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育 

周礼全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2001年10月，全国几十位同行聚集在北京，庆贺周先生80华诞，并举行逻辑与哲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很多学者就周先生的为学和为人发表感言，我也提供了一篇名为《周礼全先生的学品》的文章。现在以我的《学品》为基础，适当吸收同行的善言，写成《周礼全先生的为学与为人》一文。

一

周先生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家。他认为，哲学是时代的火炬，哲学家的使命是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宇宙负责。1990年秋，他作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到武汉湖北大学参加中国逻辑学会学术研讨会和第一届金岳霖学术奖颁奖大会。会议期间，武汉大学副校长陶德麟教授邀请周先生到武大做学术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哲学家的使命”。那天，我也被邀请去了武大，因此有幸聆听周先生的讲演。周先生在讲演中强调哲学是世界观，是安身立命的智慧。所以哲学应指导人生，促进人生的幸福；哲学应指导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他说，我们要做对人类对社会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哲学家，而不做只会传授知识的“哲学匠”。他讲到康德的名言，“在我上者有日月星辰，在我心中有道德规律”；讲到《大学》里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高声朗诵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时，他突然感情激动，声音颤抖，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全场一片惊人的寂静。在场的师生能够感受到，周先生是被古今中外那些伟大哲学家的人格和抱负所感动。因为他面对的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而许多哲学工作者却无动于衷，甚或在那里以艰深文简陋，以糊涂充高明，要把哲学引向邪路。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周先生的这次讲演是他为民立命的真情的自然流露。

二

周先生赞扬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富有追求真理与服膺真理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位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正直的学者。

为了追求真理，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批评和“挑战”。1956年，周先生发表了《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文。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说，概念发展的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的全部问题，除此以外，它还牵涉到许多哲学史上的问题和许多具体科学的问题。“作者深知，作者在论述这一理论时，难免是会有错误的。但是，作者希望：在诸多谬误的灰烬中能杂存着几粒真理的星火，由它们将燃起科学的深入的创造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周礼全集》，第81页）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国家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创造性的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革命领袖的“专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哲学工作者）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义务，而没有创造性的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周先生在此时能够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和逻辑界、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批评和“挑战”，是需要勇气的，这也足可见他对真理的强烈地追求精神。

周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有长达40多年的师生情谊。周先生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就受到金先生的教育；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金先生的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便跟随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年，他同金先生一块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金先生任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室）负责人，周先生在组（室）内从事研究工作。周先生一直非常崇敬金先生的学问和为人，金先生也一直把周先生看做是自己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周先生却多次批评金先生，有时还相当尖锐。我举两个例子：

周先生做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知识论的。周先生明确地知道金先生的观点，却偏偏主张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并在论文中多次批评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金先生看过论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周先生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再做批评，周先生就再做答辩。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就越来越高。这场激辩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以致惊动了街房四邻，人们推开门出来看他们“吵架”。

1959年底，金先生完成了一篇洋洋5万言的论文《论“所以”》。打印稿出来后在哲学所逻辑研究组里专门讨论了一次，同仁们的意见很不一样。有人赞扬这篇文章，甚至拿斯大林赞扬列宁演讲的逻辑力量的话来评价金先生的文章；有人认为金先生的文章有问题，提出了许多激烈的反对意见。周先生属于后者。他非常明确地指出，金先生“这篇文章的许多论点是有问题的。如果发表会产生不良影响。” 他劝金先生现在不要发表，多考虑考虑，多修改修改再说。但是，因为多数人是肯定金先生的文章的，所以，该文在《哲学研究》1960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这以后逻辑组的同仁又就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分歧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争论得更加厉害。当场周先生就表示：“既然在逻辑组已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争论，那只好把这场争论公之于社会。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陈述我的观点。”后来，周先生写了《〈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也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文章指出，金先生的文章中许多基本概念“不够明确”，许多论证“不够严谨”，由此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混乱的甚至错误的结论”，甚至关系到“形式逻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文章发表后，不少人曾担心会影响金先生和周先生两个人的师生情谊，然而事实上，金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不仅没有生气，还亲切地对周先生说：“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多花些功夫，把《论“所以”》提炼和修改一下。我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周先生晚年谈起这篇文章时说，金先生是我国逻辑学界和哲学界的老前辈，他的学术观点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为了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也为了维护金先生的名誉，他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相信金先生是理解他的。

周先生“好辩是出了名的，遇到不同意见他总要争论，一定要将对方驳得理屈辞穷才肯罢手”。这是汪子嵩先生2002年说的话。汪先生还回忆说，“1952-195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开会总是争辩最多的，在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三代师生间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周礼全的发言总是最多的。”后来，金、沈、周三位先生都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成立逻辑研究组（室）。该组（室）同样是经常争论问题，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声音高昂。为此，相邻研究组（室）的同仁常常批评逻辑组（室）制造“声音污染”。其实，他们都是为学术是非、判断真伪而争而辩，个人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是很好的。

三

周先生赞扬他的老师金先生在做学问上具有谦逊和诚实的品格，“从不以不懂充懂，而且还常常公开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无知或知之不足。”周先生强调说，“谦逊和诚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有了崇高威望的哲学家则更是难能可贵的。”（《周礼全集》，第109页）其实，周先生自己也是这样。他在学术上讲真话，绝不不懂装懂，既不夸大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掩藏自己的不足。他在《周礼全集·自序》中诚实地介绍了自己不同时期研究工作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也诚实地评价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周先生说，他中学时期就阅读过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和汉译名著，但“真正理解的实在太少。”他说，反右运动使他“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决心跳出哲学是非场，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这是何等诚实的表白！周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草稿）。后来他在一篇介绍自己研究黑格尔《逻辑学》情况的文章中写道：“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地感到自己马克思主义水平之低。”经典著作中谈到黑格尔的地方非常多，他说许多经典著自己都没有读过或没有仔细读过，因此这个研究过程实质上也就成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个补课过程。他说，在研究中“也深深感到自己哲学史知识的贫乏。”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涉及了全部的哲学史，特别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由于自己哲学史知识的贫乏，“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解恐怕就很难谈得上精确。”就形式逻辑方面，“对黑格尔某些说法如何评价，我也常常举棋难定。”（《哲学所通讯》1964年第7期，第9-10页。）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周先生的诚实谦逊的美德表示由衷的敬意。

1994年4月，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理论》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国语言逻辑研究领域里的一部奠基之作。周先生自己怎么看呢？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完成了。“我一方面有一种轻松感：多年宿愿，一旦实现，快活如之！但另一方面，我又有沉重心情。”他说自己就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登山者，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攀援以后，“仰望前程，离目标还是那么遥远！回顾来路，离出发点又还近在咫尺！”好在科学是全人类的永恒的共同事业，平生不了事，自有后人补。如果我们的工作能给后来的攀登者“提供某些正面的或负面的经验，我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周先生对待自己著作的态度！

四

周先生强调逻辑学在提高人们思维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逻辑学能够帮助人们提高思维能力，解决人们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错误。周先生很注意研究科学发展中的实际思维，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思维，特别是研究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中的逻辑问题。他曾经著文提出，要对今天实际思维中常犯的逻辑错误作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凡是今天实际思维中常犯的逻辑错误，我们都应吸收到形式逻辑书中。”（《周礼全集》，第168页）又说，从学习和应用的角度来说，了解并熟悉人们常犯的各种逻辑错误，可以“养成对逻辑错误的敏感，对于进行正确的思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上）周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50-60年代，他从报刊上搜集到大量的逻辑病例，做成剪报。1972年，我们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工农兵、基层干部撰写《学点逻辑》一书，我们的指导思想也是“联系人们思维中容易出毛病的问题，选讲逻辑学最基本的原理。”当时，周先生就把他的一厚本逻辑病例剪报送给了我，对我写书很有帮助。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前后印了3版，还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一共印了近100万册。

五

周先生做学问是很严谨的。他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是一部重要的语言逻辑著作。该书从酝酿到最后写成几乎经历了40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先生集中主要精力搞形式逻辑课的教改。经过反复思考和教学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形式逻辑要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就必须和自然语言相结合，就必须和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传达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交际活动相结合。这个认识最初只是他关于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意见，但很快就转变为他关于如何发展形式逻辑的理论意见，实际上也就成为他构建自然语言逻辑体系的最初思考。周先生的这些思考主要从分析实际思维中得到的，但它们与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类似之处。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两篇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1959年）和《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1961年）。

20世纪70年代，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周先生把大量的时间和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阅读了同期国外有关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从个人摸索的孤立研究前进与国际的研究合流”。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显现出”自然语言逻辑的“一个雏形”。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78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发表的演讲：《形式逻辑与自然语言》，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周先生办理了离休手续，于是他集中全部精力写他思考了几十年的自然语言逻辑书。此时他已年近70岁，为了早日写成这本书，他邀请了几位同事和朋友“加盟”。他多次召开写作组会议，报告他关于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整体构想和写作提纲，以及讨论各章节的详细提纲。由周先生主编的这本书于1992年底完成，1994年出版。这本书基本上展示了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体系，即它是关于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周先生本人写了《语言、意义和逻辑》、《语境》、《隐涵》、《预设》、《成功的交际》等5章。这本书主张的是大逻辑，它将有效交际问题划入了逻辑范围，系统阐述了语言、意义和逻辑的关系，成功交际的基本概念和图式，语境、言语行为、隐函、预设、修辞等在成功交际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谈话、讲演、辩论等不同交际形式的特殊理论问题，基本上实现了逻辑、语法和修辞，语形、语义和语用，在现代逻辑和符号学基础上的“新的三结合”，是重要的创新性成果。

周先生在几十年中完成的学术论著并不算多，却都很精。

他厌恶学术研究中那种粗制滥造、滥竽充数现象，不赞成学术考核中那种“以数量代质量”的做法。在他担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每年评职称都倡导重学术质量，重创新成果，而不重数量；规定申请晋升的研究人员自选一部书或书中部分章节做为考核内容，其他科研成果只要列个清单即可。

在培养研究生工作中，他强调学生要打好专业基础，认真做好毕业论文，而不主张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花很多功夫、用很多精力去写那些洋洋洒洒的粗制滥造的文章。当然，更不允许有抄袭、剽窃行为。周先生反对学术界的无原则地吹捧，对学术上的骗局深恶痛绝。

六

周先生对书有很强的鉴赏力。你到周先生家，会看到书房和卧室都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书，然而总数并不多。凡是他认为不好的或不是他需要的书，绝对不买；别人赠的书，他认为不重要的或者不需要的，一般也不保存。

周先生很会念书。倪鼎夫说，周先生选定好书后，总是一遍一遍地反复读，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上画出重点，写出批语。他读过的书，新书奕成旧书，有的书脱线，致使书页掉了下来。钱钟书先生说，“好书要三年读一遍。”周先生大概等不到三年。

周先生念书总是把原著的思想原原本本的读懂读透，从不断章取义，从不肢解作者的原意。作者想什么，说什么，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没解决好？作者的思想是否有前后矛盾、整体和部分的矛盾，这些都要考虑。在这个基础之上，周先生才对所读的书进行分析，做出评价，或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周先生书房里掛着一块小黑板，我们去他家里，经常会看到小黑板上有逻辑公式与演算，有时还可以看到用不同彩色粉笔书写的符号或符号串。这说明周先生念书不光是看和读，还常常借助黑板来帮助他思考和检验思考的对错。

周先生不仅自己会念书，他也教学生学念书。王路曾在一本书上讲到周先生怎样教他读书。王路说，周先生要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这篇东西对于学习逻辑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关注逻辑与自然语言的关系，重视研究成功交际理论的周先生来说，《论辩篇》不仅是不能不读的，而且是要经常读的。周先生没有一开始就给王路讲《论辩篇》，而是告诉王路自己去读，过几天让王路报告读书体会，周先生边听边讲评，然后师生二人就一两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过几天再来一次，就这样一共进行了八次，刚好读完了第一章。这时周先生对王路说：“够了，你可以自己读书了。”据我所知，当年周先生跟金先生念研究生时，他也是这样学的。对此，汪子嵩先生评价说：“这样读书的方法确实好，主要是能培养学生自己读书的能力，这是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步。”（《逻辑·语言和思维》，第13页）

前面我说过，周先生对书有很强的鉴赏力。他教学生念书，不仅教学生具体的读书方法，培养学生自己读书的能力，他也告诉学生要提高对书的鉴赏能力，要知道哪些书要读，必读，要反复读，哪些书可以不读，或者根本不要读。金先生也是这样的。我以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这方面就深感受益。因此，在我教学生的时候，特别是当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总是要求学生先列出一个参考书目给我看，请学生谈哪些文献是必读的，哪些是可读可不读的，检查必读文献是否有遗漏。

七

做学问者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周先生对此有更为强烈的要求。一方面，他期望国家能有一个民主、自由、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政治空气；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学术界自身能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周先生在《周礼全集·自序》中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

比如，他赞美青少年时期所在的省立长沙高中，说这所学校有“大家风范”，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因此他“非常喜欢”这所学校。他更赞美西南联大，说在联大“刚生活了几天”，就被它的“民主自由的气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迷住了”。（《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185页）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艺术的方针，周先生又高兴了，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是人类文化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里程碑。他著文公开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衷心感奋，谈不能以言宣。”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然认为这是他“精神上十分快慰的时期”。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了很的改善，哲学研究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周先生又高兴了。他说自己“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哲学兴趣，在压抑了几十年之后，又死灰复燃了。”众所周知，周先生的专著《模态逻辑引论》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他主编或统稿的《形式逻辑》、《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和《逻辑百科辞典》，他的译著《语义学引论》和《指号、语言和行为》以及许多重要论文都是在1978年以后出版或发表的。可见，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对推动学术发展多么重要。

同时，周先生也积极倡导在学界内部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他多次指出，科学工作不是哪一个人的工作，学者之间要互相尊重，相互合作。要发扬百家争鸣、追求真理的精神，既要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应虚心听取和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培养一种正确讨论问题的习惯和风度。他说，辩论也是一种合作，在辩论中要实事求是，不应当把科学之外的东西也拉扯进来，以致影响进步，影响团结。

科学研究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而开创性的工作常常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探索者的学识和对学术的执着与勇气，也需要同行们及相关人们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周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在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有很多人得到过周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具体帮助，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就我个人而言，在同周先生40多年的交谊中，对此感受颇深。1964年，我从松花江畔的一个小镇来到北京。刚到哲学所，周先生就约见我。当我听说金先生委托他协助指导我的学习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知道金先生在他的学生中最为推崇沈有鼎先生和周先生，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指导学习，自然是最大的幸事。紧张的是，考研时我提交的论文，不仅基本观点与金先生和周先生相左，而且在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周先生，不知周先生怎么看这件事。也许周先生看出了我的顾虑，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根据你的考试成绩和论文水平，我和金老都认为没有理由不录取你。”短短的一句话，我被金先生与周先生的大学者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深深感动了。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向导师学习，学他们的学问，也学他们的学品。在以后的日子里，周先生给过我许许多多的帮助。比如，他帮我制定学习计划，送给我工具书。后来，我学着写论文，周先生多次给我审阅，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是周先生的鼓励和提携伴随着我的成长。

1980年，受逻辑与语言研究会的委托，我和陈宗明筹办《逻辑与语言研究》集刊。第一集稿子备齐之后，我请周先生写篇文章，放在集刊的开头，代发刊词。周先生答应了我的请求，几天后交来了文章。文章不长，仅1000多字，其中有两段话，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周先生说：“各种各样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只要是采取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都应当受到尊重和支持。‘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作法，对学术是极其有害的；对于象自然逻辑这样一门新开拓的学科，则更是有害的。”他又说：“我们，自然逻辑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选择不同性质的研究问题，进行不同深度的研究工作。各种不同性质和各种不同深度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因而都是有价值的。”（《逻辑与语言研究⑴》，第2页）

周先生上面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真是字字掷地有声！它充分体现出一位资深学者对探索性研究工作规律的透彻理解；也充分体现了一位学术团体的领导者对学术队伍状况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同行们的热情鼓励和正确指导。在周先生的文章发表27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讲话，仍然感到非常亲切，仍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会工作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周先生作为老一辈学人，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启迪了许多人，激励了许多人，也扎扎实实地帮助了许多人。他因此赢得了广大学人的尊敬和爱戴。

附：

周礼全，1921年生，湖南吉首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学习哲学。后师从金岳霖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哲学所研究员、逻辑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顾问等。

主要著作有《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1957）、《模态逻辑引论》（1986）、《黑格尔的辩证逻辑》（1989）、主编《逻辑百科辞典》（1994）、主编《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理论》（1994）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周礼全集》（2000）。译著有《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1961）、《语义学引论》（1979）、《指号、语言和行为》（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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