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江海学刊》杂志社赵涛研究员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王立胜书记和周丹主任以及曲阜师范大学方面的邀请,能够有机会出席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与国内最顶尖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一道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升级与文化再造,感觉非常的荣幸。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们《江海学刊》的重要作者,要感谢你们对我刊、对我本人工作的大力支持。
刚才聆听了几位专家学者的主旨报告,很受启发。在参会之前,我很仔细地拜读了王书记和周丹主任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一文,受益良多。我非常赞同文章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1]的观点。我个人以为,在当代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攀升,坐二望一,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在国家与世界治理方面日趋失效的大背景下,时代与现实都在呼唤我们,要高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挺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说自己的话,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努力实现从“学习的文明”向“立教的文明”的转变。中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2]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经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3]就此而言,让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诚可谓理所必至,势所必然。
由是观之,“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的召开,必将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出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等方面达成了某种一致与共识。相信此次会议以及日后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其所取得的各项创新性重大成果,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首创之功、更张之效,必如日朗照、光被四表。
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汇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简单介绍我们刊物近十多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上所做的一些尝试与思考;二、结合我们刊物开办近20年的“原创学术空间”栏目,简要谈谈自己对于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愿景与期待,并给出若干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意见与建议。
一
正像大家看到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空气与潮流都发生了重要的翻转与丕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共识,借用吴晓明教授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的时代正在来临。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一谈研究,尤其是人头式研究,那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国外某个当红的学术大佬、理论大咖。我们把国外从知名的到不知名的学者几乎研究了个遍,把在世与不在世的学者都拎出来扫荡了一番,年龄段上更是从花白胡子的大爷或大叔到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学术;能大段引用外国学术大佬或大咖的只言片语,这就是水平。但遗憾的是,把太多学术关注的目光放在域外,虽然的确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但也导致我们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蔑视与轻忽,淡漠与疏离。
有鉴于国内马哲研究既有思路上的重大缺失,任平教授很早就慧眼独具地提出,“我们需要冲破‘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陋习,我们的目光始终与研究进展同步,我们的数据收集始终与学术发展同行,我们的图谱覆盖始终与学界前沿同态。我们希望真实地记录下学者们奋斗的轨迹,我们努力勾画出包括每一位学者或者学术群体在内的整个学界不断前行步伐绘就的动态的学术地图”[4],把学术关注的目光重点放在中国,放在当代中国学者,尤其是顶级学者的身上,这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战略性举措。
《江海学刊》不敢自诩为先知,但多年来的确也一直在围绕这一中心思想题组织专题研讨。2009年第1期、2010年第2期、2011年第6期,我们连续推出了“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第一篇论文就是任平教授的《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2009年第5期,我们推出了“中国治道、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专题;2012年第5期,我们推出了“理论自觉:从基础问题出发”专题;2014年第1期,我们推出了“理论创新的他者经验与中国视野”专题;2015年第4 期,我们推出了“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专题;2017年第2期,我们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专题:2018年第1期,我们推出了“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题,2020年第2、3两期,我们连续推出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专题。此外,还有我们坚持开办了近20年的“原创学术空间”栏目。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与原创性,避免对西方文本的外在依附,提升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巨大转型的解释能力与引导能力,提升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层次,最终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大家与文化巨人。
2009年第1期“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的编后记,就是由我撰写的。有鉴于那时弥漫学界的“挟洋自重”的不良学风,有鉴于那时充斥学人的“食洋不化”的高蹈状态,我的编后记写得急迫而动情,但青灯侠影、白纸黑字,一幕幕、一行行,清晰记录下当时我们力挺中国学术的不懈初心,我今天不妨念一下: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必将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理论成果。因此,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实践,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就是摆在当代中国思想者面前的崭新课题。中国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运动与社会实践的展现。研究中国问题,当然要有世界眼光,但更要有中国立场。一段时间以来,在中西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的学者一直处于被动的追赶与学习状态,某些学人患了所谓的“失语”及“无语”症。在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总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引进西方的学术范式,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创新”来代替理论的“中国创造”。某些研究者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轻忽,对西方貌似中立理性学术的盲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蔑视,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殊不知,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式的思考方式与特殊路径才能解决。一个民族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必须在对自身生存实践的反思与观照中获得新生。我们不能盲目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立场为立场,而要有自己的主导立场与态度来评判问题的是非曲直。西方那种简单地通过操弄某些漏洞百出的评判标准来任意编排中国学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能高傲自大。我们深信: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深耕本土,对中国问题进行中国式的思考、中国式的解读,我们就能把持住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的思维品格及价值导向,从而实现思想创造的“再中国化”,建构出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为世界文明贡献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5]
这在今天看来略显冗长、甚至带有若干强制阐释味道的理论独白,确实是当时编完专题文章后的有感而发。
如果说,我们当年的呼吁还是一种“依稀往梦似曾见”的微弱之声的话,幸运的是,时间过的很快,世事变化更快。当部分学者还在“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踌躇彷徨之际,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等诸多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似乎突然之间把中国推向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的位置;而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与西方政治经济的快速滑落,也让太多中国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没有觉得中国是“落后国家”包袱的80后、90后学者,甚至是即将到来的00后学者们,关于西方社会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迅速消失——谢天谢地,这帮年轻的学者们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代人那样“崇洋媚外”了——投射到文化心理或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文化在器物、制度与思想等不同层面,开始在世人面前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的突出成绩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在国家与世界治理方面的日趋失效,两相对照,可以说更深刻地教育了全体国民,也极大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想到曾经的偶像坍塌得如此之快,没想到不久前还被不少中国学人津津乐道、念兹在兹的若干西方理论预设及其思想范式,在新冠病毒残酷的无差别打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形同裸奔而声名扫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推文中写道:“西方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一个事实,这次新冠疫情,是西方政府、社会、文化遭遇的一场历史性的危机?”[6]即便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有关新冠疫情的反思,或许大有深意,但在我个人看来,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缓不济急,以至于被某些评论家批评为“可笑的星巴克社论与形而上学的空洞结合物”[7]。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此,我特别想引用我们刊物的老作者、百岁哲人张世英先生的几句话,表明我的哲学立场——我上周刚刚在北大参加了张先生仙逝百日的追思会。张世英先生曾用“画龙点睛”来比喻中西哲学的差异:“西方哲学分析细致入微,像画龙,画的龙身非常细致,什么细节都画得很清楚,但点睛却未必都那么恰当。而中国哲学善于点睛,对于画龙身却不那么仔细,就像绘画中的大写意,也像书法中的狂草。”他还有一句话讲得极为精妙:“我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优点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8]
经过40多年大规模游牧式地向域外学习之后,我们还不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西方哲学的工笔画的功夫,这种学习依然要继续,而且还很重要。我们要在保持中国文化善于点睛的优点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在主体—客体关系式指导下在认识论与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切重大成果。但新的时代,在较为熟练地掌握这种工笔画的功夫的基础上,自觉地用现代方法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比西方哲学更具魅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就像张先生所期许的,那些尚处于沉睡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旦被激活,就一定会更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更能真切地发挥其影响和改变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现实力量,可能还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去远与还乡,都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出场的双重视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出场或者说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永远是在去远(与包括西方文明等各种异质文明的深度对话)与还乡(重回中国本土,重视中国实践)的双重视域中辩证进行的。这就是说,如同旅行一样,“穿越西方是为了更好地阅读中国”,西方的他者镜像构成了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前提,认识自己也成为遍历西方的最终归宿。我们其实是在“去远与还乡”的双重视域中,推展中国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延异中国文化自信的原创空间,锚定中国文化自强的现实出场路径。也只有在这开放而流变的双重视域中,我们最终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才能渊雅精纯、规模宏伟、气象庄严。
二
众所周知,我们《江海学刊》自2002年创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以来,一直以巨大的热情支持与推动国内的原创学术研究。2018年,本刊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在南京举办了颇具规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原创学术话语论坛暨《江海学刊》创刊60周年座谈会”,集中展现本刊近20年来所发表的具有原创学术话语与原创学术思绪的重要成果。我们开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并不是为了抢夺所谓的学术话语权,更不意味着只有我们才天然地具备评价裁定学术原创与否的资格与权力,创办的初心,无非是想给当时国内尚且稚嫩的原创研究提供一个可以试错的实验空间与公共平台,进而言之,希望在这样一个“能指泛滥”而“所指衰减”的时代,能够开风气之先,激励原创思绪,激发思想活力,力挺学术自信,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巨擘。
我们创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的确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希望对当时弥漫于学界的“言必称西方”“以西解马、以西解中”的学术空气有所触动,有所压制。不必讳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由于数量化的考核机制的外在促逼,部分地由于数字化的生产工具的内在辅助,国内学术研究存在比较明显的功利取向,学术研究行为的短期化正在逐渐排挤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的渊兮湛兮的慎终追远之思。看似愈来愈规范的中国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域外搬用与本土原创南辕北辙的局面:“有些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有些研究者则径直运用‘西方的理论+中国的材料’的模式,满足于以中国的材料证实西方的理论,还有些研究者完全以西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9]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镜像地移植西方一个理论框架来反向格义地理解中国”。我们有太多的研究者热衷于套用西方各种花样翻新的时髦名词,而对现实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生动鲜活、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视而不见。我们有太多的学术研究满足于抽象概念的自我咀嚼,完善体系的自我维护,始于课题申报,终于专著出版,接下来就是算工分,点钞票。这样的研究路数无异于自娱自乐的学术团体操,美则美矣,但文本繁荣而思想萎顿,话语高蹈而真理不彰。这种对域外理论的简单搬用,对中国现实的云遮雾绕所导致的一个消极的理论和现实后果,我们可以借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评论时学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10],在强调融合创新的新时代则完全不敷足用。
事实上,没有中国自己的原创学术,当我们无反思地操持那些不明就里、不知深浅的各种时髦新概念的时候,我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价值观念及其理论预设的俘虏。例如,为中国量身订造的“比较优势”概念,就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制造出成千上万流水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至于如何应对逝水流年之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劣势的问题,则不在这些短视的学术精英的考虑之内。因此,把中国学术从“食洋不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冷眼向洋看世界”,重新夺回我们自己的头脑、目光和知觉,脚踏中国大地,以我手写我口,自作主张,自铸伟词,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2020年,我们《江海学刊》就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原创性提出的“涂层”概念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其中,任平教授的《论涂层概念与原创学术的中国道路》一文给我很大启发。“涂层”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一经陈忠拈出并系统论证,就变成了一个比“景观”比“镜像”更有魅力、更加具象、更能击中中国现实和更能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个富有原创性的概念。正像任平教授所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众语言中隐藏着丰富的意蕴深刻的话语,是我们原创中国学术话语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11]。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用现代手法激活它,一旦被激活,相信就能创造出比西方更有魅力的学术话语体系。
毫无疑问,推动原创学术研究,打造具有时代性、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体系,的的确确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限于时间关系,关于原创学术问题,我想直奔主题,再简短地补充谈三点感想。
第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呼唤原创学术,但不必有所谓的“原创焦虑症”。
学术研究相对比较容易,但原创学术其实很难很难。“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充满太多不确定性。我们呼唤原创学术,但原创学术往往渊兮湛兮,精微而稚嫩,“爱之太殷,忧之太勤”反倒有可能导致唐代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所描述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12]。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呼唤原创学术,但不必有所谓的“原创焦虑症”,我们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和安静的等待,倾听花谢花开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就好比是书法中的“临摹”与“创作”,临摹是“与古为徒”,以前人为模板,为圭臬,没有这样的过程,或者这样的积淀训练不够深厚,勉强创新,大多只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搞原创学术最忌讳的是浮躁与焦虑。
当然,原创不必非得与思想史对接,一味地继承并不必然导致原创,但我们首先能做和应该做的还是要鼓励学者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这点我觉得最应该向西方学者学习,甚至最好有那么一些钱锺书在小说《灵感》中所讽刺的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13]的专精主义与孤往精神,要做学问就把它做深做透,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做学问如同开挖山西小煤窑般一哄而上,抢占学术山头,乱砍乱伐,私搭乱建,自乱阵脚,这样做只会破坏学术生态。学术研究还是要尊重学术规律,严守学术规范,最关键的是要学会把贫矿开发成富矿,而不是把富矿滥采成贫矿。要相信“炼心伏气,道在其中”[14],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不懈探求,在此基础上就一定能够诞生出有着生动气韵、有着丰厚理论支援背景的原创学术。
第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追求原创学术,的确是顺天应人,势在必行。
理由之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已建立起一支足够庞大的学术队伍,投入了足够多的研究经费。
这点不细讲。据报道,我国早在2008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今天我们是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生,研究生已从凤毛麟角转变成如今的百万大军。对学术研究经费支持的力度之大,也是有目共睹。“高投入才能有高产出”,如此高的人力、财力支出,理应催生出原创学术。
理由之二,平心而论,虽然量化学术评价体系有种种弊端,但在这一体系的催生和现实功利奖惩机制的刺激下,当代中国学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获得长足发展,具备了向原创学术跃进的可能。
这点我也不细讲。今天中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增加之多,质量提升之速,研究领域之广,开掘问题之深,学术交流之频密,都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所难以想象的,中西古今,都有大把的人在做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今天的中国学术正处于即将超越量变迎来质变的涅槃的前夜。
理由之三,更为关键的是,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也在倒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依附与模仿,亟待站在原创学术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提炼。
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以一种高度时空压缩的方式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这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付出的巨大代价,都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去总结去反思。简单地搬用域外理论已很难解释中国恍如隔世的传奇故事,轻率地复制西方模板也很难解决中国日趋繁复的现实问题。很多人经常会说中国学术没有原创性,我不太理解,这么丰富多彩变化莫测的生动实践,我们侧身其中,只要稍加裁剪,在理论上做一些提升,不就可以提出有创新性的理论吗?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原创性的缺失,可能还是与我们研究中的依附性性格有关。事实上,原创并不是要你从造字开始,我们不必把创造创新搞得那么神秘。正像有学者所说,中国经济学就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田野和最有价值的问题,躬逢其盛,得其所哉,我们理应从中提炼出原创性的解释模型和理论。
特别是,随着中国从世界边缘逐步走向舞台中央,随着“后发优势”“学习红利”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尖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亟待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当代性的视野,世界性的眼光,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依附与模仿,确立中国学者自主地言说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及其相应的建构逻辑。
第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所成就的原创学术,亟待以未来为经纬,弥合中西古今之争,形成慎终追远之思。
我是学科技哲学出身的。众所周知,今天整个人类社会正被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等高科技所驱动而进入“加速主义”时代,近几年思想界、舆论界的一个热词是“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等高科技正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就如一些专家所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时代正在落幕。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如此的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学术的致思取向,从过多解释前人和别人的学术中走出来,更多把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注的目光放在未来。未来而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应该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坐标,并成为校准今天人类行动的重要基点。“加速主义”时代的哲学研究不应该是黑格尔所讲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后起飞”,而应该成为高卢雄鸡,不仅能报晓,而且能够为人类提前预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黄昏之后”,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未来的历史还是不是“人的历史”这样的存在论级别的问题。
这次突发的新冠疫情就严肃地提醒我们,要强化哲学研究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要有系统谋划与底线思维,从而提升我们学术研究的预见性与干预现实的能力。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广阔,随着人类联系的日益密切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风险状态。而人类在每一次实践探索中,其理性总是有限的和不完善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实践保持审慎的批判向度。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我们以前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但实践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俱分进化”的,能动性的增长也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受动性的增加。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强调更多的是实践的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方面,这是由时代条件尤其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在今天,实践这方面的特性依然存在,依然很重要,还会“不断地再现出来,但是重点会有所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有时得更加强调实践的“受动性”方面。正是实践的受动性推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人类事实上正居住在文明的火山口上。[15]中国传统哲学也强调要知几,所谓知几,就是知变动之几,所谓几就是将变未变之微。昨天韩庆祥教授也强调指出,面临不确定的当今世界与系统性的风险社会,要先把脉,后开方!先正确解释世界,再能动改造世界!
不断增多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亟需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作出超前的研究与准确的预判,站在更高的层面去主动应对。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我们今天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没有预料到或者当时还不甚突出的大量根本性问题。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不仅要继续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且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上挽救人类的生死存亡,要将解放和救亡作为根本的历史使命贯穿到理论和实践中。”[16]在我看来,只有把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注的目光放在未来,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道义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才能在坚持传统叙事的基础上推进理论表述,与时俱进地引领时代发展,不仅为中国,而且为整个人类社会,创造更理想更和谐更可持续的规则与秩序。
更重要的是,将未来向度嵌入学术研究,以未来为思考的坐标与原点,还可以增强我们理论研究的内驱力,有助于弥合中西古今之争,引导与启发我们以多元、对等的网状思维模式去多方面吸收中西古今资源,在交流与对话中实现理论的创造。既不拘泥古制,又不轻循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简易,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这样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所形成的慎终追远之思,必然是原创的,相信不仅具有中国价值,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三点愿景与期待,谈得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释】
[1] 王立胜、周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202页。
[4] 任平:《深描范式图谱 砥砺学术前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卷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5] 《<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编后记》,《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
[6]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西方的疫情应对失败了》,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12-24/9370512.shtm
[7]孙飞:《大流行与形而上学——析论欧陆诸哲的疫情反思》,《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8]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9] 周炽成:《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自主性的慧觉与承继:以费孝通和赵汀阳为例》,《江海学刊》2011年第6期。
[10]王阳明:《别湛甘泉序》,载王阳明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 1 语录·文录》,中国书店2014年版,第192页。
[11] 任平:《论涂层概念与原创学术的中国道路》。《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12]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载徐中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 唐宋散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13] 许枫编:《钱钟书作品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14] 黄元吉:《道门精要 道教黄元吉内丹修炼典籍》,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15] 沈湘平:《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4页。
[16] 罗骞:《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处理四重关系》(提纲)(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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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江海学刊》杂志社赵涛研究员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王立胜书记和周丹主任以及曲阜师范大学方面的邀请,能够有机会出席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与国内最顶尖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一道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升级与文化再造,感觉非常的荣幸。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在座的有很多都是我们《江海学刊》的重要作者,要感谢你们对我刊、对我本人工作的大力支持。
刚才聆听了几位专家学者的主旨报告,很受启发。在参会之前,我很仔细地拜读了王书记和周丹主任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一文,受益良多。我非常赞同文章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1]的观点。我个人以为,在当代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攀升,坐二望一,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在国家与世界治理方面日趋失效的大背景下,时代与现实都在呼唤我们,要高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挺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说自己的话,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努力实现从“学习的文明”向“立教的文明”的转变。中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2]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经指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3]就此而言,让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诚可谓理所必至,势所必然。
由是观之,“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的召开,必将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出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等方面达成了某种一致与共识。相信此次会议以及日后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其所取得的各项创新性重大成果,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对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首创之功、更张之效,必如日朗照、光被四表。
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汇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简单介绍我们刊物近十多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上所做的一些尝试与思考;二、结合我们刊物开办近20年的“原创学术空间”栏目,简要谈谈自己对于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愿景与期待,并给出若干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意见与建议。
一
正像大家看到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空气与潮流都发生了重要的翻转与丕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共识,借用吴晓明教授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的时代正在来临。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一谈研究,尤其是人头式研究,那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国外某个当红的学术大佬、理论大咖。我们把国外从知名的到不知名的学者几乎研究了个遍,把在世与不在世的学者都拎出来扫荡了一番,年龄段上更是从花白胡子的大爷或大叔到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学术;能大段引用外国学术大佬或大咖的只言片语,这就是水平。但遗憾的是,把太多学术关注的目光放在域外,虽然的确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但也导致我们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蔑视与轻忽,淡漠与疏离。
有鉴于国内马哲研究既有思路上的重大缺失,任平教授很早就慧眼独具地提出,“我们需要冲破‘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陋习,我们的目光始终与研究进展同步,我们的数据收集始终与学术发展同行,我们的图谱覆盖始终与学界前沿同态。我们希望真实地记录下学者们奋斗的轨迹,我们努力勾画出包括每一位学者或者学术群体在内的整个学界不断前行步伐绘就的动态的学术地图”[4],把学术关注的目光重点放在中国,放在当代中国学者,尤其是顶级学者的身上,这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战略性举措。
《江海学刊》不敢自诩为先知,但多年来的确也一直在围绕这一中心思想题组织专题研讨。2009年第1期、2010年第2期、2011年第6期,我们连续推出了“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第一篇论文就是任平教授的《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2009年第5期,我们推出了“中国治道、中国模式与中国话语”专题;2012年第5期,我们推出了“理论自觉:从基础问题出发”专题;2014年第1期,我们推出了“理论创新的他者经验与中国视野”专题;2015年第4 期,我们推出了“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范式”专题;2017年第2期,我们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专题:2018年第1期,我们推出了“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题,2020年第2、3两期,我们连续推出了“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专题。此外,还有我们坚持开办了近20年的“原创学术空间”栏目。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与原创性,避免对西方文本的外在依附,提升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巨大转型的解释能力与引导能力,提升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层次,最终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大家与文化巨人。
2009年第1期“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的编后记,就是由我撰写的。有鉴于那时弥漫学界的“挟洋自重”的不良学风,有鉴于那时充斥学人的“食洋不化”的高蹈状态,我的编后记写得急迫而动情,但青灯侠影、白纸黑字,一幕幕、一行行,清晰记录下当时我们力挺中国学术的不懈初心,我今天不妨念一下: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必将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理论成果。因此,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实践,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就是摆在当代中国思想者面前的崭新课题。中国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运动与社会实践的展现。研究中国问题,当然要有世界眼光,但更要有中国立场。一段时间以来,在中西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的学者一直处于被动的追赶与学习状态,某些学人患了所谓的“失语”及“无语”症。在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中,我们总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引进西方的学术范式,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创新”来代替理论的“中国创造”。某些研究者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轻忽,对西方貌似中立理性学术的盲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蔑视,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殊不知,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式的思考方式与特殊路径才能解决。一个民族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必须在对自身生存实践的反思与观照中获得新生。我们不能盲目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立场为立场,而要有自己的主导立场与态度来评判问题的是非曲直。西方那种简单地通过操弄某些漏洞百出的评判标准来任意编排中国学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能高傲自大。我们深信: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深耕本土,对中国问题进行中国式的思考、中国式的解读,我们就能把持住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的思维品格及价值导向,从而实现思想创造的“再中国化”,建构出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为世界文明贡献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5]
这在今天看来略显冗长、甚至带有若干强制阐释味道的理论独白,确实是当时编完专题文章后的有感而发。
如果说,我们当年的呼吁还是一种“依稀往梦似曾见”的微弱之声的话,幸运的是,时间过的很快,世事变化更快。当部分学者还在“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踌躇彷徨之际,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等诸多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似乎突然之间把中国推向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的位置;而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与西方政治经济的快速滑落,也让太多中国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没有觉得中国是“落后国家”包袱的80后、90后学者,甚至是即将到来的00后学者们,关于西方社会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迅速消失——谢天谢地,这帮年轻的学者们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代人那样“崇洋媚外”了——投射到文化心理或意识形态层面,就是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文化在器物、制度与思想等不同层面,开始在世人面前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的突出成绩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在国家与世界治理方面的日趋失效,两相对照,可以说更深刻地教育了全体国民,也极大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想到曾经的偶像坍塌得如此之快,没想到不久前还被不少中国学人津津乐道、念兹在兹的若干西方理论预设及其思想范式,在新冠病毒残酷的无差别打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形同裸奔而声名扫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推文中写道:“西方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一个事实,这次新冠疫情,是西方政府、社会、文化遭遇的一场历史性的危机?”[6]即便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有关新冠疫情的反思,或许大有深意,但在我个人看来,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缓不济急,以至于被某些评论家批评为“可笑的星巴克社论与形而上学的空洞结合物”[7]。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此,我特别想引用我们刊物的老作者、百岁哲人张世英先生的几句话,表明我的哲学立场——我上周刚刚在北大参加了张先生仙逝百日的追思会。张世英先生曾用“画龙点睛”来比喻中西哲学的差异:“西方哲学分析细致入微,像画龙,画的龙身非常细致,什么细节都画得很清楚,但点睛却未必都那么恰当。而中国哲学善于点睛,对于画龙身却不那么仔细,就像绘画中的大写意,也像书法中的狂草。”他还有一句话讲得极为精妙:“我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优点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结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8]
经过40多年大规模游牧式地向域外学习之后,我们还不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西方哲学的工笔画的功夫,这种学习依然要继续,而且还很重要。我们要在保持中国文化善于点睛的优点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在主体—客体关系式指导下在认识论与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切重大成果。但新的时代,在较为熟练地掌握这种工笔画的功夫的基础上,自觉地用现代方法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比西方哲学更具魅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就像张先生所期许的,那些尚处于沉睡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旦被激活,就一定会更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更能真切地发挥其影响和改变社会伦理道德状况的现实力量,可能还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去远与还乡,都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出场的双重视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出场或者说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永远是在去远(与包括西方文明等各种异质文明的深度对话)与还乡(重回中国本土,重视中国实践)的双重视域中辩证进行的。这就是说,如同旅行一样,“穿越西方是为了更好地阅读中国”,西方的他者镜像构成了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前提,认识自己也成为遍历西方的最终归宿。我们其实是在“去远与还乡”的双重视域中,推展中国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延异中国文化自信的原创空间,锚定中国文化自强的现实出场路径。也只有在这开放而流变的双重视域中,我们最终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才能渊雅精纯、规模宏伟、气象庄严。
二
众所周知,我们《江海学刊》自2002年创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以来,一直以巨大的热情支持与推动国内的原创学术研究。2018年,本刊创刊60周年之际,我们在南京举办了颇具规模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原创学术话语论坛暨《江海学刊》创刊60周年座谈会”,集中展现本刊近20年来所发表的具有原创学术话语与原创学术思绪的重要成果。我们开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并不是为了抢夺所谓的学术话语权,更不意味着只有我们才天然地具备评价裁定学术原创与否的资格与权力,创办的初心,无非是想给当时国内尚且稚嫩的原创研究提供一个可以试错的实验空间与公共平台,进而言之,希望在这样一个“能指泛滥”而“所指衰减”的时代,能够开风气之先,激励原创思绪,激发思想活力,力挺学术自信,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巨擘。
我们创办“原创学术空间”栏目,的确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希望对当时弥漫于学界的“言必称西方”“以西解马、以西解中”的学术空气有所触动,有所压制。不必讳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由于数量化的考核机制的外在促逼,部分地由于数字化的生产工具的内在辅助,国内学术研究存在比较明显的功利取向,学术研究行为的短期化正在逐渐排挤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的渊兮湛兮的慎终追远之思。看似愈来愈规范的中国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域外搬用与本土原创南辕北辙的局面:“有些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有些研究者则径直运用‘西方的理论+中国的材料’的模式,满足于以中国的材料证实西方的理论,还有些研究者完全以西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9]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镜像地移植西方一个理论框架来反向格义地理解中国”。我们有太多的研究者热衷于套用西方各种花样翻新的时髦名词,而对现实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生动鲜活、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视而不见。我们有太多的学术研究满足于抽象概念的自我咀嚼,完善体系的自我维护,始于课题申报,终于专著出版,接下来就是算工分,点钞票。这样的研究路数无异于自娱自乐的学术团体操,美则美矣,但文本繁荣而思想萎顿,话语高蹈而真理不彰。这种对域外理论的简单搬用,对中国现实的云遮雾绕所导致的一个消极的理论和现实后果,我们可以借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评论时学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10],在强调融合创新的新时代则完全不敷足用。
事实上,没有中国自己的原创学术,当我们无反思地操持那些不明就里、不知深浅的各种时髦新概念的时候,我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价值观念及其理论预设的俘虏。例如,为中国量身订造的“比较优势”概念,就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制造出成千上万流水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至于如何应对逝水流年之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劣势的问题,则不在这些短视的学术精英的考虑之内。因此,把中国学术从“食洋不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冷眼向洋看世界”,重新夺回我们自己的头脑、目光和知觉,脚踏中国大地,以我手写我口,自作主张,自铸伟词,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2020年,我们《江海学刊》就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原创性提出的“涂层”概念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其中,任平教授的《论涂层概念与原创学术的中国道路》一文给我很大启发。“涂层”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一经陈忠拈出并系统论证,就变成了一个比“景观”比“镜像”更有魅力、更加具象、更能击中中国现实和更能反映中国问题的一个富有原创性的概念。正像任平教授所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众语言中隐藏着丰富的意蕴深刻的话语,是我们原创中国学术话语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11]。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用现代手法激活它,一旦被激活,相信就能创造出比西方更有魅力的学术话语体系。
毫无疑问,推动原创学术研究,打造具有时代性、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体系,的的确确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限于时间关系,关于原创学术问题,我想直奔主题,再简短地补充谈三点感想。
第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呼唤原创学术,但不必有所谓的“原创焦虑症”。
学术研究相对比较容易,但原创学术其实很难很难。“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充满太多不确定性。我们呼唤原创学术,但原创学术往往渊兮湛兮,精微而稚嫩,“爱之太殷,忧之太勤”反倒有可能导致唐代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所描述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12]。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呼唤原创学术,但不必有所谓的“原创焦虑症”,我们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和安静的等待,倾听花谢花开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就好比是书法中的“临摹”与“创作”,临摹是“与古为徒”,以前人为模板,为圭臬,没有这样的过程,或者这样的积淀训练不够深厚,勉强创新,大多只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搞原创学术最忌讳的是浮躁与焦虑。
当然,原创不必非得与思想史对接,一味地继承并不必然导致原创,但我们首先能做和应该做的还是要鼓励学者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这点我觉得最应该向西方学者学习,甚至最好有那么一些钱锺书在小说《灵感》中所讽刺的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13]的专精主义与孤往精神,要做学问就把它做深做透,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做学问如同开挖山西小煤窑般一哄而上,抢占学术山头,乱砍乱伐,私搭乱建,自乱阵脚,这样做只会破坏学术生态。学术研究还是要尊重学术规律,严守学术规范,最关键的是要学会把贫矿开发成富矿,而不是把富矿滥采成贫矿。要相信“炼心伏气,道在其中”[14],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不懈探求,在此基础上就一定能够诞生出有着生动气韵、有着丰厚理论支援背景的原创学术。
第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追求原创学术,的确是顺天应人,势在必行。
理由之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已建立起一支足够庞大的学术队伍,投入了足够多的研究经费。
这点不细讲。据报道,我国早在2008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今天我们是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生,研究生已从凤毛麟角转变成如今的百万大军。对学术研究经费支持的力度之大,也是有目共睹。“高投入才能有高产出”,如此高的人力、财力支出,理应催生出原创学术。
理由之二,平心而论,虽然量化学术评价体系有种种弊端,但在这一体系的催生和现实功利奖惩机制的刺激下,当代中国学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获得长足发展,具备了向原创学术跃进的可能。
这点我也不细讲。今天中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增加之多,质量提升之速,研究领域之广,开掘问题之深,学术交流之频密,都是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所难以想象的,中西古今,都有大把的人在做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今天的中国学术正处于即将超越量变迎来质变的涅槃的前夜。
理由之三,更为关键的是,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也在倒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依附与模仿,亟待站在原创学术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提炼。
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以一种高度时空压缩的方式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道路,这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与付出的巨大代价,都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去总结去反思。简单地搬用域外理论已很难解释中国恍如隔世的传奇故事,轻率地复制西方模板也很难解决中国日趋繁复的现实问题。很多人经常会说中国学术没有原创性,我不太理解,这么丰富多彩变化莫测的生动实践,我们侧身其中,只要稍加裁剪,在理论上做一些提升,不就可以提出有创新性的理论吗?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原创性的缺失,可能还是与我们研究中的依附性性格有关。事实上,原创并不是要你从造字开始,我们不必把创造创新搞得那么神秘。正像有学者所说,中国经济学就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田野和最有价值的问题,躬逢其盛,得其所哉,我们理应从中提炼出原创性的解释模型和理论。
特别是,随着中国从世界边缘逐步走向舞台中央,随着“后发优势”“学习红利”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尖锐,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亟待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当代性的视野,世界性的眼光,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依附与模仿,确立中国学者自主地言说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及其相应的建构逻辑。
第三、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所成就的原创学术,亟待以未来为经纬,弥合中西古今之争,形成慎终追远之思。
我是学科技哲学出身的。众所周知,今天整个人类社会正被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等高科技所驱动而进入“加速主义”时代,近几年思想界、舆论界的一个热词是“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等高科技正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就如一些专家所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时代正在落幕。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如此的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学术的致思取向,从过多解释前人和别人的学术中走出来,更多把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注的目光放在未来。未来而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应该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坐标,并成为校准今天人类行动的重要基点。“加速主义”时代的哲学研究不应该是黑格尔所讲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后起飞”,而应该成为高卢雄鸡,不仅能报晓,而且能够为人类提前预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黄昏之后”,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未来的历史还是不是“人的历史”这样的存在论级别的问题。
这次突发的新冠疫情就严肃地提醒我们,要强化哲学研究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要有系统谋划与底线思维,从而提升我们学术研究的预见性与干预现实的能力。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广阔,随着人类联系的日益密切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风险状态。而人类在每一次实践探索中,其理性总是有限的和不完善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实践保持审慎的批判向度。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我们以前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但实践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俱分进化”的,能动性的增长也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受动性的增加。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强调更多的是实践的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方面,这是由时代条件尤其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在今天,实践这方面的特性依然存在,依然很重要,还会“不断地再现出来,但是重点会有所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有时得更加强调实践的“受动性”方面。正是实践的受动性推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人类事实上正居住在文明的火山口上。[15]中国传统哲学也强调要知几,所谓知几,就是知变动之几,所谓几就是将变未变之微。昨天韩庆祥教授也强调指出,面临不确定的当今世界与系统性的风险社会,要先把脉,后开方!先正确解释世界,再能动改造世界!
不断增多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亟需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作出超前的研究与准确的预判,站在更高的层面去主动应对。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我们今天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没有预料到或者当时还不甚突出的大量根本性问题。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不仅要继续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且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上挽救人类的生死存亡,要将解放和救亡作为根本的历史使命贯穿到理论和实践中。”[16]在我看来,只有把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注的目光放在未来,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道义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才能在坚持传统叙事的基础上推进理论表述,与时俱进地引领时代发展,不仅为中国,而且为整个人类社会,创造更理想更和谐更可持续的规则与秩序。
更重要的是,将未来向度嵌入学术研究,以未来为思考的坐标与原点,还可以增强我们理论研究的内驱力,有助于弥合中西古今之争,引导与启发我们以多元、对等的网状思维模式去多方面吸收中西古今资源,在交流与对话中实现理论的创造。既不拘泥古制,又不轻循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简易,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这样的危机意识与前瞻眼光所形成的慎终追远之思,必然是原创的,相信不仅具有中国价值,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创研究的三点愿景与期待,谈得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释】
[1] 王立胜、周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202页。
[4] 任平:《深描范式图谱 砥砺学术前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卷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5] 《<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专题编后记》,《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
[6]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西方的疫情应对失败了》,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12-24/9370512.shtm
[7]孙飞:《大流行与形而上学——析论欧陆诸哲的疫情反思》,《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8]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9] 周炽成:《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自主性的慧觉与承继:以费孝通和赵汀阳为例》,《江海学刊》2011年第6期。
[10]王阳明:《别湛甘泉序》,载王阳明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 1 语录·文录》,中国书店2014年版,第192页。
[11] 任平:《论涂层概念与原创学术的中国道路》。《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12]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载徐中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 唐宋散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13] 许枫编:《钱钟书作品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14] 黄元吉:《道门精要 道教黄元吉内丹修炼典籍》,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15] 沈湘平:《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4页。
[16] 罗骞:《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处理四重关系》(提纲)(未刊稿)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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