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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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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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字号 -】2022年6月29日，哲学研究所党委召开了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王立胜主持，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纪委书记冯颜利、副所长于晓丹、副所长单继刚出席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青年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中央政治局第39次、第40次集体学习等内容。
会上，王立胜书记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第39次、第40次集体学习的主要内容，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术座谈会，强调本次学习的主题是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所领导班子及党委成员研讨发言，任蜜林、周丹、王正、韩蒙四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专业先后发言。
中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任蜜林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对于中华文明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富有启示。立足夏商周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考古实证材料，探讨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将更有助于认识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和独特特质，从中华文明层面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周丹认为，本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较为系统的思考。早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注意到良渚文明之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意义，并开始摆脱西方“三要素”的文明标准，探索中国自己的标准。伴随十八大以来以物质文明为突出表现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将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春天”。
《哲学动态》编辑部副编审王正认为，中华文明探源与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果说古代文明的器物上的发展，是考古学的对象，那么古代文明的精神上的发展，则是哲学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应该怎么从事研究提供了方向：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些都是具有力量的创新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蒙认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本次集体学习的焦点，从文明的考古研究深化为文明观的系统反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探究文明的进程及变革，在文明社会的中国定义、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态的古今贯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问题上为学界指引了方向。
在听取青年代表发言后，张志强所长结合自己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理解提出：第一，本次集体学习，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完整系统的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最深厚的价值共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究，构成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前提性认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走的是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与创造者。第二，对于中西马哲学而言，三者都是内在于中华文明实践的哲学，从比较哲学视野才能看清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极大鼓舞，是哲学研究的“大哉问”。
纪委书记副所长冯颜利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十分重大：第一，这项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力反驳了质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错误思潮。第二，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华文明的探源有助于树立更为正面的中国形象。此外，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主题，强调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探索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
副所长于晓丹认为，本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融会贯通的文化发展道路，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依托，知古鉴今，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借助文明的探源，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正是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责任和理论使命。
副所长单继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出发，提出三点体会：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经历演变。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较多，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比较拒斥；随着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第二，儒释道三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四轮驱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四个部分不可相互取代。第三，“两创”既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也关乎融会贯通的境界，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创”。
党委委员徐碧辉研究员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和文明，了解历史是最具根基性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美学为世界贡献了在世超越的超越之路，它不需要脱离日常生活实践，就能取得精神超越，实现不朽的追求。庄子所言的“庖丁解牛”就是一例，它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转变提升为了艺术创作。
最后，王立胜书记根据大家的讨论做了总结发言。他强调，第一，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两次集体学习，他们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中国除了需要硬实力，软实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这就要从历史入手。从“5.17讲话”到中华文明探源，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对中华文明的探源，也体现了自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史观重建，这种重建经历从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到伟大社会革命史观的过程。第三，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延安时期的文艺方针，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方针，也有新时代的中华文明方针，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的“两创”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关于中华文明的讨论，是涉及各个学科的大问题，需要创新版的中国哲学史。
（人事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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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哲学研究所党委召开了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王立胜主持，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纪委书记冯颜利、副所长于晓丹、副所长单继刚出席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青年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中央政治局第39次、第40次集体学习等内容。
会上，王立胜书记首先传达中央政治局第39次、第40次集体学习的主要内容，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术座谈会，强调本次学习的主题是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所领导班子及党委成员研讨发言，任蜜林、周丹、王正、韩蒙四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专业先后发言。
中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任蜜林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对于中华文明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富有启示。立足夏商周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考古实证材料，探讨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将更有助于认识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和独特特质，从中华文明层面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周丹认为，本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较为系统的思考。早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注意到良渚文明之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意义，并开始摆脱西方“三要素”的文明标准，探索中国自己的标准。伴随十八大以来以物质文明为突出表现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将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春天”。
《哲学动态》编辑部副编审王正认为，中华文明探源与中国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果说古代文明的器物上的发展，是考古学的对象，那么古代文明的精神上的发展，则是哲学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应该怎么从事研究提供了方向：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些都是具有力量的创新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蒙认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本次集体学习的焦点，从文明的考古研究深化为文明观的系统反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探究文明的进程及变革，在文明社会的中国定义、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态的古今贯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问题上为学界指引了方向。
在听取青年代表发言后，张志强所长结合自己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理解提出：第一，本次集体学习，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完整系统的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最深厚的价值共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究，构成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前提性认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走的是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与创造者。第二，对于中西马哲学而言，三者都是内在于中华文明实践的哲学，从比较哲学视野才能看清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系列讲话，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极大鼓舞，是哲学研究的“大哉问”。
纪委书记副所长冯颜利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十分重大：第一，这项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力反驳了质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错误思潮。第二，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华文明的探源有助于树立更为正面的中国形象。此外，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主题，强调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探索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
副所长于晓丹认为，本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融会贯通的文化发展道路，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依托，知古鉴今，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借助文明的探源，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正是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责任和理论使命。
副所长单继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出发，提出三点体会：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经历演变。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较多，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比较拒斥；随着日本侵华、民族危机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第二，儒释道三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四轮驱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四个部分不可相互取代。第三，“两创”既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也关乎融会贯通的境界，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创”。
党委委员徐碧辉研究员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和文明，了解历史是最具根基性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美学为世界贡献了在世超越的超越之路，它不需要脱离日常生活实践，就能取得精神超越，实现不朽的追求。庄子所言的“庖丁解牛”就是一例，它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转变提升为了艺术创作。
最后，王立胜书记根据大家的讨论做了总结发言。他强调，第一，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两次集体学习，他们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中国除了需要硬实力，软实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这就要从历史入手。从“5.17讲话”到中华文明探源，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对中华文明的探源，也体现了自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史观重建，这种重建经历从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到伟大社会革命史观的过程。第三，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延安时期的文艺方针，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方针，也有新时代的中华文明方针，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的“两创”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关于中华文明的讨论，是涉及各个学科的大问题，需要创新版的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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