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甘本在其“声音伦理”的思想结构中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非潜能”概念, 并借此开创了抵抗意指性语言装置及其生命权力的另一条道路, 同时这也构成了其独特的伦理策略。这一研究进路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失声”的“幼年”实验中搜寻走出语义文化裁剪的有效策略, 以倾听“沉默”的方式来阻止“听见”的暴力; 二是通过引入“失忆”范畴, 阐明了对于某些特殊重大的悲剧性历史事件仅以文字与残缺回忆的方式进行纪念是难以奏效的, 语言自身蕴藏的“失忆”功能反而能让人在“声音的沉默”中永久“记住”那些快被遗忘的事件; 三是启用了独特的“失踪”概念, 通过探讨文本中主体的真正位置与作用, 来证明某些普通“主体”虽仅仅是一个偶然且临时的产物, 但恰恰因为记录的随意性与暂时性, 却使其“沉默的声音”不断为后世所“听见”; 四是从宁芙、舞蹈以及摄影等范例性影像方式中寻找“沉默的声音”以及被“遗忘的记忆”, 以在词语装置的迷阵里“内爆”出“声音的逃逸线”。

【关键词】声音; 记忆; 失踪; 影像

阿甘本认同哲学发端于人类惊奇的看法,并认为正是由于对语言的惊奇才产生了哲学家。他在《语言与死亡》一书中断言:“哲学家,就是那一直对语言持有惊奇之感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抛弃他在词语中的习惯性居留之所,才能回到语言业已向他敞开的领域。”在他看来,“对于语言法则的反思,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epistemico-conoscitivo)作用之外,还具有政治意义”。尽管这位当代著名的激进左翼哲学家同样对于语言保持了高度好奇,然而这并不能抵消他对语言的深度戒惧。

在《散文的理念》一书中,阿甘本引用了巴赫曼小说中的经典断言:“语言就是惩罚。万物都必须进入语言,并根据它们的罪的大小,在那里死去。”他还指出,我们作为语言装置的犯人,只能用伤口来倾听(而非理解)写在我们身上的文字。

在阿甘本看来,人的自由首先是免于语言的自由,只能借助于一种将是他声音的言语才能实现。经由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转借过来的“非潜能”或“无能”概念,阿甘本将“声音”这一语言的“非潜能”特质与伦理连接起来,指出“声音即是沉默的伦理”(la Voce è il muto compagno etico),并努力以“语音实验”的方式来设想一种“与词保持距离的伦理”,试图以此来为作为语言囚犯的人类找到另一条解放的全新道路。

一、“失声”：“沉默”与“听的伦理学”

阿甘本质疑了思想史和社会生活中一切流行的“伦理”和“道德”观念,在他看来,这些观念不过是野蛮且固定化的语言伦理。但语言实际上与权力结合后生成了语言装置,并借由生命政治实现了对一切人从生到死、从精神到身体的完整性统治,于是,“只能在引号中说话的人类是不幸的,凭借思想,他们也失去了把思想贯穿到底的能力”。因此,他要力图“发明”另一种作为“声音”和“姿势”的“不可说的伦理学”,确切来说,这种“发明”只是一种“发现”,或者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尝试。因为“人只能在言语的彼岸——或前世——言说,也只能在生命的彼岸——或前世——过活”。更进一步说,甚至连刻意“恢复”都不用,我们本来就在“声音”的居所之中,只不过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阿甘本认为,“伦理”这个概念也应该彻底从道德与罪的因果必然性之中走出来,这种必然性总将人强行带入到过去的某个时间,而真正的伦理应该居于“实存”与“非实现性(inattualità)”之间的位置且偏于后者。这样的“伦理”只能凭“声音”进行想象,词语无法表达其意。“声音的伦理”指涉的不是外在的目的性评价,而是“形式生命”的绝对完整性。“形式生命首先关乎一片非责任区域,在这里各种身份设定和法律责任都被悬置了”,并且人以自身的开放性纯然面对存在本身的开放性。

按照阿甘本的观点,“语音”是介于纯声响(merosuono)与意义(unsignificato)“之间”的存在,也是介于动物声音与(人的死亡)意识“之间”的存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灵魂痛苦的平面”,也是一种沉默的“大写声音”(Voce)。但我们无法给“语音”下定义,因为语音与意义不是同一个维度的存在,我们只能通过否定性的描述来想象这种他称之为“眼泪”的声音。阿甘本也经常将“语音”直接称作“声音”,以此来描述尚未遭遇语义装置“侵凌”的语言最为原初的姿势。在他看来,现代人始终生活在分割性的语言装置中,完全忘记了最初的“声音”,即是说,每个人都已“失声”,失去了对语言的“非潜能性”的个人体验与运用,而以抑郁的或虚假面具的样貌在世生活。语言装置掏空了个体丰富的生命经验,预置了每个人的命运,在“我们必须变得更好”的“大他者”的崇高命令下,所有人都耗尽了自身的潜能,同时也耗尽了自己的“非潜能”。在当代景观社会图景下,“看的伦理学”完全取代了“听的伦理学”,仅存的“听”也仅仅是“听话”,而不是“听”那个“空域的声音”。阿甘本要做的就是,“把人带到他的声音的缺失、他的失音面前”。

为此,阿甘本强调要回到“声音的幼年”,这里的“幼年”并非时间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不追求固定意义结果的思想实验,也是对“声音人类史”的纯然设想。“声音的历史”在代表另一种可能性的人类发展史的同时,也构成了对“不发展的潜能史”的创造性设想。当然,阿甘本“声音实验”的目的也并非完全弃置语言,或完全避开语言开辟出另一条道路。他只是要关注处于声音与意义“之间”的“空白”部分,或者说是二者之间的差异部分。因为“在未完成的关于声音的作品中,先验的场所反而更能在声音与语言、语音与逻辑之间的差异处被找到, 因为这种差异打开了伦理的特有空间 (lo spazio proprio dell'etica)”。在阿甘本的思想体系里,“伦理”无关世俗评价的善与恶,而是事关生命形式本身的全然开放性,对具体个体来说,它是对内在性的生命潜能的完整保持。经过阿甘本的诠释,被德勒兹称作“一个生命”的伦理“主体”是未经语言与权力分割的纯粹的内在性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只有在意义装置之外的声音领域才能将自身达至伦理的真义。而那些面对善恶的、弃恶扬善的、关于权力与自由的意义性道德规划都构不成伦理,因为善恶是语言命题,只要在意义的命题之内,人就逃不出装置早已布好的迷阵。

阿甘本因而提出要以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失声”替代另一种个体远离“亲验性”的“失声”,前者尤其关乎到“沉默的理念”。在典型的意义上,阿甘本承认“沉默甚至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当然,这里的“沉默”不是“不语”,而是将生命导向一个“能却不”维度的可能方式。“失声”带来的意义废墟引出了一个现代的抑郁世界,但这个废墟的潜能同样可以生长出生命的花朵。阿甘本认为,“如果你现在开口说话,那便是伦理”,但按照他所赞同的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语言的指涉能力不对应于词汇现实(realtà lessicale),而只是涉及其自身的纯粹发生。这种词与物的离散性有效地打破了由阿甘本所发现的以“誓言”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宗教与律法体系的固定链接。在他看来,誓言是元语言现象,正是誓言附带的诅咒结构所引发的权力体系将词与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将“声音”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变为“赤裸声音”,生命在随后的过程中彻底沦为“赤裸生命”,且永恒地陷入常规性“例外状态”的随意断言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阿甘本提出要回到“声音的幼年”,在词与物僵硬绑定的空间中“内爆”出主体亲历的生命经验,他认为这才是一切伦理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根本性前提。

二、“失忆”：从“不可记忆者”到“遗忘的正义”

阿甘本重视记忆、情感与经验的关系,将其纳入到“声音”与“遗忘”的范畴来进行讨论。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伦理缺失首先涉及的便是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严重的“失忆症”。阿甘本特别注意到本雅明所提出的“经验的贫乏”在当下世界加剧的现象。他说:“正如现代人被剥夺了传记一样,他的经验也同样被剥夺了。甚或现代人没有能力直接体验和传递经验构成了他们拥有的极少数的自我确证的事实之一。”“现代人夜晚回到家,已被各种杂乱的的事情弄得精疲力竭,但这些事情好玩也好、乏味也罢,反常也好、寻常也罢,难以忍受也好、令人愉悦也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化为经验的。”可见,意义或者说语言景观的意义系统不再能引发灵魂的深层触动。浮动在纷扰事物上的语言越杂乱,越是远离人的真实体验。阿甘本将此类症候诊断为权威、词语与叙述的影响力在现代的极度衰弱导致的经验空乏症。但他又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不再有经验,而只是意味着经验在人的外部发生 (si compiono fuori dell’uomo)。”因此,人们在参观博物馆和旅游胜地时,普遍使用相机来替代自己的眼睛与灵魂,他们仿佛在睁大眼睛的同时紧闭双眼。语言制造的景观世界以表象的拟真方式隔挡在人与物以及人与自身之间,人没有失明,却失忆了。在这个“语言景观化”同时也是“景观语言化”的时代,“不仅语言自身构成了自治的领域(sfera autonoma),而且它不再揭示任何东西,或最多揭示的只是一切事物的虚无”。世界在我们面前翻涌,我们却忘记了整个世界。我们完全失掉了对传统、当下以及自身灵魂的真正记忆,而这一切,都是语言的意义系统最终导致的,至少是由其间接引申造成的,因为意义系统首先意味着分割,且总是凭借对“赤裸语音”的压抑成就自身。

在批判了“当今社会经验在个体之外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后,阿甘本的笔锋一转,提示我们,不要仅仅指责当下经验匮乏的现实,而是要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采取行动。他认为,在表面的经验匮乏之下可能恰恰暗藏着具有转变性的种子,因为匮乏是潜能生长的肥沃土壤。

为了理解阿甘本思想体系里声音、经验、记忆与失忆的复杂关系,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他所提出的独特的“记忆”和“不可记忆者”这些概念。阿甘本曾系统考察了从柏拉图的“非预设”,经由亚里士多德的“基础”,最终到达荷尔德林和尼采的“不可记忆者的传统”这一谱系,由此他对记忆下了一个论断:什么也没记住的记忆才是最强的记忆(non ricordo nulla è il ricordo più forte)。在他看来,真正的“记忆”首先涉及对自身使命的“背叛”。记忆只能通过保持“不可记忆”,并且通过“背叛”自己,才能“回忆”起语言的理念和真理的结构本身。由此可知,记忆首先涉及的是“主动的失忆”,记忆传递的首先是“遗忘”本身。为什么说真正的记忆是“背叛”自己的记忆,是走向失忆呢? 这与阿甘本设立的独特的记忆对象和“主体—客体”有关。在其笔下,记忆的对象,包括经验的对象都不是普通的事物,而是对“不可记忆者”的“传递”。阿甘本是这样理解“传递”的:“传递实际上并非传递某个事物,不论这事物有多杰出,亦不是用公式命题和信仰的教条来表述的真理,而是传递具有可传递性的寂静本身”。只有传递无所附加的“寂静”(无本身),才会涉及传统。如此看来,阿甘本对于“继承”传统的理解和当下的词义是完全不同的。继承传统不是去继承和传递已有的经验,而是去传递敞开性本身,即“声音”与存在本身。可以“传递”的内容是非主题化的,也是不能命题的。而“这个不可记忆的遗产,这种对于去蔽的传递,则构成了人类的语言本身”。

在阿甘本看来,真正意义上的“记忆”,不仅与“不可记忆者”相关,还直接指向那些“不可遗忘者”。他说,不被想起的不可记忆者,确切来说,就是那不可遗忘者。这个不可遗忘的遗忘就是语言,人的词。当然,这里的“词”指的是“声音”以及“声音”围绕的实在界之内的事物。阿甘本强调,不要过分恐惧“失去”,因为“失去的东西要求的不是被记起和被完成,而是继续被遗忘、被失去。并因此——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而不可遗忘”。过去事物的“权威不依赖于一种事实性的真相,不取决于言语与事实、记忆与事件之间的一致性,而是取决于内与外之间、可说与不可说性之间无法记忆的古老关系”。例如,在人们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不能有效回忆遇害者的遭遇过程而陷入持续焦虑的同时,阿甘本却从他们沉默的空白中看到了救赎的另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他认为对这类极端事件的无法回忆都是正常的,因为语言自身残留着“声音”的大幅度留白。而对于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以语言回忆为主的作证是不可能的,证词本身包含lacuna(遗漏;记忆的遗忘;空白),对于这个空白的反思是合宜的,它使证词本身的意义成为问题,而且还质疑了证人的身份与可靠性。作证无法抵达悲惨的过去,然而,这恰恰是另一种完全的抵达, 因为“在证词中,作为某种见证之不可能性 (impossibilità di testimoniare)的东西已经被观察到”。证词并非语言或者书写性的,而只能是不可见证性的,它来自于空白的声音(il suonoche proviene dalla lacuna),这是一种独自言说的非语言,在它的基础上语言才得以诞生。由此,阿甘本激进地宣称:什么也记不起来的记忆,才是最强的记忆。当然,对于阿甘本的这些话,我们决不能将其理解为要故意忘记大屠杀的历史灾难,而是要在其思想体系里完整解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它们是对导致大屠杀悲剧的语义运作装置的批判性表达与修正。

此外,阿甘本还提到一种“正义的理念”,同样是关于遗忘的。通过词语考古,他发现,正义最初的意含并非对不正义的惩罚,而是指“对遗忘的尊重”,确切来说,是对真正的被遗忘者的尊重。“被遗忘者想要什么,既不是记忆,也不是觉知, 而是正义”。正义没有具体内容, 其句式不是 “为了……”,其理念在一切语言的所指之外。“正义一言不发,只对遗忘进行传递”,这便是阿甘本还原出的“正义的理念”。对于像奥斯维辛一样的被遗忘者,遗忘日复一日都在他身后匿名地堆积,他既不可能将其消除,也不可能躲避遗忘。而正义就是对被遗忘者的传递,继续保持其不可记忆和无名状态。当这些被遗忘者退出语言、退出记忆的时候,正义为人且只为人而诞生了。这便是回忆的“潜能(非潜能)”,它是重新交付给过去的潜能,这种方式让事物在“失忆”中重新回到“声音之家”。这种态度以及对记忆和遗忘的反向的拥抱,阿甘本称之为“召命”,它关乎伦理的第一基础。

三、“失踪”：从“书写伦理”到“声音姿势”

“失踪”概念在阿甘本哲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在《什么是真实? 马约拉纳的失踪》一文中,就物理天才马约拉纳失踪这个“不可能的”事件进行了专门的剖析。马约拉纳的失踪与他留下的文字信息之间的关系复杂迷离,人们很难从中确定其留下的哪一种字迹代表了他出走的“真实”。因此,马约拉纳留下的信息成为一个带着“问号”的“烟斗”,也为阿甘本书写伦理的研究预先埋下契机。阿甘本所强调的“书写”绝非仅仅指向文学领域或者日常的信息传递,因为书写在其思考中最终面对的仍然是人的解放。在他看来,“创作是与自我遭遇的方式,它首先属于伦理而非美学范畴,本质上是自我的使用方式”。阿甘本将其一贯推崇的“姿势”理论置入到书写伦理之中,他反复强调:书写的姿势首先是“姿势的抽身而退”。如果说德里达是在用语言描述踪迹,阿甘本则是直接用踪迹来“描述”(远离)踪迹。

阿甘本强调的书写主体既不在文本的内部,也不在其外部,它仅仅是一个碰撞而来的姿势。他认为:“艺术家是没有内容的人,他只能永恒地存在于表达的虚无和难以理解的纯然姿势之中,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身份。”他还宣称:作者只是占据一个“作者—位置”,陈述意味着在语言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阈限位置进行,这是一个纯粹的表面位置。这种说法一反常态,因为它意味着,书写不再是作者意志的单纯呈现,读者与作者同时走入了“文本的荒漠”,他们相互指引的同时又相互迷误,在其友好中又蕴含着结构性的敌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与读者只是通过文字未表达的潜能部分进行晦暗的交流,而文本“除却那道发自对此缺席的见证的晦暗之光外,别无其他光芒”。“写”不只是传统的书写主体根据主观意向单独编织一个文本,还是一种范例性的事件本身。“艺术家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者,也不是创意操作的所有者,他只是由生命形式延伸而出的主观剩余物”。作者承担的角色不是“被聆听”,而是以“空无的纯粹姿势”,在不被满足和不被言说的状态下将文字不可辨认的“声音”展现出来。在其中,读者恰巧也以抽身而退的纯姿态形式临时填补了作者本人以及语言意指的空位。

当然,写作不仅仅是姿势(空无)与姿势(声音)的对峙,阿甘本还将福柯提出的“污名者”思想角色移植到自己的书写伦理之中,从而展示了这些偶然而渺小的角色如何以潜能的形式临时占据了主体性的书写位置,从而让自己在后世重新发出“污秽的光耀”。但是,没有人想记录这些小人物并且有让他们在后世重新闪亮的意愿,这恰恰让污名者们成为了不可遗忘者。“在同权力相遇并遭受污名化的同一时刻,在静默的暗夜里,他们夺回了作为人的存在,否则他们绝无可能留下任何痕迹。”正是由于处在历史性失踪的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污名者才被记录在案。同时,这也“意味着占据空位的主体永远会命定般地留在阴影中”。记录者一定要尽量保证伟大的人物永载史册且被后人称赞与模仿,但污名者则不同,他们只是暂时处在主体的位置上。他们的存在并非以个人传记的形式被详细记载,甚至也不是作为被压迫者的记忆形式而存在,而是符合不可记忆者的传统。尽管处于文字的肉身里,然而“污名的生命只是被游戏;它从未被占有,从未得到再现/表征,也从未得到言说”。正是在将他们污名化的同一时刻,在耻辱和被游戏的形式中,他们才在那里存在。阿甘本认为,恰恰如此,这种书写才关乎真正的伦理和生命形式。没有人想让污名者在后世重新发光,草草的污名化记录只是企图让他们暂时处于罪恶的位置,并且预备着以后的永久性消失。正是这些潦草且临时性的意图,才让不可能变为后世主体的污名者们处在了真正的记忆深处,并且以非潜能的形式占据了真正的伦理位置。在此意义上,污名者是失踪的,仅仅只留下了一个姿势,而“这种难以辨识的姿态,这个保持空无的场所,正是使阅读得以可能的那种东西。”

面对装置的隐遁性控制,阿甘本重视生命主体自主制造的“难以辨识”的特质,认为真正的伦理主体甘愿主动追求“被误解”,或在文字矩阵的围捕下自觉失踪,为此他为我们列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代表人物纳斯塔西娅。在她的所有表现中,她自动将自己置入难以辨识直至注定被误解的表象状态,在谵妄般的声音中,她将自己置身于生命的反道德位置。阿甘本赞赏这样的人物,认为“一个生命,不是在它单纯地服从道德法则而是在它接受、愿意在它的姿势中,把自己不可逆转，毫无保留地置入游戏——甚至冒着这样的风险:它的幸福或它的耻辱将被一举决定——的时候,才是伦理的”。

此外,阿甘本还特别指出,当今世界上那些自由民主的政治统治已然变换了形式,政治装置彻底化为了从“无生产无”(che produce il nulla dal nulla)的否定性机器,通过展示和表演它的空无(ilsuo vuoto)来实施新的统治。那些通过宣布“例外状态”制造“赤裸生命”的政治装置,正是利用了语言的失踪和不在场的“中空位置”对生命进行编码,人们越是对此进行直接反抗,越是会落入这一空无之网中。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装置世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以空对空”,以“失踪”来呈现在场。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仍需文字的助力,可是要有能力让一切在文字中彻底“失踪”,以一个空无的姿势发出沉默的声音,我们才有望在密布的生命政治中幸存下来,这便是阿甘本独特的关于“声音姿势”的书写策略。

四、 从范例影像“想象”声音痕迹

除文字性的极限方式(小说、诗歌、寓言、神话、哑剧、沉默仪式)之外,阿甘本还重点讨论了影像、记忆与主体的关系。他对影像投入了极大的关切,并努力在剔除一类影像的同时试图恢复另一类真正的影像。具体说来,他要剔除的是作为景观的语言影像,致力于恢复的则是携带爱欲和“声音痕迹”的“魅像”,反复批判影像景观在现代社会的高度堆积。他认为,不仅超真实的拟像完全架空了我们对事物的真实认知,且就自身来说,如果不通过照片技术和身份证件,我们甚至再也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综合景观效应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语言装置的琐碎切分之下,从知识到个体灵魂都成为了碎片化的存在。这是阿甘本所极力反对的,他试图用真正的影像来克服所有的意义切分,因为在他看来——幸福仅存在于生活中所有分割消失的地方。

然而,阿甘本的“影像”概念很难被理解,它区别于传统与现代的所有影像定义。在他看来,真正的影像不仅是“活与死之间的存在”,还处在物与人、过去与未来、个体与整体、智性与情感的“中间”地带,它尤其与记忆和激情相关,因此牵涉到语言、沉默与爱。阿甘本所说的影像,并非明确而连续的意义表达物,它存在于意义与虚无间隙的“声音”位置。宁芙、阿比·瓦堡“无名之学”下的“墨涅摩绪”计划、末日摄影、多梅尼科的“间隙舞蹈”以及喜剧角色普尔奇内拉都曾作为影像的范例而被阿甘本重点讨论过。

首先,作为“影像的影像”的宁芙构成了阿甘本典型的影像形式。她在阿甘本的思想中绝不是简单的历史神话的主人公,而是人类历史与记忆的“激情密码”。阿甘本试图借由宁芙的影像来倒转记忆与对象的常规逻辑,从而赋予回忆对象某种能够反向刺破现实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他指出,真正的影像不是呆板的图像过去式,而是如宁芙一样持续向人趋近,为的是与人类媾和,以此获得魂灵。阿甘本认为,影像不是物,而是痕迹,是那些先于我们的人们所希冀、所欲求、所害怕、所压制的东西的痕迹。宁芙具有“死后的活性”,如人眼观看电影胶片的滞留现象一样,它具有自身生命的持存性,并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等待之中。阿甘本还强调,真正的影像始终呼唤历史的主体,因为影像不是一个既有之物,它需要进行一种操作,这是历史主体的任务。借助这种操作,上一代传下来的死的东西,重新被置入到运动中。但影像对人的“强迫”不会带来情绪的逆反,因为回忆不是认识,而是关乎到“爱”。回忆并非单向而被动地走向过去,因为过去也同时携带着驱力走向现在,回忆绝不是平静的,更多是疯狂而热烈的,逝去之物本就是我们自身。影像如人质,时刻呼求拯救,我们同样也是影像的人质,互相之间有一种“爱的强迫”。我们(被迫)需要影像,因为我们需要真正的自我,具体来说,也就是作为姿势的自我。瓦堡的“墨涅摩绪”给了阿甘本巨大的启发,他意识到,拯救当代人无法逃避的精神抑郁最终要依靠影像的“声音”,正是这些残破的声音碎片让历史以另一种沉默的面貌向后世现身。作为声音的影像并不真实,无关真理,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独特的“想象”对其进行“回忆”(遗忘)。阿甘本从中世纪哲学那里再一次看到“想象”超越认识的巨大价值,在他看来,“想象”赋予了我们绕过意指性语言装置的最终能力,借助于想象(而非语言与意识)这一处于肉身与非肉身、个体与公众、感觉与思想界限之上的“最后的余烬”,我们同真正的历史与记忆在“失忆”中彻底相遇了。

其次,在他看来,那些符合真正影像标准的摄影总是捕捉到了“审判日”,它们提出了救赎的急切要求。这里所说的急切,并非时间与事件性质的紧急,而是情感性的急切;照片的主人公往往以一种无声的呼语“强迫”我们记住其名字,即使那些名字在人类的记忆中早已被抹除,他们仍然要求不被遗忘。当然,如果对于阿甘本的“签名”概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里的名字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个体姓名,而是处于可感与可理解之间的对于存在与“声音”的留念。大概是受到罗兰·巴特“刺点”理论的启发,阿甘本看到了照片影像对观看者的“主动性强迫”。那些影像主人公们以严厉的眼神和无声的呼语强迫人们不要将其遗忘,他们无时无刻不对观看者构成审判,观看者被焦躁、平静与爱同时包围。那些“沉默的声音”比所有用文字书写的历史和传记更加具有力量,这也正是阿甘本所在意的影像的真正能量。

再次,部分电影录像作为典型影像同样为阿甘本所关注,他认为有些电影通过一种意指之外的形式见证了重要事件,尤其是如大屠杀那样的典型事件。他同意S.Felman和D.Laub等人在谈到Clande Lanzmann关于大屠杀的电影时使用的评论——这部电影恰恰在内外之间交界无分的门槛(soglia d'indistinzione fra ildentro e il fuori),在这个“不可能的位置”寻找证词与语义之外的力量。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词、声音以及沉默等要素之间的如歌唱一样的方式发展出某种作证的力量。阿甘本认为这样的电影因为绕过了词语的清晰性,转而通过一种声音的沉默形式让大屠杀在人们的遗忘中成为了“不可遗忘者”。一旦影像逃出了词语的牢笼,其中蕴藏的声音的力量便会对人的记忆形成真正的强迫;在沉默的空白中,人们什么也没记住,却同时记住了一切,这便是阿甘本所宣称的“声音伦理”的真正力量。

余论

阿甘本说:“哲学家写就的任何东西(我已经写过的任何东西)都只是一部未写就的著作的序言”。该说法不仅属于阿甘本的独特见解,而且也必定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不仅是因为阿甘本相信任何企图概括真理的言说都是僭主式的言说,而哲学应该避免成为任何类似律令的事物,而且,这种说法一定源自于阿甘本对于“语言的孱弱性”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作为序言性质的哲学指向的并非其他的哲学内容,而只是指向了语言的脆弱性(debolezza)以及不合宜性(inadeguatezza)本身。也就是说,哲学沉思的对象永远是言说之外的事物,这一点也正好契合了本文的“声音”主题。区别于“意义的伦理学”,阿甘本的“声音伦理”制造了一次独特的关于“意义返乡”的哲学事件。在他看来,“哲学是人的话语的返乡,通过抛弃习惯性的声音的居所,它同时向虚无的恐惧与存在的奇迹敞开,在变成充满意义的用语之后,作为绝对的智慧,最终又回到声音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抵达了另一种陌生的“至高的幸福”。阿甘本相信,在每一种生活中都有某种没有被生活过的东西,就像在每一个词里都有某种没有得到表达的东西。而“至高的幸福”不是完满无缺、毫无遗憾,而是生活在潜能尤其是“声音”的潜能之中。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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