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立

“大百科哲学卷”即《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从该卷最初的筹备工作开始，到组织队伍，提出框架和条目，试写，撰写，审稿，定稿，一直到送交出版社前的最后加工工作，我都参加了。可以说，我参加了编纂“哲学卷”工作的全过程。下面把这个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作一回顾。

一、从“哲学辞典”到“大百科哲学卷”

在哲学所确定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工作之前，所领导孙耕夫（时任所党委书记兼负责所常务工作的副所长）领导我搞了一段时间筹备编写“哲学辞典”的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从1964年到农村“滚泥巴”算起，哲学研究工作已停滞了十多年。1978年初，哲学研究工作和其它的社会学科一样，面临如何复苏，如何迎接研究工作春天到来的问题。不少学科，如法学、经济学、宗教学等等，都纷纷把编写专业辞典，作为复苏专业理论研究的抓手。在这种情况下，孙耕夫和我说，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编写一本“哲学辞典”，而且上海辞书出版社也来联系过此事。他说，此事不宜一下子铺开，先做些调查研究，做些准备工作。就你和我两个人，像东北的“二人转”。为此，我参与和经历了以下几件事：一是1978年6月，我和孙耕夫到桂林饭店参加了我院经济所主办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会议。许涤新为该辞典的主编。全国有1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会。记得在去桂林的路上，还发生了一幕有惊无险的事。我们坐飞机去桂林。那时，北京到桂林没有直达航班，也没有大飞机。我们乘坐的飞机型号是英国的子爵号，前面有四个推进器，可坐40多人。中途需在长沙加油，停留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是第一次坐飞机，老孙还给我介绍一些坐飞机的知识。其中还讲到“子爵号”很安全。他说，四个推进器中，即使有一两个失灵，飞机还可照常飞行。我们的飞机是中午快十二点的时候到达长沙的，下午一点半再从长沙起飞。本来再飞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桂林。可是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飞机广播里突然说，“各位旅客，因飞机发生一点小故障，我们已向长沙方面返航”。这时机仓里突然变得异常寂寞。同机的有尼泊尔驻华大使夫妇和两个小孩，有十来个外国人和一些华侨模样的人。据说他们都是去桂林旅游的。听到广播后，五、六分钟，飞机便降落到长沙机场了。这时看到许多人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神情上放松了许多。我倒是没有什么紧张，属于无知无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修理，才又登机起飞。到达桂林后，大家显然露出了笑容。所以，这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我们参加这次会的目的，主要是“取经”，学习人家的经验，看他们是如何组织队伍，如何分工协作的，等等。在这次会上，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缉巢峰进行了交谈，他希望我们早日上马。

二是1978年8月下旬，老孙要我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洽了解编写辞书的流程，以及他们对编写“哲学辞典”有些什么要求（但不签定合同）。8月28日，出版社哲学室主任徐庆凯和总编室主任杨祖希，分别向我介绍了编写“哲学辞典”的要求和注意事项，明确它的性质是专业性的不是综合性的，是提高性的不是普及性的，等等。8月31日，总编辑巢峰会见了我。他提了六点希望，如摊子不要太大，但可比法学辞典的大些；通过搞辞典可把本学界的力量动员组织起来，分类包干，适当的注意地区、单位的代表性，等等。在那里，我把他们已经掌握的有关哲学方面的词目抄了回来。那时复印机还不普及，只能用手抄写，把我的手都抄写酸了。

那一次去上海，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去看望周抗。我走前，孙耕夫告诉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周抗同志思想解放，但遭到孤立甚至是围攻，这次你代表所领导去看望一下他，以表示对他的支持。另一件事是去调查一下翁姓考生的生活自理能力问题。翁姓考生是一位残疾人，他报考西方哲学史硕士生，考试成绩还可以。老孙交代我，要去调查一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以便决定是否录取（好像说翁给邓力群写了信）。这两件事，回来后也一并向孙作了汇报。

在我汇报出差上海的情况时，时任科研处处长的孙焕林、刘树勋也在座。在我汇报后，对于编写“哲学辞典”的事，孙耕夫指出，要做些准备工作，如搭班子，拟订计划，了解哲学界几个重点单位的情况，比如有哪些人可以承担哪些任务，等等。

实际上，从桂林回来，孙耕夫便己把编写“哲学辞典”的事布置给了科研处，并要他们做些调查研究。就是说，从此不再是“二人转”了。这是正确的一步。要真正想做成此事，“二人转”是不行的。

我参与的再一件事，就是参加了1978年10月16日在我院召开的《宗教辞典》会议。会议由赵复三主持，任继愈讲话。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徐庆凯亦来参加并讲话。他引用了周总理曾说过的话，总理说，既不能使中外宗教信仰者看了以后，认为我们是借着编写辞书来反宗教，也不能使我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了以后觉得宗教还不错变成信教了。等等。就是说，编写辞书也一定要注意到相关政策，考虑到社会效果。

再一件事，就是利用我国西方哲学史界在安徽芜湖饭店召开学术会议的机会，于1978年10月28日晚，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关于编写“哲学辞典”的座谈会。有李匡武、苗力田、冒从虎、李真、江天骥、周辅成、林可济、陶银骠、陈启伟、徐怀启等十几位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言。他们热情很高，积极支持这一工作，希望早日上马，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为了摸清全国哲学界队伍的情况，1978年第四季度，孙焕林和刘树勋分别到中南和华东两条线做了些调查研究，拜会了一些专家，召开了一些小型座谈会。79年3月9日，他们分别汇报了各自调查的情况。4月5日，在处室干部会上，又一次议论了编写“哲学辞典”的事。在这次会上，邢贲思说，首先是有没有决心上这个项目，有了决心再谈其它的事。孙耕夫说，要有精密计划，不要搞胡涂工程。

1978年底，发生了两件对编写“哲学辞典”有直接影响的事：一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的问题；另一件是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

根据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补课的指示，我院从1978年11月开始，便陆续地酝酿部署这方面的任务。孙耕夫传达院的精神，同时也在所里做了部署。1979年，我们所一些同志便纷纷到外单位去讲解这个问题。我自己除了在北京（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一些单位讲解外，还和夏甄陶一起受所里委派，于79年9月15日到23日，去福州参加了中共福建省委理论讨论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也就是说，从1979年开始，实际上便把编写“哲学辞典”的（筹备）工作放下了。

另一件事是1978年11月4日，院里开会，张友渔副院长谈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其中谈到《哲学》分两卷。还说到，乔木同志提出，自然科学方面先上马，先出版；社会科学方面也要上马，出可能晚一些。所以，要求各所的规划中把此事订进去。这便直接涉及到，我们是上《哲学辞典》，还是搞《大百科·哲学卷》。

到了1980年，情况果真有了变化。由筹备“哲学辞典”变为筹备“大百科·哲学卷”。这一转变，一方面是院里己有布置和要求；另一方面与陈元晖向孙耕夫建议也有关。陈元晖认为，编写“大百科”是国家任务，意义重大；并表示他自己有意参加这项工作。正好此前关于编写《哲学辞典》的事，虽也做了些工作，但从总体上说，还只是一种意向，只处于酝酿阶段，并未真正下决心上马。于是，老孙接受了这一建议。尔后，成立了由陈元晖负责，丘成、陈中立参加的筹备办公室。

对于此前为编写《哲学辞典》而做的一些事，我以为对后来搞《大百科》都是有好处、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比如，参加别的学科的辞典会议，对我们如何搞组织工作，便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抄写的哲学词条，成了后来《大百科》选择和确定条目的参考资料之一。所以，我把这个阶段的工作叫做“最初的筹备”或“前筹备”。

到1981年下半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阎明复（后为副总编辑）和我所副所长邢贲思正式洽谈《大百科·哲学卷》的编纂工作，委托哲学所负责组织和筹备这一工作（因这项工作是全国哲学界的任务）。阎明复说，哲学所是哲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哲学所的专业门类齐全，人才实力较雄厚，由它作为《哲学》卷的主要承担单位比较合适。同时，《大百科》是国家任务，由哲学所组织全国哲学界的力量，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也是合适的。所领导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接受这一任务。为此，所里成立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和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这时编纂《 大百科·哲学卷》的工作，算是真正步入筹备阶段，驶入了正式筹备的航程。

二、不同的声音

在所领导决定接受大百科的任务后，对此事所里有两种声音。多数人对这一工作很兴奋，表示支持，愿意参加这项工作，认为这是恢复研究工作的开始。中断了十几年的研究，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经过“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贴“阶级标签”，被弄得稀里胡涂，是非难辨。编写辞书是正本清源、还知识本来面目的好途径。尤其《大百科》代表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国家任务，担当和完成这一任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和意见。他们说，过去所里的集体研究项目，从来没有成功过，都是一次次的有头无尾，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最后破产告终。他们更不相信这次这么大的集体项目能成功，所以表示坚决不参加这一工作。还有的人对几百人参加的这类大型集体项目，所能达到的水平深表怀疑。

我以为，这种不同的声音，对所领导和我们具体参与组织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敲了一声有益的警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只有记住他们的话，精心计划，精心组织，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才能走到终点，完成这一任务。至于水平的高低，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到“选择最合适的人来写最合适的条目”，同时选择好、组织好真正有水平负责任的“编写组”班子，就可能达到现有的高水平。而且，我想，没有第一版就没有第二版，后版（水平）超过前版是正常的。

为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把这一工作做好，我在1981年11月26日，还专门给孙耕夫和陈元晖写了封信。信上说，“耕夫、元晖同志：根据上次会议耕夫同志的最后意见，我草拟了一个哲学卷今至明年工作日程初步安排的草案。……对这项工作，我希望领导上既然下定决心，就一定花大力气把它抓起来。对下面布置工作时，最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旦布置下去，就一定把它抓到底，不让落空。避免养成上面布置，下面可做可不做的坏习惯……”12月1日，孙批示：“请送元晖同志阅，我己看过了”。说老实话，如果没有“不同声音”的警示，（过去虎头蛇尾的事我没有经历过，脑子里缺少这根弦）我是不会写这封信的。

三、哲学所领导高度重视

和以往拟编写“哲学辞典”时的情况不一样。那只是个别领导（尽管他也和其他人搓商过，但并未形成集体决定）的一种意向，是对全面开展哲学研究如何起步的一种探索。所以开头只是“二人转”，后来铺开一点，也还只是一种酝酿。这次搞《大百科·哲学卷》，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人洽谈后，情况就不同了。接受这一任务，是哲学所领导经过认真研究以后的集体决定。在酝酿“哲学辞典”时，个别研究室便表示，他们要编另一本更专业（哲学的某分支学科）的辞典，“哲学辞典”的任务恐怕很难承担。而这一次搞“大百科”乃是全所的任务，虽不是每个人都有撰写任务，但作为研究室，那是不可能都不参加的。

为了完成《大百科·哲学卷》的编写和组织工作，哲学所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由两位副所长和一位老专家组成。两位副所长是：孙耕夫（所党组书记;当时所长是许立群，日常实际工作由孙负责）和邢贲思（时为副所长，管科研,1982年中以后为所长）；一位老专家是陈元晖（他热心“百科”事业，还是心理学卷编委会的副主任）。除他们几位外，其他几位副所长对此工作亦很重视，给于积极支持。比如，齐一（1982年中孙耕夫调到院里去以后，他任所党组书记）便很关心这件事。可以说，他自始至终地参与了为完成该任务的一系列策划工作，特别是在人员调配和组织方面，他出了好多好点子。汝信（时为副所长，1982年中以后为副院长）他也始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记得所里决定调我到“大百科”办公室去工作的事，就是由他代表所领导正式和我谈的。李奇（时为副所长）也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她除了作为所领导积极支持这项工作以外，在伦理学分支编写组里，她还出了大力。

哲学所领导集体对编纂《大百科·哲学卷》工作的重视和积极支持，从一次会议，我们也能看到。那就是1982年2月18日上午召开的《大百科·哲学卷》第二次会议。所领导和各室领导出席。《大百科》出版社的领导高步青和丘国栋同志应邀参加。会议由邢贲思副所长主持。邢首先宣布：为了完成《大百科·哲学卷》编写任务，我所成立了由孙耕夫、陈元晖、邢贲思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陈元晖、丘成、陈中立负责日常工作。

陈元晖在发言中着重说明了《大百科》的性质和编写《大百科》的意义。他在转述周扬同志关于编辑工作应具备的“有眼力、有见解、善于群策群力、善于博采众长”等四个条件之后，指出参加《大百科》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编辑工作，它是一项重大学术研究活动。他说，光远同志指出《大百科》的条目要具有“半经典性”，即是说要具有权威性，而权威性来源于它的科学性。一部《大百科》代表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编纂《大百科》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高步青、丘国栋介绍了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情况，肯定了《哲学卷》的计划。

李奇同志和齐一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这项任务是一项研究任务，是我所重点中的重点。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应该引以为荣，所里对这些同志的工作应该给以相当的评价，并作为将来学术评定的主要依据。各室要把这项任务与长远规划结合起来，如果发生矛盾，要为《大百科》让路。

查汝强、王明等同志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陈中立对本年度的四项工作安排及其分工，做了具体说明。

邢贲思最后强调指出，这项工作事关大局，只准成功，也一定能成功。

这是筹备《大百科·哲学卷》工作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哲学卷》的筹备工作在哲学所全面起动，也反映了哲学所领导对此事的高度重视。没有所领导的真正重视，能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哲学所领导的重视，还反映在人事组织的配备方面，所里规定每个研究室至少有一名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每个室还要配备一名业务人员负责具体工作，并负责该研究室和《大百科》筹备办公室之间的联络工作。各室配备的人员是：中国哲学史何成轩、外国哲学史顾伟铭、现代西方哲学徐友渔、马哲史孙克信、辩证唯物主义陈中立、历史唯物主义先是景天魁后为吴元梁、自然辩证法金吾伦、辩证逻辑金顺福、伦理学先是石毓彬后为蔡祖鹏、美学徐恒醇、逻辑学诸葛殷同。这个人事配备非常重要，事实证明，它起到了在组织方面保证该项目成功的作用。

四、大百科出版社全力支持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它是197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编纂出版的。同年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委会，并成立了以姜椿芳为总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社是总编委会的执行机构，全面具体负责《全书》的组织编辑出版工作。

出版社对《哲学卷》的工作，十分重视。总编辑姜椿芳会见过筹备组的同志，同时还托出版社的其他同志转达他对《哲学卷》的关心。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高步青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便来我所讲解《大百科》的情况。副总编辑阎明复最早代表出版社和我所接洽此工作，后又多次参加我们的筹备工作（如，讨论框架、讨论条目总表、讨论试写条等筹）会议。副总编辑石磊则自始至终的参与了《哲学卷》的工作。同时，出版社还给《哲学卷》配备了一个老、中、青结合以青年为主的编辑小组。这个小组既稳重又很有活力。副总编辑石磊是一位有经验的领导，后来晋升为常务副总编辑。主任编辑钟国豪，稳重，工作认真负责，很有办事能力。责任编辑王德有，稳重，工作认真负责，为人热情忠厚，后来晋升为副总编辑。责任编辑谢寿光，工作积极热情，很有办事能力，后来调升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辑周五一、薛亮、柏小林、吴尚之等，也都很年轻、积极、能干、认真。吴尚之后来还调升为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出版社派出这样一个班子，说明他们对《哲学卷》是很重视的。这个小组和《哲学卷》编委会办公室成员朝夕相处了三年（从筹备时开始）。相互融洽，团结友爱，共同奋斗。那段历史是值得回味的。那三年的协作和友谊，令人难以忘怀。毫无疑问，那也是《哲学卷》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一环。

出版社在支持《哲学卷》的工作中，我认为，还发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统筹、规范作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共有七十多卷，不可能一下子同时上，必须有先后的安排。在社会学科方面，法学、考古、中国文学、教育、外国文学等，便安排在哲学前上马，而经济学、语言文字、政治学等，则在哲学后上马。这就是一种统筹。在《哲学卷》内部，筹备讨论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全书设多少条目为宜，各分支学科所占比例多少为合适，长条目、中长条目、短条目相互之间的比例多大为宜，等等，这些也都需要统筹。《哲学卷》有三百多个撰稿人，其中不少是各学科的顶尖级专家、学者、权威。过去他们写文章，各有各的风度；各人的脾气也不一样，有的人写文章欢迎编辑大胆的改，有的则不许动一个字。这种情况，和《大百科》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大百科》虽由许多条目构成，但它却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条目，各个分支学科，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为了保持这个整体的有机性，各个分支学科，各个条目之间必须协调，必须保持大抵相同的风格。这就要求每一个条目在写作上、每一个分支学科编写组在审稿、定稿时，必须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必须也只有大百科出版社能够做出。出版社先后出台了编纂《全书》的一系列条例、原则、规定，等等，最后汇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条例汇编》。在这些条例里，对编纂《大百科》的方针、性质、指导思想、读者对象（文化程度）等，都做了说明。对于编写体例，从条目、引文、参考书目、数字写法乃至书写格式等等，都有明确规范。每个条目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中间要不要有评论，如果要评论，评论应该占多大篇幅；各种类型条目的字数，等等，都做了阐述。出版社的同志一再强调：“这是《大百科》的‘宪法’”。意思就是，凡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人都须遵守它。不管你官有多大，是哪一级的权威，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条例明确规定了“编写组有权对稿件进行修改”。这就解决了“一个字不能动”的问题。总之，出版社的这一规范，对编好《哲学卷》，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出版社的另一个作用，是宣传组织作用。编纂《大百科》的意义、方针以及上面所说的各种“规范”，需要在大会上讲，小会上讲。特别是各种规范，还需要反复地讲。用出版社同志的话说，就是要帮助大家树立一种“百科意识”。只有有了“百科意识”，行动中才会自觉地贯彻规范，按照规范去做。这一点，哲学编辑小组的同志是做得非常好的。可以说，他们在宣传、贯输“百科意识”方面，做到了不遗死角、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利用各种场合，反复进行讲解。

在组织工作方面，出版社也出了很大力气。所谓组织工作，一是人员队伍的组织；二是会务的组织。在会务组织方面，除了开初的几次小型座谈会，是由哲学所单独组织召开的以外，以后的各种大小会务，出版社方面全都参与了。好多次会议的地点，都是他们联系接洽的。甚至若干次会议的通知，都是由他们起草和印发的。记得在“通知”的最后，总要加一句：“附：请带半斤面票”。有几次先写了“粮”，后又改为“面”字。1982年8月5日发的“邀请信”的最后一行是“行时请备全国粮票八斤。”这一方面是那时物质仍还匮乏的印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工作的细心。

在人员队伍组织方面，又可分为三块：一是条目撰稿人的物色和组织；二是各分支学科编写组的酝酿组织；三是《哲学卷》编委会成员的酝酿组织。在条目撰稿人队伍的组织方面，哲学所各研究室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们对本学科队伍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各个研究室在酝酿、提出本分支学科条目设置方案的同时，也相应提出了各条目撰稿人的名单（草案），尔后再经过和各方面的搓商，最后由分支学科编写组确定。编写组和编委会的酝酿组成，主要是由哲学所领导（尤其是邢贲思，还有齐一）、出版社领导（主要是阎明复、石磊和钟国豪），还有一些著名的专家（如，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等）三个方面协商，提出名单草案，最后经编委会主任同意确定。记得对编委会主任的人选，便是经过反复酝酿，最后在三方面的一次协商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推荐胡绳。汪子嵩还专门提到胡绳在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起的实际上的主要作用。有的对他的《枣下论丛》一书给予高度评价……后来经过“两顾茅庐”，才请出了胡绳。第一次是邢贲思和阎明复专去拜访他，请他出任《哲学》编委会主任，他以好久没有搞哲学为由，给予婉辞。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钟国豪和他再联系，在约定的一天晚上，石磊、钟国豪、邢贲思、陈中立四人一起，去到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胡府，拜会他。邢贲思汇报了《大百科·哲学卷》的筹备情况；尔后，他又和石磊一起请胡出山，任《哲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胡经过思索（事前钟己把意思告诉过他），表示同意接受。这样便解决了编委会主任的问题。邢贲思任《哲学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也是由多方推举，出版社方面建议，经胡绳同意而决定的。甚至连我这个编委会办公室主任，都是出版社建议，经和所领导协商决定的。至于各分支学科编写组的组成，出版社方面也发挥了他们的组织作用。

出版社在《哲学卷》中的再一个作用，是财力支撑作用。《哲学卷》虽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但它的经费是直接拨给《大百科》出版社的。所以，当时哲学所并没有这方面的“硬实力”。1982年5月11日，我替哲学所科研处拟了一封给院科研局并转于光远同志的信。我在信中说到，“国家拨给该卷（指大百科哲学卷）的经费三万元，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掌管，主要用于会议费等。我所在组织筹备此项工作中还需要一些经费。根据光远同志关于主要承担单位也要承担一部分经费的指示，特向院申请给我所追加经费计划。”当时共申请追加三千元，计划用于资料方面和出差方面。可见那时的经费是相当紧的。我在给《哲学卷》做计划向出版社要钱时，也尽量精打细算。有个同志半开玩笑的和我说，“你还是小农经济的指导思想”。这个“玩笑”不无道理。

在《哲学卷》编纂过程中，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拨给出版社的钱；其次是哲学所的钱；第三是地方哲学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的钱。比如，“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编写组”到广州开会后，又留在那里审稿一个月，费用便是由华南师大哲学研究所帮助解决的。后来到呼和浩特参加学术研讨会，又留在那里审稿，部分经费便是由自治区哲学学会帮助筹集的。其它编写组到外地审稿时所花费用的来源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到那里都受到当地的帮助。这也说明，《哲学卷》的编纂工作不仅在人力方面，而且在财力方面，都受到了全国哲学界的广泛支持。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五、 一步一个脚印的1982年

1982年，对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的筹备工作来说，是最繁忙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哲学所受大百科出版社的委托，是该卷的主要承担单位，同时，又肩负该卷对全国的组织筹备工作。该卷计划在1983年全面上马。就是说，许多准备工作必须在1983年前做好。这些准备是今后工作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以后能否顺利进行，所以丝毫马虎不得。正如邢贲思所指出的，“这项任务事关大局，只准成功”。凡事预则立。作为开局的筹划准备，就一定要想细，想周全，并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它落实到位。

1982年，主要进行了这样一些工作：首先是搜集、翻译、整理相关的参考资料。这项工作，实际上在早期的筹备阶段，甚至说得更早些，在筹备《哲学辞典》时，便已开始。当然，主要的工作是在1981和1982年做的。先后翻译、整理了三种外国百科全书哲学条目，两种外国哲学百科全书条目，两种外国哲学辞典辞目。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拉鲁斯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哲学百科全书》（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哲学辞典》（日本）等。除了“条目”、“辞目”外，也翻译了部分重要条目释文。国内相关哲学的条目，也整理汇集，作参考。

第二是拟订框架（草案）设置条目总表（草案）。这两项工作，相互关系紧密而又繁杂。我们采用了分工合作、交叉安排、多次反复、所内外专家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说，这两项工作，实际上是由哲学所各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大百科哲学卷筹备办公室（简称办公室）、大百科出版社哲学编辑组（简称出版社）、哲学所的领导（包括哲学卷筹备组领导）和专家（简称所内专家）、哲学所外的专家（简称所外专家）等五个方面的力量协同完成的。在出版社和办公室提供的参考资料的基础上（也有些资料是研究室自己搜集的），各研究室利用自己的软实力（研究力量），提出本分支学科条目设置的最初草案，先经所内专家座谈讨论，再进行修订，尔后再请所外专家（先是在京的，后又扩大到京外）座谈讨论，再次进行修订，提出较为正式的条目设置草案（实际上是草案的第三、四稿，甚至第五、六稿）。同样，框架的拟订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不同的是，条目设置以研究室为主，框架编制以办公室为主。条目和框架必需组合到一起，使其相互协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工作以出版社为主。这就是按照一定的框架，对条目进行组装。但条目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有时需要通过修改框架来适应条目；需要在框架和条目之间进行磨合。这也是框架和条目，为什么有多个方案，为什么几次易稿，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定下来也不能那个先单独定下来的原因。

这两项工作的具体路径是这样的：82年初（2月18日），对全所进行了布置，提出了具体要求、注意事项、完成时间，并明确分工。

3月25日，在哲学所召开了一个在京部分专家的小型（20人）座谈会。会议由出版社丘国栋主持，高步青对哲学卷的计划、要求、流程作了简要介绍，办公室陈中立对哲学卷的框架草案（当时框架草案，由陈元晖、陈筠泉、陈中立“三陈”分头提了三个方案）和各个分支学科规模（字数）分配方案（草案），做了说明。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须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全、精、新的要求，“全”和“新”就很难做到；必须考虑到现实条件，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有的认为，字数不宜先设想，应在搞条目的过程中根据内容再来决定。对框架的三个方案进行比较，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逻辑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史和论哪个应摆在前面、现代西方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应摆在哪个位置，等等。对于分支学科规模分配问题，大家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比如，有的认为中国哲学史部分给的字数太少了。初拟条目8000条，压到2000条，按现在要求还要压，而且字数少到25万，实在很困难。有的提出少数民族哲学史不可忽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部分的比重可以压缩些。有的认为伦理学部分8万字太少。有的认为总字数太少。等等。对总字数问题，出版社做了说明，《全书》70卷已是世界上最多的了，不宜再多。《哲学卷》以120万字为基数，可增加到160万，加插图180万字分两卷。对于框架和条目设置，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和“中国的”两个特点，大家取得共识。对于框架和条目之间的磨合，通过拟订过程加以解决。

4月12日，办公室和出版社对二季度任务进行了研究。4月14日，对各研究室布置第二阶段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1、拟订条目时注意框架结构。条目是全书的基本单元，框架是以条目为单元的按照学科分类分层次组成的体现学科知识内部联系的科学系统。2、把条目分为长、中、短三类，同时提出撰写人。要遵守三个数字：条目数；中、短条目的比例在90%左右；撰写人数目（平均十一、二条一个人）。3、决定哪些条目为试写条。4、对于在世人物上书问题，个别酝酿，严格保密。

6月24日，又一次对各研究室布置，要求7月20日以前完成条目（草案）设置工作。对物色撰稿人进一步明确要注意几点：1、选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条目。2、老中青结合，以中（四、五十岁）为主。一般讲师以上，个别突出的助教亦可。3、要照顾各学派，不能有门户之见。4、以北京地区为主，兼顾所内外。

7月5日，发出通知，提出“最近几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其中关于分支学科条目设置，根据前段工作和出版社的要求，应特别注意：1、本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保证内容的完整和均衡，避免重大遗漏和不必要的重复。2、层次性。词条一律按知识的系统、层次编排。3、综合性。要注意知识体系的完整，不能太碎、太零散。所以，必须注意设置综合性的条目。每个层次必须有综合条作为统领。等等，以及条目插图方案。

8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空军第一招待所（西山），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框架、条目总表拟订会议。会议由哲学所所长、哲学卷筹备小组负责人邢贲思主持。出版社领导阎明复就拟订框架和条目总表说明了百科体例的要求。陈元晖简略介绍了几种国外哲学分类法。陈中立汇报了前一段的准备工作情况。高步青对讨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不避酷暑，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使会议较圆满地完成预定任务。框架和条目的草案，是经过了四个多月的酝酿、研讨、分别征求意见，几次易稿而来的。框架，从“三陈”方案开始，先后曾提出了七个方案，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框架确定后，组装各类条目。大家就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商定了处理方法。方法共有14条。大部分属于规范性、技术性方面的。也有一些是属于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学科具体磋商来解决的问题。会议结束前，对下步工作做了安排。

散会的当天下午，辛冠洁即邀请三位中哲史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通讯总台招待所，研究修订中哲史的条目。他们不辞辛劳，连续工作三个昼夜，修订出一个较为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分支条目表。

9月1日，对下阶段工作，再次做了具体安排。1、根据8月西山会议讨论的意见，对框架、条目进行修订、调整，而后汇成条目总表（初稿）。9月5日以前汇总，6日到11日打印，14日以前发送出去进一步征求意见。2、布置条目试写。9月8日以前各分支学科把拟定的试写条与撰稿人方案报办公室。

10月13日，在哲学所召开了“条目试写会”。布置了对各种类型条目的试写要求。会后，写出各类“试写条”释文23篇。

10—11月间，《哲学卷》筹备组和出版社，派专人分别到东北、华东、中南等地，访问、座谈、听取对《哲学卷》的框架和条目总表（草案）意见 （此前巳将“条目表”寄出）。并且，还借在此期间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日本哲学讨论会”、“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等几个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征求意见。其间，召开各种座谈会11次（出席人数共92人），个别访问22人。

据统计，共发出“条目总表（初稿）”320份，收回书面意见80份。

12月13日至21日，在国家体委北京水上运动学校（怀柔水库边），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总表修订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长春、沈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和《哲学》卷筹备组以及出版社的同志共80余人。与会的哲学界人士，多为老专家、学者及中年骨干。他们不顾年高体弱、天寒地冻，有的刚开完全国人大、政协或其他会议，没顾休息，就前来参加……这些都反映了全国哲学界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会议由邢贲思主持。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出席。他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并就大百科全书的性质和任务讲了话。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5天时间，全面修订《哲学》卷框架条目。这是本次会议的重点。在这一阶段，邢贲思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哲学》卷一年来的筹备情况，并说明了这次会的中心任务。出版社副总编辑阎明复介绍了大百科的编纂工作。出版社审读室负责人金常政就百科全书的框架设计和条目选收专题发了言。出版社《哲学》卷编辑组王德有汇总汇报了前段征集到的意见。筹备办公室陈中立向与会同志说明了修订条目的方法与要求。

会议第二阶段用了一天半时间，主要是推荐撰稿人选。出版社副总编辑石磊向与会专家介绍了“百,科”撰稿人的条件与要求。与会同志根据胡乔木提出的“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条目”的原则、参考了大百科先行各卷在约请撰稿人中的正反两面经验，考虑到同类条目、相邻条目、易于交叉条目由一人撰写较为合适等要求，并注意到撰写力量既要相对集中又要发挥全国力量等情况，经过反复协商研究，初步推荐了全卷2377个条目250多位撰稿人。

会议第三阶段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出版社社科编辑一部负责人丘国栋就撰写条目的几点基本要求作了介绍。各分支学科的与会同志就编写体例和学术内容两个方面，侧重对本分支的“试写稿”以及“《哲学》卷编写细则（初稿）”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使这次会议取得了如下成果：第一、在“条目总表（初稿）”原有的基础上，使本卷的总体设计得到基本完成。第二、修订出了更能够反映哲学各分支学科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的、层次分明、脉络清楚、具有历史感的条目总表。第三、基本解决了本卷范围内各分支学科条目的交叉重复问题，提出了条目内容提要。第四、安排了每个分支学科和每个条目的估计字数，提出了条目的配图设想。第五、商讨了本卷涉及的一部分中外文名词的统一问题，并列出了“中外文译名对照表（初稿）”。第六、基本确定了本卷“在世人物上书”原则，初步酝酿了上书人名单。第七、推荐了每个条目的撰稿人，特别是对重点条目的撰稿人选经过反复磋商，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第八、提出了对“试写条目”和“编写细则”的修改意见。

总之，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会议。可以说，一方面它是对《哲学》卷一年来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检阅、总结，一年来工作的成果被大家确认；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使这些成果得到扩大、充实、完善、提高，为转入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82年做的第三件工作是，为建立各分支学科编写组和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辑委员会，做了准备。这一工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阶段，而是和其他工作穿插进行的。主要是筹备组领导（包括所领导）、出版社领导、哲学所内专家和所外专家，通过酝酿、推荐、反复协商、小会研究的方式进行的。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对《哲学》卷编委会的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对各分支学科编写组的主编、副主编、成员等，取得了共识。如前所说，编委会主任便是由多方协商，共同提出，又经过“两顾茅庐”，才请出了胡绳。

《哲学》卷的筹备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筹备组和出版社认为：正式成立《哲学》卷编辑委员会和所属各分支学科编写组以及编委办公室的条件已经成熟。在1982年底的怀柔会议上，经协商，原则确定在1983年3月份召开编委会成立暨撰稿人大会，并责成《哲学》卷筹备办公室和出版社《哲学》卷编辑组着手准备。

总之，对大百科哲学卷的筹备工作来说，1982年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一年，也是风风火火的一年。

六、酒仙饭店会议

1983年3月9日至14日，在北京酒仙饭店，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辑委员会成立暨撰稿人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近300位哲学专家和学者。《哲学》编委会主任胡绳、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三天为《哲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大会的各种文件及议程；后三天为撰稿人大会。

石磊代表出版社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辑委员会、顾问、各分支学科编写组、编委会办公室组成名单。编委会由30位（1984年烟台会增补5位，最后是35位）哲学界知名学者组成，14位（烟台会增补2位，供16位）老一辈学者担任顾问。胡绳任编委会主任，邢贲思任常务副主任，任继愈、汪子嵩、陈元晖、黄楠森任副主任。《哲学》卷划分了11个分支学科，张岱年任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主编，汪子嵩任外国哲学史编写组主编，洪谦任现代西方哲学编写组主编，黄楠森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主编，萧前任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编写组主编，高清海任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组主编，龚育之任自然辩证法编写组主编，傅季重任辩证逻辑编写组主编，李奇任伦理学编写组主编，李泽厚任美学编写组主编，王宪钧任逻辑学编写组主编；办公室由原来的筹备办公室改建为编委会办公室，陈中立任主任。随后，阎明复代表出版社向上述人员颁发了聘书并讲话。

会议由邢贲思主持，他汇报了《哲学》卷的筹备工作，并对编委会和编委会副主任的人选做了简要说明。他说，考虑到工作的需要，编委会副主任物色了几位年纪不是太大，有足够精力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来担任，许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专家没有担任具体领导工作。胡绳在编委会和撰稿人大会上讲了话，指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创举，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努力把《哲学》卷编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相当水平的百科全书。姜椿芳在编委会讲话中介绍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筹备及编纂情况，强调《哲学》卷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是带头的卷，希望认真编撰好。他还代表大百科出版社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大力支持。编委会顾问杨献珍、贺麟在会上发了言，金岳霖打来了电话，热烈祝贺大会的召开。

会议期间，出版社审读室负责人金常政、社会科学编辑一部负责人丘国栋、综合编辑室负责人见秋、美术编辑室负责人张慈中等同志就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体列问题、撰稿应注意的问题、译名统一及资料核实问题、配图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在与会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各分支学科小组会议的深入讨论，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下列问题：

1、初步熟悉了编委会审议通过的《哲学》卷框架条目总表（修订稿）、《哲学》卷编写细则、《哲学》卷撰稿审稿进度计划、《哲学》卷撰写参考条目。

2、各分支学科编写组经过反复研究和协商，调整了部分条目，最后落实撰稿人，并向撰稿人发了约稿信。

3、撰稿人结合自己承担撰写的条目，比较具体地了解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体例和撰稿要求，初步弄清了自己所写条目在框架条目总表中的位置。

4、为撰稿人提供了部分撰写参考资料，其中包括选译的国外百科全书哲学条目的一些释文、撰写参考条目、部分中外译名对照表。

5、为了搞好译名统一工作，组成了一个译名统一小组。由汪子嵩主持，北京大学王太庆具体负责。

会议表明，全体与会同志对参加编撰《哲学》卷的工作热情很高，认识一致，信心充足，大家认真地商讨每项具体工作，并拟订出今后撰写和编审计划。

总之，这是一次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除了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过程中，它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外，在中国哲学界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很值得纪念的盛会。这是由于：首先，它所具有的广泛性是空前的。所谓“广泛性”，是指与会学者所属学科的广泛性、地域的广泛性和民族的广泛性。与会学者所属学科，差不多涵盖了哲学学科下属的所有分支学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遥远的边疆地区，如内蒙古、云南、四川、新疆以及吉林的延边等地；他们所属的民族也是空前广泛的，除汉族外，有蒙古、回、满、朝、维吾尔等民族的哲学家。具有如此广泛性的哲学盛会，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不敢说“绝后”，但从那时以来的近30年里，再没有过这样的会，却是确实的。其次，有这么多老一辈的哲学家、著名的哲学权威、顶尖级的学者，聚集到一起，今天可以肯定地说，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参加那次会的，有数位老专家当时已年过80高龄。16位担任《哲学》卷顾问的老一辈学者，今天都已作古。《哲学》卷编委会主任胡绳、副主任陈元晖、任继愈，也已先后逝世。35位编委中，有20位也已离开了我们。所以，有那么样“级别”的涵盖哲学多个分支学科的老专家聚会到一起，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又有后来的权威，那是另一回事。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和生话安排，也表示满意。会议结束时，许多同志依依不舍。朝鲜族老专家朱红星还特地找到陈中立告别，并伸出大姆指说，“你们不简单啊！”他见陈不解，又诙谐地说“这批牛鬼蛇神不好对付啊，你们对付过去了”。这也表明，会议是开得成功的。

酒仙饭店会议结束后，《哲学》卷便正式进入全面撰稿阶段。

七、全面撰稿和编写组审稿阶段

如果说1982年对筹备工作来说是风风火火一年的话，那么，1983年对撰稿工作来说便是轰轰烈烈的一年。这一年，大家都投入了撰稿工作，战严寒斗酷暑，夜以继日，不辞辛劳。有的人为了写一个700字的条目，翻阅了20余万字资料；有的教学科研任务繁忙，硬是挤出时间来撰稿；有的患病住院在病床上完成撰写任务，北大教授邓艾民身患癌症，他写的条目便是生前在病床上完成的；有的稿件经多次退改，作者没发一句怨言……。这一年，办公室和出版社除制定了“撰稿审稿进度计划”之外，采取多种办法，如发简报、个别通信、登门拜访，和撰稿人进行联系和交流，狠抓稿件质量和计划进度。这一年，编写组从主编开始以身作则，人人负责，把抓质量、促进度和对来稿的预审结合起来。四月底，大多数撰稿人交来了第一个条目。出版社对这些稿件进行初步分析，再和编写组一起进行评估，尔后发出函件和撰稿人进行交流。六月到九月间，各编写组先后召开了稿件预审会。

1983年9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西郊炮兵招待所召开了各编写组主编、副主编会议。办公室和出版社汇报了前段工作主要是稿件质量和进度方面的情况，大家交流和研究了预审中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各编写组的工作重点应由抓提高撰稿质量转移到高质量完成集体审稿的工作上来。同时要求以审稿促撰稿。为此，会议通过了“《哲学》卷各编写组集体审稿注意事项”（共10条）对集体审稿的要求、应注意的问题和时间安排，做了明确规定。各编写组根据本分支学科的稿件情况，做了具体审稿计划。出版社领导以及哲学卷常务副主任邢贲思和其他几位副主任在会上一致指出，要按期实现胡绳提出的“编出一部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卷”的任务，1984年上半年是最关键的时刻。质量能不能上得去，编写组的审稿是最关键的一环。全卷的工作计划能不能按时实现，关键也是编写组能不能按时完成审稿任务。

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小插曲，即“清理精神污染”提出后，有几个老专家有点“恐慌”，提出对西方哲学中的东西是否要在行文中加以批判？我回答他们还是按“大百科”的编写要求办。事后我及时把情况反映给邢贲思，他亦赞成我的意见。胡绳后来在烟台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也肯定大百科的编写方针。当然，这些老先生的“恐慌”，反映出的不是他们的“左”，而是他们受“左”“批判”的心有余悸。

从1983年10月份开始到1984年10月，对各个编写组的审稿工作来说乃是扎扎实实的一年。以提高稿件质量为重心的集体审稿，各编写组从预审阶段开始，便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中国哲学史组的“岗位责任制”，美学组的“交叉审稿法”，历史唯物主义组的分片互看稿件（“连环保”），自然辩证法组的凡涉及自然科学的条目，请相关自然科学专家参加一起审，等等。不少编写组的主编、副主编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有些编写组第一阶段审稿，基本上是逐条逐句集体通过的。对编写组成员，包括主编副主编的稿件，在审定时更注意了集体讨论。如中国哲学史组主编张岱年时年74高龄，他不但参加了全部的审稿会，而且对于自己的稿件，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需要作修改的地方，同大家的稿件一样进行修改。在学术上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服从真理。编写组审稿中遇到意见分歧时，便统一到大百科的要求上来。办公室对各编写组的经验，通过简报的方式，使其得到交流。

这一年的工作，对每一个条目，从内容到体例，从文字到标点符号，从参考书目到配图，从每个条目到相关知识体系架构，再到全书的整体架构等，每一步都必须扎实，每一个环节都不容疏漏。在集体审稿时，绝大部分编写组都是采取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工作的方式进行。不少同志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由于膳食、环境、任务过重等原因，致使一些同志过度疲劳、生病。他们不仅贡献出智慧，而且饿肤伤体。

八、烟台会议

1984年11月1日至15日，在山东烟台华侨宾馆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扩大会。胡绳、邢贲思、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出席并主持会议。邢贲思首先汇报了编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对本次编委扩大会议的任务做了说明。胡绳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有：首先是进一步明确了撰稿审稿中应坚持的指导思想。胡绳在会上的讲话中，充分估价了《哲学》卷的工作成绩，认为现有稿件总的说来是可以的。他对全卷的质量是乐观的。同时，他指出，哲学界多年来受“左”的影响，有很多“左”的流毒。《哲学》卷要有新气象，特别要反映哲学界消除“左”的影响和流毒方面的新气象。他说，我们的水平不那么高，也难免犯一些错误，但是要尽力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知识要搞得准确，下判断要以扎实的材料、确实合乎逻辑的推论作为依据。有些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评价的问题，宁可比较客观地介绍有关材料、情况，而不要任意下结论。我们的稿子不可能高出于我们现有的水平，但是要反映哲学界肃清“左”的流毒的新起点，给哲学界一个新的出发点。

第二，圆满地完成了会议的任务：审阅和讨论了全卷及各分支学科的带头条目、政策性强或学术上有争议的条目、内容上交叉的条目（共94条）。其中讨论得较充分的是各分支学科的带头（统领）条目，包括“哲学”这一概观性文章（该文先前已讨论过若干次）；对政策性强或学术上有争议的条目，提出了较为可行的处理办法；对交叉性条目，各有关编写组进行了磋商，对于交叉重复等问题提出了调整意见。各编写组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对相关稿件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研究。意见较少的稿件已在会议期间修改完毕，大部分稿件在会后完成。这次讨论不仅提高了这些稿件的质量，而且对其他未在大会上讨论的稿件亦有示范作用。

第三，根据撰稿、审稿中的新情况，审定了《哲学》卷的框架条目总表，同时，补充修订了配图方案。

会议指出，《哲学》卷的撰稿审稿工作虽已完成90%，但余下的任务还很重。为此，对下一段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其中特别提出各编写组的主编、副主编要对本分支学科的全部稿件，按序号顺序，通读一遍。在内容上要检查是否有知识性错误，是否有主观主义和根据不足的判断。同时还要解决重复交叉问题和重要遗漏问题。

总之，这次会议对后期工作中使全卷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还对人事方面做了部分调整，增补了5位编委、2位顾问、3位编写组成员。

九、在世人物上书问题和最后三个月

关于（中国的）在世人物上书问题，《哲学》卷在拟订条目草案时，便提出这一问题。采取审慎态度，个别酝酿，编写组讨论，最后由编委会审定通过。原则是，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著作或者在传播哲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可以上书。方式分为列专条和在有关条目中列名两种。全书先后分三批共20人经编委会审定列有专条。第一批6人，1983年3月在酒仙饭店会议上通过；第二批9人，1984年11月在烟台会议通过；第三批5人，烟台会议后，通过编委会的通讯评议通过。对在世人物的上书问题，胡绳很重视，也很审慎。这里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一批名单通过后，正酝酿以后的名单时，1983年9月23日上午在向胡绳汇报工作时，在“拟再增加的名单草案”上，胡绳把自已的名字划掉，同时提出了另外两人替换某人。另一件是，他在给邢贲思的一个便条中转告了胡乔木的意见。在列有十六、七人的名单（包括已去世的当代中国哲学家）旁边，注有“可列“、“可不列”、“似可列”、“未尝不可列”以及“？”等符号。这是用钢笔写的。显然这是电话记录。因为再旁边，胡绳又用铅笔写了一句“乔木同志电话中所述大致如此。”根据当时的推测，胡乔木给胡绳的电话，时间应在1985年11月25日至28日之间。虽然胡乔木的具体意见对本书没有太大影响。因这时《哲学》卷的实际名单已按上述程序产生确定。这里是想说，对在世人物列条是一个各方都关注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哲学》卷从一开始便是很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的，尽量听取和吸收大家的意见。尽管如此，做到绝对公平，我想是很难的。不过，书出版后，各方对此总的反映良好。

烟台会议以后，又奋斗了三个多月。各编写组对稿件进行了最后审定、通读；综合编写组（原编委会办公室）按照出版社提出的“文稿加工注意事项”对文稿进行了加工。1985年3月上旬，将全部稿件分三批移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再加工。1987年10月出版（2卷）。

烟台会议以后，没有参加编写组工作的编委们，也分头审阅了有关的重点条目。他们的态度很认真。比如，编委会副主任任继愈直到1985年8月29日还给陈中立写信，惦记着《哲学》卷的事。他说，“《大百科》进行得怎样了？最进还收到一些打印稿（逻辑的）。《哲学》这一条等于重写了。我看了，并已与邢贲思同志在电话里交换过意见，觉得改得很好。在烟台开会时，还有些词条，不知改写得怎样了。每星期二我到大楼去，有事可电话联系（3362儒教室）”。可见，任先生他们这一辈专家学者，对自已承担的任务，是何等的认真！

十、成书后的《哲学》卷概况

哲学卷的结构，先是总论；接着是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后为分支学科，包括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主要指伦理学、美学，还有逻辑。

哲学卷尽量系统和全面地介绍古今中外的哲学知识，特别是对新的成果、新的知识尽量列专条介绍。比如，在总论中收进了“价值论”条；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收进了“要素”、“结构”、“层次”、“系统”条；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收进了“人”、“人的本质”、“人性”、“社会有机论”条；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收进了“控制论哲学问题”、“系统论”、“信息论”、“博奕论”、“人—机系统”、“人工智能”条；在外国哲学史方面收进了一定数量的东方哲学条目；在逻辑学方面介绍的重点是现代逻辑，等等。又比如，在人物条方面，不仅对哲学史上已经去世的人物列条，而且对在世的人物也有列条。可以说，对中外古今凡在哲学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物，不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做了适当的介绍。如，胡适、张东荪、丁文江、张君劢、戴季陶等，均有专条。当时在世人物中，在台湾的钱穆，也列有专条。

在编撰过程中，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摒弃已往那种以批判代替介绍的做法，力戒主观主义和独断，强调知识性和客观性。比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条目，即使学术观点是直接针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或者那些学者在政治上对我们不甚友好，但仍坚持进行客观的介绍，必要时在客观介绍以后做点评判，大部分让读者去分析评判。在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对于曾经在哲学上有过贡献的学者，不因后来的错误（那时的看法）而把他的功绩抹煞掉；后来起了主导作用的，也不把他说成一贯起主导作用。比如，对陈独秀、布哈林等人在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有关条目给予了肯定。对“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支持创办的《建设》、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积极作用，也给予了肯定。对“五四”前后努力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关条目指出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同时又指出，“其中李大钊是最杰出的代表”。对于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统一要求，在介绍叙述时，以目前多数人公认的观点为主；同时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给予适当反映。比如“孔子”条，对1949年以来关于孔子的争论，便做了简要介绍。“人道主义”条，除了介绍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及理论以外，对当代世界各国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情况，如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哲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均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由于当时这个问题还较敏感，所以没能将其统一为一个条目，但把它们排列到了一起。

哲学卷还力求突出中国的特点和风格。从内容篇幅方面，中国哲学史约占全卷的四分之一。除此而外，伦理学、美学、逻辑学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的条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毛泽东哲学思想部分也占有相当比重。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界开展的几次大的“学术论战”，也都列专条做了客观介绍。就是说，全卷对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当代的历史，从哲学的各种学说、流派、著作到各分支学科的各种观点、流派、范畴等，都列有专条。对一些不属于中国哲学特有的但中国哲学也运用过和阐述过的概念、范畴进行阐释时，也注意介绍了中国哲学的用法和赋予的含义。文体、文风方面，力戒欧化语言，采用大家喜爱的中国言简意赅、不蔓不支的语言风格，由浅入深，深入浅出。

1987年8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简介”。1987年10月《哲学》（2卷）和读者见面。翌年获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纪念奖。1988年5月30日《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篇幅发表了“笔谈《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有邢贲思的“知识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张岱年“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结晶”，任继愈“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镜子”，洪谦“确立现代西方哲学的地位”，萧前“辩证唯物论发展的新起点”，高清海“为哲学发展铺路”，李奇“道德建设者的益友”，周礼全“迅速发展的科学——逻辑”，黄楠森“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心川“充分认识东方哲学的价值”，梁存秀“成长中的自然辩证法”，金顺福“正确认识辩证逻辑”。

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胜利完成庆祝大会，《哲学》卷有4位代表应邀参加。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后来（1993年12月）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以表彰“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荣誉证书。我深知这一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我只是许多为此事负出辛劳的一个代表。 

2011年3月19日

（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