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 道德行为选择过程是一个在给出行为选择合理理由基础上做出抉择的过程。人们通常或者习惯于寻求某种道德法则、价值原则, 或者以习惯、契约等作为行为的合理理由。然而问题在于:仅仅依据道德法则、价值原则是否充足?是否会陷于为义务而义务的形式主义?即使是依据习惯、契约, 其理由是否充足?是否会同样陷于某种形式主义?道德行为是实践、情境的, 离开了具体实践情境, 真的能够找到道德行为选择的合理根据吗?杜威的“道德想象力”为我们深刻理解道德行为选择及其合理理由打开了另一天地。

传统各种伦理学理论无论彼此有多少差异, 均是要建构起一种道德基石, 从某一原则引申出一系列道德义务责任。但是, 杜威认为既有的各种伦理学理论根本失误正在于此:忽视智慧与理智而偏爱持守准则。在他看来, 伦理学所有体系化做法都患有“近视症”的危险, 伦理学不是寻求单一、绝对善的, 而是实践的, 它须进入人的具体境遇, 须面对具体境遇中的具体要素。“一般性原理, 不管多么有根据, 也不能通过规定某人应该做什么而代替个人做出决定。”道德理论不能代替并解决个人实际道德境遇中的道德行为选择。在《哲学的改造》中, 杜威就强调必须放弃寻求道德单一、绝对基石的做法, 并对各种既存伦理学理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新解释框架。当然, 杜威的旨趣不是要绝对否定既有道德原则或原理, 而是要推进那些理论准则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应用1。杜威要以“想象力”为核心, 实现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使道德活动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道德想象力”涉及诸多道德哲学问题, 本文仅从道德想象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角度、以杜威《人性与行为》为基本文本, 揭示“道德想象力”在具体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的意义。

一、杜威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人的使不在场的成为在场的一种心理能力。“想象力”思想在近代休谟 (包括斯密) 同情心、康德先验综合判断与共通感理论中已存在。休谟的“想象力”主要是心理联想意义上的, 指人的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移情能力。康德对于“想象力”的理解则要深刻、复杂得多。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明确将“想象力”区分为先验综合与心理联想两类, 并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先验哲学与心理学。康德强调自己是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想象力”, 将其理解为“先天地规定感性”的一种“先验综合”能力[1]。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在思考判断何以可能时具体考察了人的心智活动过程, 并认为在判断过程中有“想象力”与“反思”两个心智运作过程。“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是使不在场的呈现为在场的, 成为主体的内感觉, 使主体作为在场的“旁观者”中立地去“看”, 并为“反思”的心智运作过程准备好对象。“反思”是下判断。心智的这两个运作过程, 是要为判断确立起不偏不倚、中立的特质[2]。杜威的“想象力”概念更接近于康德心智运作过程中的“想象力”。

杜威将想象力理解为与感性活动一样“人类活动的正常的组成部分”, 一切积极的理性活动离不开想象力[3]。他将想象力分为“移情”与“对可能性的创造性发掘”两个方面, 且认为此两个方面“同时运行”。不过, 杜威主要是在后一方面的意义上思考“想象力”问题, 他主要关注的是认知具体化、语境化、创造可能性意义上的想象力。杜威所理解的想象力“是根据事物之能是而具体感知所面临的事物之所是的能力”。这种意义上的想象力, 不是仅仅“作为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补充”, 而是要“深刻地介入于道德生活之中”, 去“创造性地”发掘、发现“与现实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可能性”。它不仅“位于慎思的前景中”, 而且居于“核心”2。杜威的想象力至少在两处明显不同于康德。其一, 不仅仅是“看”, 更是“做”, 是主体在“抽象彩排”中的创造性演出之“做”。主体不仅仅是在场的“中立”旁观者, 更是在场的积极行动者。其二, 理性活动内在地包含着想象, 想象与反思 (慎思) 不是外在的, 而是理性内在的不同环节。

杜威对“想象力”的理解明显不同于休谟、康德, 这与其工作旨趣不同直接相关。休谟、康德的任务是要揭示与证成普遍理性、客观真理、道德价值标准的确定性, 杜威则是要在已经确立起现代普遍人文价值精神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道德价值具体实践何以可能, 如何使真理、道德价值在日常经验生活中具体呈现。杜威的旨趣不是证明既有理论, 也不是创建体系, 而是生活与生活的艺术, 是创造性地生活。杜威思想所指向的是:已经确立起现代基本价值精神的人们如何更好地面向生活、过好的生活, 如何有生活能力与智慧过好的生活。近代欧美思想界, 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杜威, 是一个确立起普遍价值, 到在普遍道德价值基础之上寻求普遍价值具体实践的发展过程。如果离开了这一演变线索, 就不能准确理解杜威相关思想。

杜威所理解的“想象力”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感知能力, 是从“能是”来感知“所是”的能力。这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所是”去感知“能是”, 但是, 杜威却要颠倒过来, 由“能是”感知“所是”。他试图引领人们充分发挥理智的作用, 从纯粹当下局部的感知中走出, 努力去感知事物的可能存在样式, 进而对当下具体境遇、对事物的当下存在有合理理解, 通过“想象力”去创造可能的行为, 并选择恰当的行为。想象是行为的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中, 不仅与我们可能相关的一切境遇被呈现, 而且想象本身作为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连续复合体存在。在想象中, 我们不仅预测各种可能行为结果, 而且还预测那些与我们生活交织一起的人们的可能态度及其影响, 为行为选择富有意义的可能路径。这一过程, 打开了行为的可能空间, 解放了行为过程本身[4]99。

事物是人们所理解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理解事物, 事物就可能是什么样的。事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 是由于我们自身使它成为这样的。由于我们没有感知到事物可能是那样的, 且我们通过活动参与阻碍或抑制了事物的另一些可能, 而另一些可能或许会比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可能更好。杜威的想象力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 唤醒人的感知能力与理性能力, 去充分地感知境遇、事物的可能存在。它拓展了人的感知, 使其超越了直接面对的境遇与事物。它在拓展我们所应对环境的同时, 一开始就以积极、创造性态度去构建我们可能面对的境遇与事物。

不过, 想象力不是空想。尽管想象力是主观自由思想, 但是, 从实践的角度看, 想象力却不能脱离实际成为幻想。在此意义上, 想象力有两类。其一, 创生性的或创造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积极创造性活动。这正是杜威通过“戏剧性彩排”所要着力揭示的。其二, 幻想的。这是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空想。杜威在谈到革命、反叛时, 曾对此有过具体论述。革命、反叛可能会取浪漫主义的形式, 它把一切制度、习俗视为自由的敌人, 视为束缚。“冲动的普遍解放也许会使一直停滞不前的事物活动起来”, 但是, 如果被释放出来的冲动力量处于“通往任何事物的途中, 它们就既不知道路径, 也不知道去往何处”[5]101-102。杜威的核心思想是要强调实践须基于当下现实、切实可行的, 即使是创造条件, 也是在现实基础之上能够切实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 我们不难发现, 杜威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活动能力或主观经验, 而是内在地包含着思想之“思”能力的高级精神活动:是理性精神对可能世界的创造性探索, 是对行为可能条件、可能方式、可能结果的充分审视、思虑或慎思。

“慎思”是人在想象中对各种互竞可能行为方式的思想实验。在此思想实验中, 思维走在结果前面并预见到可能结果, 由此就能避免不得不接受已酿成的失败的尴尬局面。公开尝试的行为不可挽回, 其结果亦不能被抹去, 但思想实验中的“彩排”尝试行为却不同。它可以通过思想实验行程在思想中挽救可能的失败[4]104。慎思“是对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可能的行动方式的一种 (在想象中的) 戏剧式彩排”。它通过想象“试验”各种可能情境与方案, “弄清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小心谨慎”地基于现实全面考虑诸多方面, 在开放性的诸多可能中找到一条既能有效规避风险, 又能协调诸多方面、使彼此能“愉快合作”的“完全敞开”的路径。当找到这样一条路径时, 行为选择就做出了。在此意义上, 行为选择是“慎思”的结果[5]117, 119-121。尽管想象力中包含着推理, 但慎思不是推理。人们不是依据推理行动, 而是将各种可能性呈现在眼前, 以便能对事物做出适当反应, 选择恰当行为[4]116。

当然, 慎思的想象力并非纯主观的, 它有特定社会、文化内容, 甚至慎思所借助的概念及其规定, 均是特定社会、文化的。慎思总是在既有社会文化、既有规范性生活方式基础之上进行。人们的想象力能够是怎样的, 这在人们能够发挥想象力之前就已为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文化、规范性生活方式大致决定。想象力具有批判、反思功能, 此反思批判功能通过想象力创造性发挥完成。想象各种可能的过程, 就是一个开放的反思批判过程。反思批判与想象力的创造性是二而一的过程。这里隐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个体慎思的想象力何以能够培育?杜威曾通过“风俗”与“道德”关系思考过类似的问题。杜威不仅强调共同体既有关系秩序乃至文化价值观念等对于个体道德的意义, 而且极其强调个体“独立判断和实施创造”的“习惯”对于共同体“风俗”重构演进的意义。杜威通过强调教育对塑造个体、培育个体独立判断与创造性精神的作用, 为想象力打开天地。个体想象力与社会文化、规范性生活方式, 是开放性互构关系[5]46-48, 62。

道德反思不是思辨的, 而是经验、情境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实验:通过想象力创造的内经验、精神活动。在此思想实验中, 思想在观念中创造出诸多行为可能性及其后果, 并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做出行为抉择。此思想实验杜威称之为“想象中的戏剧彩排”。道德行为不是“为义务而义务”的活动, 它是经验性、情境性、创造性的, 它离不开对各种可能性的探索。

二、作为生活艺术的道德

杜威将伦理学“理解为帮助人们更丰富地生活、更敏于事情, 以及更加充满情趣地介入生活的艺术。”他的这一方法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康德[4]138, 甚至也更接近于黑格尔。其实, 伦理学以及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道德行为均是门艺术。

道德行为不是依据规范性要求的程序性活动, 也不是机械操作活动, 而是情境的、独特的、创造性的活动, 是在特定情境中协调诸多关系以增进当下活动意义的艺术。情境性、独特性、创造性、想象性等系道德行为的“艺术”之所在。如果将道德行为比喻为一部小说, 那么, 它既不是阅读过程, 也不是打字员的打字过程, 而是行为主体正参与其中的撰写过程。作为艺术的道德行为意味着道德行为过程就是创造性活动过程, 道德行为主体就是发挥独特创造性的艺术家———区别只在于拙劣还是优秀。强调道德实践的艺术性, 意味着强调道德活动中的敏感性、洞察力与创造性, 反对麻木、迟钝、程式性。当然, 强调道德行为主体的想象力与独特创造性, 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中的规则、规范不重要, 而是说道德活动不是僵死、机械的, 道德法则是鲜活的价值精神, 行为者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者。

道德活动“艺术性”的核心是独特性、创造性, 其要旨是具体道德活动样式的无限开放性可能。它似乎没有实践的确实性, 但它只是没有具体样式、形式的确定性, 它有内在价值原则、价值方向的确定性, 它在根本上不同于无是非善恶标准、怎么做都行的道德相对主义。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基本价值精神、价值方向, 一是行为主体的责任担当精神。作为“艺术家”的活动当然是开放、独特、灵感、创造性的, 然而, 无论如何, 对艺术本身的敬畏、一丝不苟的态度等, 则是“艺术家”内在性的, 这些具有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 任何创造性“艺术”活动均有其基本立意、方向、主题与风格, 这是此“艺术品”之所以能成为此“艺术品”的内在根据。这些正是道德活动中的基本价值精神、价值方向。坚持人道、自由等基本价值立场与方向, 善善恶恶, 有责任担当精神, 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当下的活动, 这是无限开放性可能中的确定性。

道德想象的思想实验过程, 是发挥道德想象力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行为选择的过程。此过程的使命之一是择“善”而行。不过, 杜威所理解的“善”、“恶”须置于价值冲突中理解, 且此价值冲突不是严格绝对善恶区别意义上的, 而是相对的善、恶。恶是一种“参加竞争的善”并在竞争中“被抵制的善”3。即, 经过想象力发挥思想“彩排”后被放弃了的那些可能选择, 原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是, 在当下的冲突中被明智地放弃后, 主体如果不能根据理智的反思指导, 仍然做那已被放弃的选择, 那么, 此行动选择就是坏的、恶的。慎思的选择是要考虑“行动的哪种进程更好”, “较好的进程就是善;最好的进程并不比善更好, 而不过是被发现的善罢了。”“较坏的进程或恶是一种被抑制的善”, 尽管它原本是思想实验中作为“参与竞争的善”出现, 但是, 一旦被抑制后, 它就“作为在那种情形下的坏出现”[5]171。

那么, 在想象力的“思想彩排”中依据什么判断某个进程更好?杜威既不依据所谓动机, 也不简单地依据后果。一方面, 杜威反对通常的动机论, 反对简单地以所谓善良动机判断某行为的好与坏。善良动机不仅有变为具体定在的问题,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不负责行为的借口。道德实践是生活的一部分, 道德不能与生活本身分离。杜威反对“把道德等同于净化动机、陶冶性格、追求遥远而隐秘的完满、听众超自然的戒命, 以及承认义务的权威性”, 坚持即使是善良意志的道德行为也必须仔细考虑具体条件、境遇, 仔细考虑条件与结果的关系, 仔细审察行为活动中的各种可能及其影响。另一方面, 杜威又反对简单地以行为某一结果为依据。行为选择当然要考虑结果, 然而, 此结果不是某一固定成就、固定功利结果, 而是行为活动的“意义”。“道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就。道德意味着意义的增长”。行动的当前意义 (而不是那遥远不可及的理想之善) , 珍视当下, 了解当下要做事情的意义, 应当成为道德行为选择的要旨[5]172。做好当下的事, 平衡好当下的诸方面, 尽可能使当下的事获得更多的意义, 既为存在的当下获得意义, 亦为存在的未来奠定进一步基础, 这既是行为选择的能力, 也是行为选择的艺术。当然, 由此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抬头看路, 低头拉车”问题。人不能没有方向感, 不能没有理想, 否则, 就会失却存在意义。杜威实用主义道德在反对教条主义、精神解放的意义上, 应当被充分肯定。但是, 应当注意的是, 对杜威相关思想的把握须警惕在一般意义上否定普遍价值精神。如果没有某种普遍价值精神, 那么, 通过想象力发挥创造出来的诸多可能如何选择、依据何选择?可能行为的基本方向是何?显然, 离开了基本价值理想、目标, 这一切无从谈起。就杜威本人而言, 尽管他强调注重当下, 反对遥远的理想、目的, 反对建立单独、绝对的原则, 但他并不拒斥理想。他只是反对脱离经验现实的空谈理想, 反对对理想的浪漫主义理解。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理想、如何谈论理想。是否脱离现实空泛谈论理想?理想内容是否随着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固定不变?理想究竟是行为的指导方针还是具体行为直接规范?杜威针对那种脱离现实空洞谈论理想或者直接将理想本身当作日常行为具体规范的做法, 在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空洞谈论理想的同时, 坚持将理想理解为指导方针 (不是具体规范) 并处于重构过程之中。杜威“并不惮于谈论道德理想, 道德理想使道德反思少些华而不实、少点蛮横专断、少点‘随心任意、反复无常、不讲道理’”。但是, 一方面, 理想是指导方针, 而不能理解为唯理论的原理与日常行为规范。另一方面, 理想本身也处于持续不断的重构过程中。此重构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否定, 而意味着理想的升华。即便是似乎与原先相同的理想, 其具体理解、规定也会在经验生活中获得丰富、升华[4]147-148。杜威坚决反对脱离经验现实的理想, 他要将理想从天上拉回到地上。在他看来“每一种理想都是后于现实”。杜威的这种认识当然有道理:理想或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总是现实世界广义教育的结果;理想不是空想, 空想区别于理想处就在于脱离经验现实、虚幻缥缈。不过, 杜威以为所有理想均是“后于现实”的认识有偏颇。基于现实经验刺激所形成的理想, 既有后于现实的品质, 也有先于现实的品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把握此“现实”。

黑格尔曾提出哲学是猫头鹰。黑格尔的“猫头鹰”是针对“高卢雄鸡”言。在黑格尔看来, 一切真理性的认识只有在事物行程充分展开后才有可能达至, 哲学不能创造世界, 不能告诉人们应当怎样, 只能向人们合理理解与解释世界[6]。不过, 哲学、认识不仅仅是对现存事物的把握, 更是对必然的把握, 不仅仅是对现存事物的描述, 更是对现存事物的反思。以反思性方式把握现实更为深刻, 以反思性方式达到的认识是指引人们目的性追求的灯塔。正是在此意义上, 哲学亦是“高卢雄鸡”。如果否定了哲学、认识的指导、引领作用, 就否定了人的创造性活动及其超越性可能[7]。回到生活刺激与理想形成这一具体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将生活刺激大致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 那么, 基于积极刺激所形成的理想, 是对真善美当下感受所形成的意识, 此种意识不仅是对美好经历的记忆, 更是将它作为人生理想保存并追求。那种基于消极刺激所形成的理想, 尽管是对现实的反映, 但是, 此种反应中有可能形成一种对现实的否定性评价性反映。在此否定性评价性反映中, 主体于观念中超越或克服了既存现实的假恶丑, 并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性存在。这种基于对现实的否定性反映所实现的观念中的超越, 是人类一切关于公平正义、善良正直等理想目的形成的最深刻、最持久的力量。在此类刺激及其意识反映中, 那作为“理想”存在着的, 不是当下现实中的美好, 而是观念中超越现实且有待实现的现实。在此, 不是观念后于现实, 而是观念先于现实:是在关于理想的观念指导之下、通过为理想而努力的活动所建构起的现实。

当面对道德冲突且诸义务间没有明显压倒性价值优先关系性时, 更要求行为选择主体有较高的道德艺术。此时, 甚至有可能不得不面对诸义务间无法协调的所谓“悲剧”情形。道德行为选择的“艺术性”在应对此类“悲剧”性情形时, 显得极为重要。较高艺术的行为选择应当是能够较充分地理解当下行为的意义并为未来打开空间。具体言之, 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 尽可能获得处境的完整意义, 以便对未来事件有备无患。其二, 改变可用于重构的临界条件, 创造有更好可能的未来, 使未来有可能不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4]182。这里, 作为艺术的道德生活, 不可或缺基本主题、旋律与方向, 须具有内在方向性。

三、行为选择的“目的”:进步

在想象力的“思想彩排”中, 行为主体通过“慎思”预见诸可能行为后果并做出抉择。“慎思”的作用并非是预言未来, 而是探知目前活动的意义, “并尽可能确保目前的活动具有一种统一的意义”。此“统一”一方面指当下各方面的平衡可能;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活动与未来活动的内在一致性, 它既是当下的, 也是生长着的未来的。探知当下活动的意义, 评估当下要采取的行为的可能意义, 进而选择当下的行为方式。在此慎思过程中也有某种对未来可能结果的计虑, 但是, 慎思中的未来结果在其展开过程中会受一系列偶然条件影响, 人只能立足于当下做出尽可能好的或有意义的, 而不能立足于那遥远不可及的空洞理想[5]126-127。

杜威对“目的”的理解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 “目的”不是所谓有待实现的理想, 而是“被预见到的行为后果”。作为“被预见到的后果”, 目的“出现在活动的过程之中”、被用来“给活动增添意义”, 并作为“指引活动进一步发展的路线”。“目的决不是行动的目的。当目的成为思虑的目的时, 它就是正在改变行动中的枢纽。”“目的根本不是行动的终结或终点, 而是思虑的终点。因此, 它是活动之中的转折点”[5]136-137。为什么“思虑的终点”不能成为“行动的终点”?难道我们自己的所有追求目的不是我们自己通过思想所自觉确立?难道我们不要为理想而努力?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曾表达过一思想:认知终点即行动起点, 其意旨在于揭示在理论理性明确射箭的靶芯, 找到目的然后就向着那个方向努力。这里应当区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 人的理想目的及其追求。人是有理想的, 但理想性只是一个方向、境地。理想不能脱离实际, 不能不关心行动的条件与能力, 理想目的不是纯粹的愿景。理想目的须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 作为通过人的活动所最终实现的具象存在目的。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内容。首先, 黑格尔曾区分的“目的”与“目的的实现”。在“目的的实现”中有诸多偶然条件, 可能有“我”不能控制的因素, “实现”了的“目的”中有不属于“我”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追求理想的目的, 最终所实现的一定是与我们原初思想观念中的理想目的不同的。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理性是近似、模糊的基本缘由。其次, 如果我们以此具象存在为活动的目的, 那么, 这就意味着丰富的人类生活被压缩成一点, 只有它是目的, 其他一切均为手段, 在此目的之下可以舍弃一切———这就如以GDP为目的时一切为了GDP增长一样。

其二, 杜威的目的不是“实在”的, 而是“状态”的。它是诸冲动、欲望间的平衡和谐状态。一方面, 目的与具体活动直接相关, 但是它不在活动之外, 而是活动自身生成、造就的。杜威非常机智、生动地用射击活动及其设定、寻找靶子为例, 说明目的的具体性、内生性。杜威对目的此种理解的最大长处是强调目的不能脱离活动自身, 必须从活动实际出发。行为总是有目的引领的。然而, 此目的是在事物或具体活动之中, 还是具体活动之外 (强加给予) 的?这直接关涉目的是否系具有现实性的可能性。不具有现实性的可能性不能成为人具体活动的目的。能够引领当下行为的, 不是与当下现实无关的遥不可及理想, 而是由当下可能活动的可能意义所建构起来的目的———这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目的。另一方面, 目的具有多样性。不能以这一目的代替其他目的, 只能以诸目的的协调、平衡状态作为目的性。杜威从反对教条主义、独断论出发, 反对道德活动中的“固定目的”, 认为无论在科学还是在道德中, “固定性的观念背后都存在着对确定性‘真理’的信奉”[5]143。在杜威看来“固定的”目的、原则是“胆小者的庇护所, 并且是胆大者用以掠夺胆小者的手段”。胆大者不仅以遵守规则能带来好处、反之则有灾难的恐吓或承诺使胆小者臣服, 而且还通过重新解释“固定”目的、原则使之进一步为我所用, 肆意戏弄一切“固定”之物, 打破一切固有戒律与目标[5]144。杜威的这些说法尽管尖锐, 但不失深刻。

杜威以“视域中的目的”对抗“固定目的”。所谓“视域中的目的”是指:没有独立自在的绝对目的, 目的是我们所理解并所要寻求、建构起的善。没有自在的目的, 只有被寻求的善, 且此被寻求的善本身亦是达到进一步善的手段, 目的就是进一步善的手段。不是目的影响并引导当下行动, 而是我们当下“对未来的看法”影响并引导当下行动[5]7, 9。杜威的这一做法一反人们所熟悉的关于目的的认识传统。柏拉图理念论开启了绝对目的、绝对善的理路。绝对善与目的引领日常具体行为选择, 这是理性主义的基本理路。杜威的此种认识尖锐且明确地反对绝对、自在目的的存在。这是一极为重大的理论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合理理解、把握杜威的这一思想?

从彻底的意义上说, 除非是神学论或绝对理念的本体论而言, 一切目的都是人所理解并确立起的, 在此意义上确实没有绝对自在的目的。然而,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是否有某种普遍性, 是否有某种自身只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东西?人类社会是否有某种普遍价值标准, 正是此普遍价值标准构成天理、天道, 并借以区分基本善恶?如果真的对此持彻底否定性态度, 那么, 不仅有逻辑的先在欠缺, 而且人类社会会失却基本善恶与基本方向, 人性会失却基本价值判断可能 (艾希曼的自辩也就能成立) , 甚至连杜威所说想象力的“思想彩排”亦无法进行。因为, 如果离开了价值基本标准、方向, “思想彩排”基于各种可能性后果预见的行为选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正是理想、绝对存在的根据。

杜威为什么要反对“固定”的目的与理想?杜威一生不懈追求自由、民主, 难道不是有固定目的与理想的最好证明?杜威反对固定目的与理想, 要旨是反对教条主义、空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绝对理想、目的的理解是否可以离开当下?那种绝对理想是否投射并存在于当下, 当下本身是否是这种绝对理想的现实存在?当下行动不能被那种空洞的、不是基于当下现实的目的所引领;能够引领当下行动的目的一定是基于当下现实的。终极性的目的是信念、法则, 终极性目的引领方向, 但不可以成为当下具体活动的直接规范。当下的具体活动的目的, 不是善良愿望, 也不是仅凭善良愿望就能确立, 而是善良愿望立足既有环境条件现实可行的。

杜威反对将道德价值标准或法则教条化、僵化, 主张对价值标准或法则持一种建设性态度。同一价值标准或法则, 在不同时空境遇中可有不同理解与规定, 因而, 其实践样式是丰富多样的, 没有统一范式与程序。道德实践不是机械行为, 不是如药方、食谱、计算机软件程序手册那样按部就班操作[8]。每一道德活动的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般性道德法则的具体运用应是情境化的。在此意义上, 就能理解杜威批评康德义务论思想的真谛。康德绝对命令义务论的失误是“切断了道德与经验之间的关联”。其实, 康德的可普遍化行为选择处理方法是一种“教人更公正、无私地看待后果的方法”。事实上, 纯粹的义务论、契约论中都隐含着某种“功利”因素[5]149-150。

这样, 仔细想来, “视域中的目的”是“非固定”的目的之“非固定”, 就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 终极、绝对价值层面。它旨在反对脱离现实经验的教条主义, 强调道德价值实践的具体情境性与创造性。这已如前所述。其二, 具体行为的具体目的层面。这可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 根据经验, 人的任何具体自觉有意识活动都有具体目的。在想象力发挥的“思想彩排”中, 正是此具体目的组织起当下的各种条件。然而, 一般说来, 除非极为简单条件下, 此具体活动的具体目的亦是“非固定”的。它是开放性的, 它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重构、生长。正是目的的这种“非固定”特质, 使人类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无限开放性过程。另一方面, 人的目的不是单一的, 人应当通过想象力在“思想彩排”中将不同目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使之具有内在连续性与统一性。慎思也追求普遍性与统一性, 只不过, 慎思对于普遍性与统一性的追求“绝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的后果, 而是要求广泛地考察后果, 并把效果与效果用一个连续的链环联结起来”[5]150。不同目的间连续成为一个开放性的链环, 这是人实践理性能力的显现。

杜威反对那种“厌恶”当下具体行为活动意义的“理想主义”。在杜威看来, “理想不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而是被感觉到和被意识到的一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每一行为都具有“无限意义”的可能[5]157-159。不要为那遥远的目的直接支配, 而应理解当下行动的意义。立足于当下, 避免可能不好的, 争取做可能好一些的。这就是杜威的告诫。恰如追求“和平”, 是“行动中的和平, 而不是行动后的和平, 才是理想对行为的贡献”[5]160。道德目标、理想应付诸行动的每一环节与过程, 追求每一环节、过程中的理想、目的的存在, 这才是合理的行为选择态度。其实, 对此, 黑格尔早已以思辨的方式做了明确揭示。在黑格尔看来, 个别是个别性与一般性、特殊与普遍的统一, 在个别中有一般、普遍。离开了当下、个别、具体, 就不可能有普遍、一般。人的幸福、自由, 总是要通过一连串的当下具体存在的。在一般的意义上, 不能以未来为借口否定当下。不能以遥远固定目标来理解当前活动的意义与合理性, 当前活动不应成为 (遥远固定目的的) 纯粹手段。“幸福、合理性、美德、完善都是当前行动的当前意义的一部分。”尽管在选择行动时, 对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观察、未来的预见均不可或缺, 但它们都是“对当前行动的解放”。“幸福在道德中之所以是根本的, 仅仅是因为幸福不是被寻求的某种东西, 而是现在已经获得的某种东西”。它是当下行动的意义[5]161。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以“现在的丰富意义”, 而是以“遥不可及的目标”为理想, 现在就被“抽空了意义”变成了纯粹外在工具。如果人不能从当下、现实中获得意义与满足, 那么, 人必定会以扭曲、反常、虚幻的方式获得满足。

道德行为选择当然是应当向着“善”的, 即人的行为活动应当是向着“善”的“目的”前行。然而, “善”的“目的”亦是充满歧义与争论的问题。思想史上的动机论、效果论等是相关争论的结晶。杜威道德想象力、“思想彩排”中基于“慎思”的道德行为抉择, 自然无法回避行为抉择中的“目的”问题。杜威提出的“进步”概念为我们开辟了理解“善”的“目的”的新路径。从其思想逻辑言, 既然行动是要追求增加当下行动的意义, 那么, 一切能够“增加”当下行动意义的行动, 即是“进步”的, 因而是可选择的“善”的“目的”。

人的活动并不能被完备计划, 经验性、个别性、偶然性是人活动过程必然具有的特质。理性永远有所谓“理性不及”局限。理性可以事后完整地观察、理解、解释某一事件, 但却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规定与描述事件的具体进程。在此意义上, 科学知识是一位姗姗来迟者。道德行为选择的依据不是某种绝对理想目的, 而是增进当下行为意义的“进步”4。

“进步”原本就是一个隐含着历史目的论的概念, 这正是思想界长期对“进步”存有争论的缘由。不过, 如果改变思路, 不是从未来完满理想终极目的的角度, 或者说不是以未来完满理想终极目的为标准, 而是以对当下意义的增加 (当然, 这里因为有“意义”的增加问题, 也会使问题难以彻底摆脱终极理想目的, 不过, 终究会使问题简洁些) , 那么, “进步”就是可以经验性证成的。如果在此基础之上, 进一步引入阿马蒂亚·森关于“正义”定义的思想方法 (正义是对不正义的消除) , 那么, “进步”就更是可以经验性证成的, 对痛苦、饥饿、疾病……的解除或缓解就是“进步”。

在杜威那里, “进步”与否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进步是增加意义的丰富性与区别性的当前重构”, 是从“比较坏的情况进入比较好的情况”, 而“不仅仅是向着比较好的情况前进;这种比较好的情况不是通过与外在的事物相比较, 而是在内在的事物中被证明为真的。”所谓从“比较坏的情况”进入“比较好的情况”的思想方法论要旨是“免于……痛苦”、“减少……不幸”, 是消极经验的克服。“进步”不是建构的, 而是立足当下经验演进的。任何对当下事件“坏”的克服, 就是向着“好”的进步。所以, 杜威提出了道德行为选择的绝对命令:“如此行动, 以便增加当前经验的意义。”善应当是当下“被体验到的”。如果不能被当下体验到, 此善就值得怀疑。人的行动具有方向性, 不过, 此方向性是人们基于经验、在一步步探索中体验到的, 人们在对被体验到的善的记忆中“找到”指引方向的“线索”[5]173。未来方向只是大致的。杜威反对“彻底的且稳固不变的目的”与“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论立场, 不应是存在意义上的, 而应是具体实践意义上的。他的旨趣是:即便是对理想目的的坚持与理解, 也必须基于当前境遇、经验生活, 而不能脱离当下经验生活与具体境遇。行动目的不能以遥远不可及的目标为指导。“对于下一步将做什么的指导, 决不可能来自于一种无限的目标, 对于我们而言, 一种无限的目标必定是空无。”当下具体行动的指导, “只能从实际情形的缺陷、不规则和可能性的研究中派生出来。”[5]176

理解当下行动的意义并努力增加当下行动的意义, 这是道德行为选择所要追求的“善”。“道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就。道德意味着意义的增长”。“行动的当前意义” (而不是与当前行动“遥不可及之善”) , 应成为道德选择思考的要旨。“道德就是了解我们将要去做的事情的意义, 并在行动中运用这种意义”[5]172。

什么是合理的道德行为选择?“莫失良机”地增进当下行动的意义:面对习惯的被挑战, 克服不平衡、寻求新平衡, 重构事物或日常生活, 以实现进步。“完满意味不断完满, 实现意味着不断实现, 而善就是莫失良机。”[5]177这就意味着:人本就是不完满的, 完满及其实现只是相对、暂时的, 只是前进中的环节、台阶, 只是为未来的可能世界开拓道路。或者换言之, 每向前进一步就意味着闯进了一个具有更多未知、不确定、更多挑战的新天地, 在此天地中既有习惯不能完满自如地应对。这就要求行为选择者踏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是行为选择中首要考虑之事。

什么是“当下行动的意义”?这是杜威想象力思想的核心问题。基于当下经验事实, 增进当下行动意义, 是否意味着回到功利主义或犬儒主义?此处“当下”行动的“意义”,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对实存“当下”的意义, 而是对作为整体的“当下”的意义, 且此“当下”是开放性、生长性的。当下的善或活动意义, 不仅是“当下”需要的满足, 更应是“意义”的“增长”。

尽管有些道德行为选择只是出于本能或简单习惯反应, 未必有想象力及其发挥过程, 但是, 在一般意义上, 想象、慎思、抉择构成道德行为选择的三个具体环节。想象力贯穿于道德行为选择的全过程。在想象力发挥作用的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 不仅诸抽象道德原则、价值成为具体经验性的, 而且行为目的、手段、结果亦成为具体经验性的;不仅有理性的慎思, 亦有情感意志, 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忍辱负重不惜一切的意志。这是主体主观经验性在场的自由意志创造性活动过程。经过基于想象的慎思, 主体在对各种行为及其可能意义的评估中理解并明晰当下行为的意义, 做出抉择, 这同时亦意味着主体对自己的选择有了自愿承担责任的意愿 (1) 。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14.

[2]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罗纳德·贝纳尔, 编, 曹明, 苏婉儿,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97-103.

[3]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229-230.

[4] 斯蒂文·费什米尔.杜威与道德想象力: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M].徐鹏, 马如俊,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约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十四卷:人性与行为[M].罗跃军,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 张企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序言13-14.

[7]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9-34.

[8] 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注释】

1 参见:斯蒂文·费什米尔《杜威与道德想象力: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徐鹏、马如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83-84页、87页。正是杜威思想中的这种模糊性, 使得杜威及其实用主义被人们诟病。对杜威拒绝绝对善这一思想的理解, 必须补充一前提:必须预设终极目的、最高善的存在。否则, 杜威的思想就不能被合理把握。现代社会放弃对绝对价值的探寻, 这既是多元社会的一种基本特质, 更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等一般价值精神的认肯为前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似乎否定绝对性根基, 但其自身本就以自由、民主、平等价值精神为绝对根基, 否则, 商谈本身无从谈起。只是这种价值根基已如阳光、空气、水一样, 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地存在着。

2 参见:斯蒂文·费什米尔《杜威与道德想象力: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徐鹏、马如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98-99页、102-103页、159页。杜威还曾从想象的内容角度提出“社会性想象力”概念。民主作为一种共同生活方式需要我们有“社会性想象力”, 以便将不同的个人、群体互相扶持、价值协调一致。“社会性想象力”为人的自由生活的“生态学想象力”。

3 参见:杜威《人性与行为》, 罗跃军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171页。当然, 杜威对于“善”“恶”的此种认识, 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其思想内容有人本、自由、民主这样一些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前提设定。否则, 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诸如“恃强凌弱”、“欺男霸女”、“好吃懒做”、“扯皮撒谎”之类, 就成为可能的了。当杜威这样说时是以有道德能力的人为对象, 这就如亚里士多德讲成年人不做错事一样, 隐含着一种逻辑前提。

4 当然, 杜威所说行为选择不是通常简单善恶对立意义上的, 而是基于善良动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

（原载《吉首大学学》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