做的这种“生活美学”当中, 就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的生成、演化与延承的脉络, 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 但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转化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 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 另一方面, 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

从全球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势来看, 对于当代的艺术、环境与生活的美学研究已经成了美学发展的最新主潮。这意味着, “当代艺术哲学”“当代环境美学”与“当代生活美学”已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聚焦的美学生长点。正如刘悦笛在专著《分析美学史》的结语部分所见———“回到经验”“回复自然”与“回归生活”———业已成为当代国际美学的三个新的发展方向[22-23]。在中国本土, 其中的“生活美学”的建构, 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

“生活美学”的建构在中国, 乃是深深植根于本土传统之上的一种美学新构, 它所代表的“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 恰恰是当代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向。中国美学思想曾经集中追问过“美的本质”问题, 这早就从50年代就已经正式开始, 而转换到所谓的“本体论时代”则主要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 只有到了新的世纪, “生活论转向”的新视角才真正得以被接纳下来, 如今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 从2017年开始《人民日报》特设了“美在生活”专栏, 如今已发表了将近三十篇文章, 涉及了从茶、酒、扇、花道、食物、工匠、清玩、书房、藏书、家具、绿植、春游、避暑、沐浴、梦象、半耕半读等各个方面。2017年10月,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庆祝建系百年特举办的“‘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 国内外美学界40余位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会议既有对“生活美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和对生活中众多具体审美现象的分析, 也详细讨论了“生活美学”需要批判继承的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 并试图指出“生活美学”的诸多未来实践方向。

当代中国美学的所谓“生活论转向”, 乃是将美学回归生活的一种学术转向, 也就是把“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甚或同一起来的哲学新构。“生活美学”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 着力发掘生活世界当中的“审美价值”, 提升现实生活经验的“审美品格”, 志在增进当代人的“人生幸福”, 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新突破。可以说, “新世纪以来, 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 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 而‘生活美学’承其绪” ⁽¹⁾ , 并开始得到全面的发展。与此同时, 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因为“即使是一种生活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 要取得实效, 需要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现象、活动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24], 生活美学恰恰就走在了这个坚实的道路之上。

无论怎么说, 在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逻辑转换逐渐展开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之根本性的转换。如果说, 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 那么, 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着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 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 从“实践论美学”“生存论美学”走向“生活论美学”, 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 “生活美学”代表了中国美学的当下与未来。

[1]Liu Yuedi.From“Practice”to“Living”:Main Trends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Past 40 Years[J].in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18 (1) .

[2]李修建.“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J].世界哲学, 20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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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薛富兴.“生活美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艺术评论, 2010 (10) .

1 参见刘悦笛:《何谓美学“中国化”》, 《人民日报》2012年1月12日;刘悦笛:《走上美学研究的“中国化”之路》, 《人民日报》2010年4月9日;刘悦笛:《重建中国化的“生活美学”》, 《光明日报》2009年8月11日。

2 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组委会编:《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通讯》。

3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 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