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与会学者参加各分科会，中日学者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 

在第一分科会“日中思想传统的重新解释与对现代问题的应用”中，与会学者认为中日文化与社会都存在面对西方、东方及自身传统之间的认同问题，让哲学说母语，抑或让母语为世界哲学作出贡献，成为共同的愿望。与政治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进行一体化的欧洲、美洲和非洲等不同，亚洲在政治与文化的疏离、乃至隔膜令人叹息，如何在智识与情感上增进了解，也构成中日学者交流的基调与愿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强报告《“全体佛教”理想与中国佛教近代化改造的旨趣——欧阳竟无与太虚的中国佛教近代化改造方案之比较》通过对太虚和欧阳竟无在系统教义学与佛教近代化改造方案上的比较分析，指出正因为中国佛教的近代化改造是以建设“全体佛教”为理想，以统一的佛教教团之建立为目标，因而其相应地产生了将佛法作为“整个的佛法”的系统教义学，这是对宗派佛学的批判和再造，但也是基于宗派佛学立场上的日本学者与欧阳竟无的对话难以契合的原因，这种难以契合也是中国佛教近代化改造在批判性地借鉴日本佛教分宗部勒体制经验时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报告《近世日本的德治主义思想解析——以朱子学者芦东山<无刑录>为中心》指出：日本近世朱子学者芦东山的著作《无刑录》18卷以儒家德治主义理念为立法宗旨，主张“圣人之心，天下未尝有不可化之人”的教育刑论思想。他强调所有人在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和平等性，这对于日本近世的士农工商世袭等级身份制是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正是他思想的这一先驱性才使他遭到藩政当局的长年迫害，芦东山借《无刑录》阐发的政治主张具有超越时代与国家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贺雷报告《简述福泽谕吉政治思想中的皇权思想》指出：在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中，天皇作为日本民族国家的象征而被提出并参与到实际政治中来，从而为日本政治的近代化转型以及建构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治时期政治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天皇观中已经出现了受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影响而生出的君主立宪思想，但福泽并非简单地接受，而是根据日本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调整。贺雷从福泽对天皇的定位以及他在国家与政府之间做出区分，从而为天皇的象征地位设定界限等两个方面来展开对福泽谕吉天皇观的讨论。

厦门大学吴光辉报告《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与“新儒家”哲学相关联》指出：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1929年被译介到中国之际，亦正是中国“新儒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中国“新儒家”运动与西田哲学之间存在着多重性对话的可能性与未来性，亦凸显出“东亚”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来自不同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内在思索与深层自觉。

清华大学孙彬报告《论西周从“philosophy”到“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全面梳理了西周从“philosophy”到“哲学”一词的翻译思路以及实际翻译过程，并对于西周因何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的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在其翻译中东方儒学作为参照和依据、“古文辞学”作为翻译思考的方式和手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徐金凤报告《偶然制造的恶人》以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九鬼周造的偶然性哲学思想出发，对著名作家吉田修一的小说《恶人》中的主人公清水祐一的杀人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揭示偶然性对清水祐一成为恶人的决定作用。

日本神户大学松田毅的报告《南方熊楠的自然主义》指出近代的“自然神学者”南方熊楠受莱布尼茨影响，从“因果”及“缘起”的概念出发，致力于对作为生命环境的自然的科学以及哲学性研究，他的尝试提示出东亚“生存哲学”的一种可能性和课题。

杉田聪《福泽谕吉和中国——福泽的帝国主义思想》指出福泽谕吉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启蒙思想家，然而关于福泽谕吉的很多说法都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实际上福泽是自成体系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性构成要素。

寄川条路的报告《东山魁夷——日本和中国的艺术文化论》分析考察了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比较文化论，指出东山魁夷虽然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这是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一种民族论，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抗全球化的地区主义。

立教大学讲师大仓茂报告《三木清与卡西勒的交汇点——以“想象力的逻辑”和“象征形式的哲学”的比较为中心》致力于考察三木清和恩斯特·卡西勒的思想交汇点，指出二者受康德以及新康德派的影响都很深，并且三木后半生的研究重点——想象力哲学与卡西勒的象征哲学正是二者哲学思想中最为相似的地方。

爱媛大学太田裕信《西田几多郎的“行为哲学”——与阿伦特的对比为中心》论述了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行为的直观”哲学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以“劳动”、科学知识和工具的分析产生的“制作”，并以“我与汝”和独自的“单子论”思想论述了“实践”。西田“行为的直观”哲学中的“行为”论与汉娜阿伦特的“积极生活”哲学主题重合，因此太田将西田的“行为”论通过与阿伦特进行对比的方式进行了再度阐释，以揭示其现代意义。

北海道大学的田口茂报告《田边元的“媒介”概念及其潜力》对西田几多郎的继承者田边元（1885-1962）哲学思想中一贯不变的“媒介”概念从体系的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意图在于从田边元晦涩难解的论述中，尽可能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把“媒介”的概念抽出，尝试站在哲学的宏观视野上进行探析，并阐述这种“媒介”思想对现代思维的意义。

在第二分科会“哲学如何引领封闭的世界：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宽容与整合的可能性”中，中日学者不约而同对文化与社会中的劣势者给予了观照：他者、沉默者、残障者、死者、动物，而这不仅是西方语境和概念下的思考，也是东方思想中一直韬养的。尽管在方法上历史、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等，各执一端，但学者们一致认可倾听之必要，认可公共探讨所带来的相互启发与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齐做了对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传道工作进行诠释学考察的报告。她主要以利玛窦为例，从诠释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中西之间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问题。她指出，在耶稣会士与明清学者之间，误解甚至偏见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根据伽达莫尔的诠释学理论，误解丰富了双方对世界的经验，从而最终我们从异质文化中获得了对自身的更好理解。

日本学者神山和好做了“抽象的人：模型、例示与基础”的报告，他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哲学中“抽象的人”的模型逐一分析，其中有亚当斯密“无偏见的观察者”、康德“理性的人”、罗尔斯“理性的订立契约者”等。他认为所有这些模型中共同点是一个一般性的“抽象的人”，从抽象的人出发我们可以分析中西哲学中不同的哲学论断的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中做了“洛克、霍布斯和近代国家的两种观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使用了基于政治实在论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界定洛克与霍布斯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增进了我们对政治权力的理解。

日方学者森冈正博做了“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哲学”的报告。森冈正博认为，当代哲学中有“语言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等等分支，但是欠缺“生命哲学”的分支。他主张开拓“生命哲学”的新学科，这个学科研究包括跨文化的对生命、死亡和自然的研究，以及对生命、死亡等概念的哲学分析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剑做了“残疾与能力”的报告，她考察了对残疾问题进行概念化的三个模型，分别是医学模型、社会模型和交互模型，指出哲学上正确的对残疾的概念化理解是交互模型。对阿玛蒂亚•森以残疾人士的例子批判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的分配理论，以及努斯鲍姆将正义理论拓展到残疾人群的理论努力，她都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

日本学者浅野幸治以“不伤害：论该原则的间接观点”为题进行了有关动物权利的报告。他批评了康德对动物问题的间接义务论观点，指出疼痛是基本人权和基本动物权利得以确立的共同基础，同时他也试图以一种关于同情的人性论来为自己的动物权利理论作出补充和说明。

寺田俊朗做了“反思全球化世界中世界主义哲学之任务”的报告，他提出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相对立的“世界主义的全球主义”，他认为后者更关心本土文化、环境与资源，能够推进正义的全球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做了“为学与为道——道家视角对理性的反思”的报告，她认为老子区分了认知事物与认知道的不同方式，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适用于物理世界中为因果律所规定的事物，而为道是对人与世界的整体的直观认知，其试图达到的是精神的领域。

在青年学者分科会中，许多青年学者在文本上做功夫，在端倪处阐发开阔思路。翻译问题、西学东渐、生活哲学、德国哲学构成了这个单元的关键词。

崔唯航研究员发表了闭幕致辞，他讲道，本次论坛通过学术对话，中日学者之间不仅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而且增强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通过两国学者的思想对话，借助对方的眼睛，来反观自身的优点与不足。思想探讨无止境，学术对话永远在路上。希望中日哲学论坛作为两国哲学界交流和对话的重要桥梁，能够形成机制，一直举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