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陆剑杰教授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
【提要】
在本次论坛主办方所发的邀请函上写明,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笔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提法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或者把“为甚必要”加进来,延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为甚必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回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而丰硕的学理从井冈山时期开始,逐渐被创造出来,成为具有客观性和自主性的“世界”;1978年后的重读马克思,掌握实践唯物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中的真谛得以重解;1982年以来,发展为当代中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三种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和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不仅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而且极大的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有其聚合和升华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艰难竭蹶斗争中展现的伟大智慧的意义;有其科学评价党的历史、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影响力的意义;有其将党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传承给亿万斯年后代的意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亟待学科化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这次“30人论坛”。应该说,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它将动员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哲学学科。
一、对本次论坛主题的理解
在本次论坛主办方所发的邀请函上写明,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笔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提法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或者把“为甚必要”加进来,延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为甚必要”。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辞在中国的歧义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是有歧义的。有的说:凡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中国人对这一哲学之理解的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论唯物史观,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篇章了,甚至说把马克思的文章译成中文,就已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有的说,只是学理地解读还不能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个人的理解是:只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同中国亿万人民的智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创造性哲学范畴、哲学原理、哲学系统,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这个理解是有一点根据的: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解释当时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通俗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递进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说”;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用”;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说”、中国“用”都是必要的,但只有达到这个“化”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学术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在中国产生、形成并不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的谱系
历史和地域结合地看,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先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的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经过19世纪70年代后马恩哲学研究的分工,到恩格斯转向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发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体系。马恩哲学传到20世纪的世界各个地域便分支化了:第一个分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列宁后期回归实践论核心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分支是从李大钊发端到毛泽东以来全力创造的贯穿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个分支是从早期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哲学扩张到较晚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他们对恩格斯哲学的批判有失公允,但对于实践论的阐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批判,对于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都起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化
如前所说,作为“三结合”(与中国实践结合、与中国文化结合、与中国人民智慧结合)之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存。但它在中国学科大系中,尚未取得应有的位置。按国家对学科建立的标准,一要有“内部建制”——充裕的研究成果、创新的范畴网格、完整的理论构造;二要有“外部建制”——国家设立研究部门,出版学术刊物,大学开设课程,设立硕士博士点,借以传承不绝。就“内部建制”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和令人拍案叫绝的丰富性,但在表述上一部分是业已显在的学术论列,另一部分的逻辑论述和逻辑联系还是潜在的,需要显性化。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完全的学术化。就“外部建制”说,现在还“一无所有”。经过这次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可望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这就开始了外部建制的创造工作,期待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能建立相关教研室,设置硕士博士点,设法创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杂志,这将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成。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没有建构为学科,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它的创造者主体没有讲完全。一般称之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论”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一个“研究的共同体”创造的,实际上,也真是由前后相继的共同体创造的。最起码,李达、艾思奇是直接跟毛泽东结为“研究共同体”的,读《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可证明。当我们的研究面对这个“共同体”时,就可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来扩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使其成为学科的想法。第二,对它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的研究和运用,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作主人,它确实是最政治的,但是,就它开掘实践的奥秘、创造崭新的学理、凝聚健旺的文化精神而言,它又是最学术的。当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时,宜从学术视角给以论述和整合,其政治性则在价值判断中加以说明。
(一)“何以可能?”的答案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而丰硕的学理已经被创造出来,其“内部建制”已经异常丰厚
人们一讲毛泽东哲学就想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讲毛泽东哲学只讲“两论”,就把毛泽东哲学大大窄化了。我以为,讲毛泽东哲学,最少也应讲“四论”——加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或者讲“六论”——再加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思想写在“两论”;但毛泽东哲学的惊人的创造性学理却写在另外“两论”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最精彩的是揭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统计性。在量子力学问世不到十年,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具有统计性尚未向社会科学渗透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居然发现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统计性。《论持久战》中最精彩的是阐明的人类认识的三阶段及其依次展开。这就是:把握客观事实、客观环境并从中引出思想理论的反映性认识,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的规范性认识,用将规范性认识转化为目的达成的实践行为。列宁说:马克思“毕生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2]但是,列宁自己并没有形成规范性认识理论,这个系统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李达、毛泽东合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论。[3]这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列宁哲学中都是未曾提出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哲学范畴着重研究和揭示普遍规律,其重点范畴是“必然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着重在开辟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因此,其重点范畴在“可能性”。而既然面对各种可能性交织的环境,人就必须作出选择。由艾思奇、毛泽东合作提出“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都既“绝对”又“相对”的异于列宁的哲学观念。[4]
(二)“何以可能?”答案之二——1978年后的重读马克思,掌握实践唯物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中的真谛得以重解
1978年的中国历史转折,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改革开放新实践的大幕,依靠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使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得到彰显,这才引出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读再解。
中国哲学界多数人举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人们都记得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经过这场讨论,人们都主张拓展这个论点,就是说,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核心的观点,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持这个观点的人们的主义。以此反观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才梳理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网格和理论结构。看毛泽东著作,在世界观上他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6]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在认识论上,他说:实践不仅检验着理论的真理性,而且检验着“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7]在历史观上他说:“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的”。[8]一个“造”字,就否定了历史规律预先存在的错误历史观,实践论贯彻在毛泽东的全部哲学中。
(三)“何以可能?”答案之三:实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的丰富性深刻性的揭示,因为用了将潜在内涵显性化的解读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1927年井冈山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已经开步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新结论、新创造。从那时以来到195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在极端复杂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军事的实践和中华民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革中,升华出丰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论。在已出版的40部左右的毛泽东著作中,新哲学见解无计其数。但在同时,它也有进一步学术化的任务,有显性化其潜在学理体系的课题,加起来,它留给我们将其构建为一个学科的使命。论“进一步学术化”,我们可举“可能性空间”范畴为例。毛泽东著作探索到中国社会和中国实践的底蕴——近现代中国是个“可能世界”,它充满着不确定性。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论述可能性的著作,所谓“进一步学术化”,就是研究和揭示其间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的结构,给出“可能性空间”的范畴。论实行学科化,我还举“马哲两维度”来说。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深刻,学者们共同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体系总体上的两维度交叉。一是真理维度,二是价值维度。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哲学就是价值论,没有别的”的说法。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或何时提出自己的结构维度呢?回答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它既提出了真理的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引导社会历史合规律地发展;又提出了价值的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引导历史合目的地进步。
三、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架构和原理出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始,到1945年党的七大,集聚全党智慧,形成理论系统,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今天如何凝聚逻辑系统?我的探索是先论述“元实践论”,后叙铺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最后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这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中,汇聚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畴、新原理。其要点:
(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基本问题的“命运”原理
马克思哲学中没有“命运”范畴,因为他的研究“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发展规律”。[9]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范畴中,“必然性”是他关注的重心。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力中心,却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此来掌握党和人民的命运。西方哲学早就提出“命运”范畴。赫拉克里特就把命运认定为“必然性”,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家,把上帝意志认定为“必然性”,进入近代,西方学者对上帝非礼了。马基雅弗里对命运作了超出上帝意志的解释,把命运的一半从上帝手里夺回来。他的观点是:以往的人们认为:历史是由上帝支配的,“人世事物中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但我认为:也“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的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10]这种“半对半”的论断对于神学命运论是一种进步,但缺乏逻辑合理性。这个合理性问题,是由克尔凯郭尔初解的,他的命运范畴界定进展到“自由和必然关系”。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党和人民作为主体,要找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命运是找到实现人民解放的最佳可能性并使之变成现实性。我曾将“命运”范畴定义为“实践初始条件下的一组可能性”,一组可能性的结构、的选择是由人在实践中靠智慧勇毅的奋斗来掌握的。
(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的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结合的“新实践论”原理
中国哲学界在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摆脱苏联版旧教科书的羁绊,重读马克思,把一个被遮蔽的学术事实敞亮于世,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论才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真正内核。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从毛泽东著作中发掘出“具体实践”的范畴,将其同一般“实践”范畴成对结合,悟出这对范畴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没有实践核心的观念就没有马克思哲学的正解,而没有“具体实践”的范畴的确立,就演绎不出“中国特色”,走不出“中国道路”,就抵制不了来自北方的思想压力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声势浩大。“实践+具体实践”作为“理论硬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标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逻辑严整的主要根据。作为统一整体的“两论”,因为把实践范畴和矛盾论“精髓”——矛盾共性和个性统一,实际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实践论硬核。
(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实践论硬核之前提的“唯物主义环境论”
马克思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哲学,这个“新”不仅是改造了旧唯物主义,而且为实践论规定了唯物主义前提。我们从旧哲学教科书中读到,来自自然哲学的一般物质论是它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章,但它就是没有论述实践论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1931年产生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它论述了唯物主义,提出了“洗涮唯心精神”的要求。可是,它不是讲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是讲调查研究实践的客观环境的唯物主义,那是与实践论紧密结合的唯物主义。今天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就是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1936年,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那段六个差别事物“同时存在”的论述,从思想到文字令人惊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妙篇章。它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由绝大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的规律的哲学。到1941年,又产生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它把革命实践的全部环境状况概括为“国情”(扩大了讲是“世情”,缩小了讲有“省情”等等),并且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这又启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研究客观情势当做实践之前提的哲学。
(四)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分析的重心的“客观可能性空间论”
“可能”或“可能性” 已经是俗语,可以说是人人都会脱口而出。但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在于“可能性”范畴在一个哲学体系中的逻辑位置和它自身的神秘结构。这就不是世俗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深奥之处。说到可能性范畴的逻辑位置,使人想到海德格尔的论断。他认为: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可能性是最重要的范畴。他把“人”规定为“此在”,而“此在”此在原是可能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的行动派,凡要行动,可能性结构的把握就是最大的问题。在摸索中探路,在他们的哲学中,可能性范畴有其最现实的意义。说到可能性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实际上创造了“可能性空间”的范畴。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多种可能性并存的事实,由此而概括出中国社会实践规律的统计性。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展望未来,作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这里,提出了可能性结构的量的估计,且没把社会主义前途看做“必然性”,只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由此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能性空间”范畴的关键性。1942年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论述了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争取最好的可能性实现的条件,揭示了可能性的价值分布。总起来说,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它划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有其结构,它在三个方面呈现,一是可能性的多种质的并存,二是可能性的几率量的分布,三是可能性的价值的显示;有其实践中的运动,达到0·8、0·9的可能性接近现实性,即转变为“相对必然性”。
(五)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行为规定的“科学选择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围绕客观必然性即普遍规律来论说其基本原理,上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论述是违背这样的教科书的。既然我们认定“可能性空间”范畴,那么,主体对于实践途径就一定要经过选择。对选择范畴和选择原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率先论述。李达批判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生长论”,他们认为,可能性是单一的,它之转变为现实性是无条件必然的。所以,他们不谈主体的奋力,“更谈不到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问题。”而在实际上,“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问题,是促进或延迟过程发展的枢纽。”[12]毛泽东在阅读李达著作中,评述了后者的选择论。他显然赞同“选择论”的,旁注了党在历史上的多次选择,只是在次要的方面提出了补充的意见:要求“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揭示主体选择应有的对唯物主义前提的尊重。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遇到无数的“岔路口”,作出了继续前行之道路的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论正是由此形成。
(六)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客体得到统一的“实践规律论”
通常的知识,都断定“规律”就是“客观必然性”,规律是排除主体因素的,是没有主体意志的介入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提出了“实践指导规律”的范畴,以“战争指导规律”的形式写在“四论”中的后“两论”中,而实践恰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过程。“实践指导规律”相当于科学的、正确的、可行的、足以取得预期成效的决策,为什么它能定位为“规律”呢?因为“实践指导规律”中包含这三项“必然联系”:第一是主观意志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必然联系,前者接受后者的约束,并利用后者提供的“客观可能性空间”;第二是行为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系统的必然联系,如目的本可达到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手段系统,那也不成其为规律;第三是手段系统内部各种手段之间的必然联系,例如,军队作战中,合格的总司令,合格的参谋部,合格的兵团配备,合格的后勤保障,都能具备,就构成达到目的的手段系统。“实践指导规律”转化为“实践行动规律”,后者是前者的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后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这三项规律的完整展开的最佳案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一开始是作为“实践指导规律”发挥作用;此后就不断在实践行动中实施并接受检验;到了1948年底,它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论紧密结合的“实践的中介的辩证论”
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认定为客观的自存的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这三规律看做实践的规律,人做事的时候为了成功一定要这样做的规律。以质量互变规律而言,中国认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这里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在,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到来。”[1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介”范畴的论述运用均具有创造性。中介范畴不是近代中国人创造的,外国有黑格尔哲学的中介思想,他批评耶可比“排斥中介性”,“坚持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理智观念”。[14]中国古代有“中庸”“中和”的理念,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一切差异都经过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而互相转移融合”,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承认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后者就是辩证法的“中介”。[16]“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中介性突出的中国国情和中介方式需普遍运用的革命实践,建立了自己的“中介辩证论”。一是在反映的意义上突出事物存在的“中介性”及其“中介环节”。作为“亦此亦彼”的“三”具有重大的结构和建构的意义。革命发动时期对“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关系的分析;抗日战争中对“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的分析;解放战争中对“中农”的分析以至把“中农”区分为“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都是对中国社会结构普遍的中介结构的明见。二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制定和推行“中介性”战略和策略。不为人知的1947年8月29日毛泽东对陈毅粟裕的致电,打破从前的肯定“歼灭战”否定“击溃战”的形上主张,提出“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式”,[17]即四面包围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同时三面或两面作战以击溃其另一部。实际上,战略、战役上从来没有纯粹的“歼灭战”。淮海战役歼敌55万,80万国民党军队跑掉了20多万,也是“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
(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之哲学基础的“实践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是普世的。但在它发展完成的过程里,运转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比较完整地阐述出来。按理,认识的程序是“一分为三”的,就是从把握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认识”,到反省主观价值的“评价的认识”再到改造客观世界及其和主观世界关系的“规范的认识。看事实,最后一个认识形式或阶段被突出研究并认识清楚是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的。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决定事业成败的认识环节,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对规范性认识形式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达到自觉的程度。[18]毛泽东又说:掌握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确立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自省,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这是规范性认识达到标准的方法。最后,是把实践检验的原理原则用于对规范性认识的判定。[19]毛泽东和后起中国哲学家冯契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合作。冯契自述:他的哲学研究,建立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一书所阐述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础上的,他肯定毛泽东的哲学路子是“实践唯物主义”,他决心“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超越苏联模式哲学,“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创造出自己的智慧三说。[20]这里的智慧乃是学说和德性的统一,这个认识的使命增加了德性的感悟。所有这些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认识论的创新,将其纳入“知理”共和“决策”、知识和智慧相统一的框架。
(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具体形态的“历史创造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中,实践论首先作为“元实践论”被讨论和规定,然后,它才从抽象到具体地展开为“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在这里,认识论是抽象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具体的认识论。认识的过程,就是人们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创造论,第一命题是“世界历史是人造的”,第二命题是“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既成条件下展开的”,这样的主客体关系的演变就是历史的演变。
建国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1991邓小平“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如何成功这一段所取得的哲学成果,可以理解为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转变。但是,同毛泽东的成功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建国后试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探索,其中概括出的哲学原理一脉相承。这样,邓小平哲学就可概括在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拙著《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就是这样阐发的。
四、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方式和逻辑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其中,当然包括哲学。20世纪已经过了20年,十八大以来也有8年,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发展。如何继续发展?哲学界似有三条思路:第一条,不要“政治介入”,而由纯粹的学者从马克思原著中解释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的问题在脱离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创新的实践,撇开从伟大实践中开发智慧的思想路线,顶多是片断地联想一点中国现象。第二条,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解读中汲取营养,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弄出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夸大为主要方面甚至工作的全部。第三条,尊重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成果,把对于这两个哲学形态的继承和当今时代新的实践的哲学思维结晶结合起来。我本人是主张以第三条思路为主,吸纳第一、第二条思路的合理因素,共同构成创新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做,等于接受了“研究共同体”的概念,继承“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共同体,“毛泽东——李达——艾思奇”共同体的传统,由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领导者和哲学学术界建立联盟,共同阐发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已经历史地被证明是最切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思路。按照延续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来阐发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应当重视如下的哲学进步:
(一)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命运”,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际化
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中多种可能性的客观存在和中国共产党人投入其中争取最好可能性之实现的奋斗结果。因为这是独特的又是总体的主客体关系,才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经预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22]历史证明:中国人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直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算基本上实现了掌握命运的要求。中国今后还有命运问题,就是说,还有失败的可能性;但这个命运已经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继续掌握中国的命运的问题,这在同时,跟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相关。
(二)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实践和具体实践”范畴组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哲学,但实践的样式在各个国家是差别着的,同时,实践的历史阶段又是更替向前的。21世纪的人类实践使命不同于20世纪,而中国的当代实践已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把握这两个实践的关系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和理论的核心任务。
(三)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前提,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全面化
中国从1840以后,开展了100多年的社会革命,革命时期是不会爱惜自然环境的,唯物主义立场只要求把握革命实践借以开展的社会条件。建国后,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它对于自然原料的无禁开采,对工业废物的胡乱泼倒,是人的能动性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无知批判。改革开放的早期,释放开采自由,鼓吹“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又对自然环境雪上加霜。直到21世纪倡导“科学发展观”情况有所缓解。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转变了自然观,大力倡导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号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唯物主义才对过度能动性取得了哲学的胜利。
(四)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解放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民为中心”而目的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解放的哲学。以哲学的武器,开辟人民解放的道路。它提出的两个原则:“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更注重人民自由平等和共享幸福的目的性。习近平初任党的总书记就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3]2020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贯彻。
(五)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的辩证法,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建构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很长时间内是革命的辩证法,它的精彩在事物结构三分和事物发展三段的中介剖析和相应战略策略的制定上,借以解构旧制度和旧势力。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转向新体制、新法制的建构上。在生产关系上,我们把公有制、私有制、半公半私制结合在一起,建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关系上,我们把“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半劳半资分配”结合在一起,建构成为社会主义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体制;逐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历史任务。
(六)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规律论,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长程化
毛泽东当年在革命战争中寻其规律,落点在每一场战争的取胜上。他也有长程的规律的探索,但踌躇在可能性实现的几率上,没有下规律的断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走出来的道路,但毛泽东没有说它是规律。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百年奋斗的历史背景,它应当研究并揭示中国的长程的社会发展规律。我本人于1997年出版过《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一是把1840年到2049年的200年当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过程,是以三个半型社会取代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二是试图揭示其间的规律,比如把意识所说“取代”过程概括为从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中介过渡规律。我在书中说,这些规律之说都是从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引申和揭示的。还有,200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于浙江省委党校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上,也曾概括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规律。这些,都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研究课题。
(七)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古代思想批判,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转变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融合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生长和形成的,它势必要开展一场文化批判。毛泽东们做得好的是批判中含着肯定的本意,说孔夫子有唯心主义,但又说:唯心主义“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24]到达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面对治理社会的中心任务,急需吸纳讲“礼治”“德治”“中庸”“和合”的儒学,将其融合进马克思主义的治理学说。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为甚必要
上面所说,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何以可能作论证的。按论证的科学方式还应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为甚必要。
(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有其聚合和升华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艰难竭蹶斗争中展现的伟大智慧的必要
100年奋斗的智慧充溢在岁岁月月之中。在苏俄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以共产国际号令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强大趋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中国革命另辟蹊径的智慧。在国民党势力极为强大,围歼非常弱小的红军的情态下,中国共产党人积累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智慧。在抗日时期国民党以两面态度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想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国民党压迫我们的时候开展斗争且“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火花更加奔发,中央突破刘邓挺进大别山的智慧,率数百人的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智慧,三大战役出神入化、大规模歼敌重兵集团的智慧,三种胜利方式(天津方式、北京方式、绥远方式)减少敌我双方伤亡的智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智慧又一次爆发。复杂的文革遗留局面的颠覆,靠的是一个哲学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阐发,舆论自由掩藏着尖锐的危机,1978年即将举行的“理论务虚会”地火要燃烧,用的是论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依赖的是断定市场经济是中性范畴的智慧。十八大以后的党中央各项决策灵气焕发,对付突然爆发的武汉疫情,一夜之间从全国全军向武汉调入42000医疗大军,一举成功。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将是学术地焕发党和人民的智慧,引其升华到哲学范畴、哲学原理、哲学系统的高端。
(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有其科学评价党的历史、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影响力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明年将迎来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善于学习、重视理论探索和创造、尤其是极富哲学的创造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后人,要感谢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普罗米修斯”;更要感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毛泽东。在1981年中央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刚刚在“文革”动乱中受到折磨的众多高级干部,想给毛泽东一个“倒三七”的评价。他们缺乏邓小平的远见,如做这样的决议,等于丢弃毛泽东的旗帜,重复苏共否定斯大林遭致的亡党亡国的悲剧。陈云提出:决议上加上建国前28年,使毛泽东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的结论得到确立;还提出:毛泽东的一大功绩是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干部,这种培养,主要在思想理论方面,归根结蒂是在哲学方面。
(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将党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传承后代的必要
文化的传承似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就文化形式说,诗词具有最强的传承力。曹操本来是个英雄,但“汉本位”的评价,把他降成白脸奸臣,可曹操的诗词却传承万代。毛泽东词云:“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把曹操立了起来。散文也有很强传承力,在中国有《古文观止》和唐宋八大家著作。哲学思想传承力相对较小,先秦大家的语录,今人背得出。但你要问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清人实学,懂得的人就很少。毛泽东幸好是诗人,他的诗词作品可比李杜苏辛,但理论著作的传承力已经削弱。第二,就学术身份说,纯学术人士的思想易于传承,政治家兼学术家人士的思想传承阻力大。这是由于政治家很难避免错误,以及非服务对象的反对。我有感觉,由于毛泽东在实践上是政治家、军事家,加上晚年犯了错误,又有“非毛化”思潮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正在被文化界漠视,到年轻一代,基本上已束之高阁。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的第一步工作,应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库》。文本中的革命家兼哲学家的著作,拟分“哲学著作”“含哲学著作”“运用哲学案例”,囊括他们显性和非显性的哲学思想;学者部分的著作,包括老一辈哲学家的文本,当代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的文本。有了“哲学文本库”,才能利用充裕的学术资源研究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将其传之后代。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5.2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5506 传真:(010)65137826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陆剑杰教授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
【提要】
在本次论坛主办方所发的邀请函上写明,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笔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提法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或者把“为甚必要”加进来,延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为甚必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回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而丰硕的学理从井冈山时期开始,逐渐被创造出来,成为具有客观性和自主性的“世界”;1978年后的重读马克思,掌握实践唯物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中的真谛得以重解;1982年以来,发展为当代中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三种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和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不仅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而且极大的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有其聚合和升华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艰难竭蹶斗争中展现的伟大智慧的意义;有其科学评价党的历史、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影响力的意义;有其将党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传承给亿万斯年后代的意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亟待学科化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这次“30人论坛”。应该说,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它将动员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哲学学科。
一、对本次论坛主题的理解
在本次论坛主办方所发的邀请函上写明,论坛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笔者认为,对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提法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或者把“为甚必要”加进来,延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为甚必要”。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辞在中国的歧义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是有歧义的。有的说:凡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中国人对这一哲学之理解的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论唯物史观,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篇章了,甚至说把马克思的文章译成中文,就已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有的说,只是学理地解读还不能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个人的理解是:只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同中国亿万人民的智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创造性哲学范畴、哲学原理、哲学系统,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这个理解是有一点根据的: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解释当时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通俗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形态递进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说”;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用”;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说”、中国“用”都是必要的,但只有达到这个“化”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学术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在中国产生、形成并不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的谱系
历史和地域结合地看,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先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的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经过19世纪70年代后马恩哲学研究的分工,到恩格斯转向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发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体系。马恩哲学传到20世纪的世界各个地域便分支化了:第一个分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列宁后期回归实践论核心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分支是从李大钊发端到毛泽东以来全力创造的贯穿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个分支是从早期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哲学扩张到较晚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他们对恩格斯哲学的批判有失公允,但对于实践论的阐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批判,对于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都起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化
如前所说,作为“三结合”(与中国实践结合、与中国文化结合、与中国人民智慧结合)之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存。但它在中国学科大系中,尚未取得应有的位置。按国家对学科建立的标准,一要有“内部建制”——充裕的研究成果、创新的范畴网格、完整的理论构造;二要有“外部建制”——国家设立研究部门,出版学术刊物,大学开设课程,设立硕士博士点,借以传承不绝。就“内部建制”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和令人拍案叫绝的丰富性,但在表述上一部分是业已显在的学术论列,另一部分的逻辑论述和逻辑联系还是潜在的,需要显性化。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完全的学术化。就“外部建制”说,现在还“一无所有”。经过这次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可望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这就开始了外部建制的创造工作,期待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能建立相关教研室,设置硕士博士点,设法创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杂志,这将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成。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构建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没有建构为学科,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它的创造者主体没有讲完全。一般称之为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论”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一个“研究的共同体”创造的,实际上,也真是由前后相继的共同体创造的。最起码,李达、艾思奇是直接跟毛泽东结为“研究共同体”的,读《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可证明。当我们的研究面对这个“共同体”时,就可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来扩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使其成为学科的想法。第二,对它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的研究和运用,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作主人,它确实是最政治的,但是,就它开掘实践的奥秘、创造崭新的学理、凝聚健旺的文化精神而言,它又是最学术的。当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时,宜从学术视角给以论述和整合,其政治性则在价值判断中加以说明。
(一)“何以可能?”的答案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而丰硕的学理已经被创造出来,其“内部建制”已经异常丰厚
人们一讲毛泽东哲学就想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讲毛泽东哲学只讲“两论”,就把毛泽东哲学大大窄化了。我以为,讲毛泽东哲学,最少也应讲“四论”——加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或者讲“六论”——再加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思想写在“两论”;但毛泽东哲学的惊人的创造性学理却写在另外“两论”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最精彩的是揭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统计性。在量子力学问世不到十年,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具有统计性尚未向社会科学渗透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居然发现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统计性。《论持久战》中最精彩的是阐明的人类认识的三阶段及其依次展开。这就是:把握客观事实、客观环境并从中引出思想理论的反映性认识,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的规范性认识,用将规范性认识转化为目的达成的实践行为。列宁说:马克思“毕生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2]但是,列宁自己并没有形成规范性认识理论,这个系统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李达、毛泽东合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论。[3]这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列宁哲学中都是未曾提出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哲学范畴着重研究和揭示普遍规律,其重点范畴是“必然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着重在开辟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因此,其重点范畴在“可能性”。而既然面对各种可能性交织的环境,人就必须作出选择。由艾思奇、毛泽东合作提出“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都既“绝对”又“相对”的异于列宁的哲学观念。[4]
(二)“何以可能?”答案之二——1978年后的重读马克思,掌握实践唯物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中的真谛得以重解
1978年的中国历史转折,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改革开放新实践的大幕,依靠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使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得到彰显,这才引出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读再解。
中国哲学界多数人举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人们都记得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经过这场讨论,人们都主张拓展这个论点,就是说,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核心的观点,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持这个观点的人们的主义。以此反观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才梳理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网格和理论结构。看毛泽东著作,在世界观上他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6]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在认识论上,他说:实践不仅检验着理论的真理性,而且检验着“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7]在历史观上他说:“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的”。[8]一个“造”字,就否定了历史规律预先存在的错误历史观,实践论贯彻在毛泽东的全部哲学中。
(三)“何以可能?”答案之三:实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的丰富性深刻性的揭示,因为用了将潜在内涵显性化的解读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1927年井冈山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已经开步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新结论、新创造。从那时以来到1956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在极端复杂的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军事的实践和中华民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革中,升华出丰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论。在已出版的40部左右的毛泽东著作中,新哲学见解无计其数。但在同时,它也有进一步学术化的任务,有显性化其潜在学理体系的课题,加起来,它留给我们将其构建为一个学科的使命。论“进一步学术化”,我们可举“可能性空间”范畴为例。毛泽东著作探索到中国社会和中国实践的底蕴——近现代中国是个“可能世界”,它充满着不确定性。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论述可能性的著作,所谓“进一步学术化”,就是研究和揭示其间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的结构,给出“可能性空间”的范畴。论实行学科化,我还举“马哲两维度”来说。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深刻,学者们共同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体系总体上的两维度交叉。一是真理维度,二是价值维度。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哲学就是价值论,没有别的”的说法。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或何时提出自己的结构维度呢?回答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它既提出了真理的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引导社会历史合规律地发展;又提出了价值的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引导历史合目的地进步。
三、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架构和原理出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始,到1945年党的七大,集聚全党智慧,形成理论系统,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今天如何凝聚逻辑系统?我的探索是先论述“元实践论”,后叙铺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最后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这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中,汇聚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畴、新原理。其要点:
(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基本问题的“命运”原理
马克思哲学中没有“命运”范畴,因为他的研究“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发展规律”。[9]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范畴中,“必然性”是他关注的重心。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力中心,却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此来掌握党和人民的命运。西方哲学早就提出“命运”范畴。赫拉克里特就把命运认定为“必然性”,中世纪的神学哲学家,把上帝意志认定为“必然性”,进入近代,西方学者对上帝非礼了。马基雅弗里对命运作了超出上帝意志的解释,把命运的一半从上帝手里夺回来。他的观点是:以往的人们认为:历史是由上帝支配的,“人世事物中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但我认为:也“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的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10]这种“半对半”的论断对于神学命运论是一种进步,但缺乏逻辑合理性。这个合理性问题,是由克尔凯郭尔初解的,他的命运范畴界定进展到“自由和必然关系”。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党和人民作为主体,要找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命运是找到实现人民解放的最佳可能性并使之变成现实性。我曾将“命运”范畴定义为“实践初始条件下的一组可能性”,一组可能性的结构、的选择是由人在实践中靠智慧勇毅的奋斗来掌握的。
(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的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结合的“新实践论”原理
中国哲学界在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摆脱苏联版旧教科书的羁绊,重读马克思,把一个被遮蔽的学术事实敞亮于世,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论才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真正内核。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者,从毛泽东著作中发掘出“具体实践”的范畴,将其同一般“实践”范畴成对结合,悟出这对范畴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没有实践核心的观念就没有马克思哲学的正解,而没有“具体实践”的范畴的确立,就演绎不出“中国特色”,走不出“中国道路”,就抵制不了来自北方的思想压力和党内教条主义的声势浩大。“实践+具体实践”作为“理论硬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标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逻辑严整的主要根据。作为统一整体的“两论”,因为把实践范畴和矛盾论“精髓”——矛盾共性和个性统一,实际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实践论硬核。
(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实践论硬核之前提的“唯物主义环境论”
马克思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哲学,这个“新”不仅是改造了旧唯物主义,而且为实践论规定了唯物主义前提。我们从旧哲学教科书中读到,来自自然哲学的一般物质论是它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章,但它就是没有论述实践论和唯物主义的关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1931年产生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它论述了唯物主义,提出了“洗涮唯心精神”的要求。可是,它不是讲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而是讲调查研究实践的客观环境的唯物主义,那是与实践论紧密结合的唯物主义。今天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就是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1936年,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那段六个差别事物“同时存在”的论述,从思想到文字令人惊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妙篇章。它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由绝大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的规律的哲学。到1941年,又产生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它把革命实践的全部环境状况概括为“国情”(扩大了讲是“世情”,缩小了讲有“省情”等等),并且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这又启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研究客观情势当做实践之前提的哲学。
(四)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分析的重心的“客观可能性空间论”
“可能”或“可能性” 已经是俗语,可以说是人人都会脱口而出。但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在于“可能性”范畴在一个哲学体系中的逻辑位置和它自身的神秘结构。这就不是世俗的东西,而是哲学的深奥之处。说到可能性范畴的逻辑位置,使人想到海德格尔的论断。他认为: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可能性是最重要的范畴。他把“人”规定为“此在”,而“此在”此在原是可能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的行动派,凡要行动,可能性结构的把握就是最大的问题。在摸索中探路,在他们的哲学中,可能性范畴有其最现实的意义。说到可能性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实际上创造了“可能性空间”的范畴。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多种可能性并存的事实,由此而概括出中国社会实践规律的统计性。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展望未来,作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这里,提出了可能性结构的量的估计,且没把社会主义前途看做“必然性”,只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由此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能性空间”范畴的关键性。1942年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论述了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争取最好的可能性实现的条件,揭示了可能性的价值分布。总起来说,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它划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有其结构,它在三个方面呈现,一是可能性的多种质的并存,二是可能性的几率量的分布,三是可能性的价值的显示;有其实践中的运动,达到0·8、0·9的可能性接近现实性,即转变为“相对必然性”。
(五)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行为规定的“科学选择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围绕客观必然性即普遍规律来论说其基本原理,上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论述是违背这样的教科书的。既然我们认定“可能性空间”范畴,那么,主体对于实践途径就一定要经过选择。对选择范畴和选择原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率先论述。李达批判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生长论”,他们认为,可能性是单一的,它之转变为现实性是无条件必然的。所以,他们不谈主体的奋力,“更谈不到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问题。”而在实际上,“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问题,是促进或延迟过程发展的枢纽。”[12]毛泽东在阅读李达著作中,评述了后者的选择论。他显然赞同“选择论”的,旁注了党在历史上的多次选择,只是在次要的方面提出了补充的意见:要求“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揭示主体选择应有的对唯物主义前提的尊重。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遇到无数的“岔路口”,作出了继续前行之道路的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论正是由此形成。
(六)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客体得到统一的“实践规律论”
通常的知识,都断定“规律”就是“客观必然性”,规律是排除主体因素的,是没有主体意志的介入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提出了“实践指导规律”的范畴,以“战争指导规律”的形式写在“四论”中的后“两论”中,而实践恰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过程。“实践指导规律”相当于科学的、正确的、可行的、足以取得预期成效的决策,为什么它能定位为“规律”呢?因为“实践指导规律”中包含这三项“必然联系”:第一是主观意志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必然联系,前者接受后者的约束,并利用后者提供的“客观可能性空间”;第二是行为目的和达成目的的手段系统的必然联系,如目的本可达到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手段系统,那也不成其为规律;第三是手段系统内部各种手段之间的必然联系,例如,军队作战中,合格的总司令,合格的参谋部,合格的兵团配备,合格的后勤保障,都能具备,就构成达到目的的手段系统。“实践指导规律”转化为“实践行动规律”,后者是前者的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后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中国,这三项规律的完整展开的最佳案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一开始是作为“实践指导规律”发挥作用;此后就不断在实践行动中实施并接受检验;到了1948年底,它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论紧密结合的“实践的中介的辩证论”
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认定为客观的自存的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这三规律看做实践的规律,人做事的时候为了成功一定要这样做的规律。以质量互变规律而言,中国认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这里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在,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部分的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到来。”[1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介”范畴的论述运用均具有创造性。中介范畴不是近代中国人创造的,外国有黑格尔哲学的中介思想,他批评耶可比“排斥中介性”,“坚持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理智观念”。[14]中国古代有“中庸”“中和”的理念,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一切差异都经过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而互相转移融合”,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承认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后者就是辩证法的“中介”。[16]“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中介性突出的中国国情和中介方式需普遍运用的革命实践,建立了自己的“中介辩证论”。一是在反映的意义上突出事物存在的“中介性”及其“中介环节”。作为“亦此亦彼”的“三”具有重大的结构和建构的意义。革命发动时期对“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关系的分析;抗日战争中对“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的分析;解放战争中对“中农”的分析以至把“中农”区分为“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都是对中国社会结构普遍的中介结构的明见。二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制定和推行“中介性”战略和策略。不为人知的1947年8月29日毛泽东对陈毅粟裕的致电,打破从前的肯定“歼灭战”否定“击溃战”的形上主张,提出“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式”,[17]即四面包围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同时三面或两面作战以击溃其另一部。实际上,战略、战役上从来没有纯粹的“歼灭战”。淮海战役歼敌55万,80万国民党军队跑掉了20多万,也是“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
(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之哲学基础的“实践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是普世的。但在它发展完成的过程里,运转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比较完整地阐述出来。按理,认识的程序是“一分为三”的,就是从把握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认识”,到反省主观价值的“评价的认识”再到改造客观世界及其和主观世界关系的“规范的认识。看事实,最后一个认识形式或阶段被突出研究并认识清楚是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的。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决定事业成败的认识环节,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对规范性认识形式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达到自觉的程度。[18]毛泽东又说:掌握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确立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自省,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这是规范性认识达到标准的方法。最后,是把实践检验的原理原则用于对规范性认识的判定。[19]毛泽东和后起中国哲学家冯契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合作。冯契自述:他的哲学研究,建立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一书所阐述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础上的,他肯定毛泽东的哲学路子是“实践唯物主义”,他决心“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超越苏联模式哲学,“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创造出自己的智慧三说。[20]这里的智慧乃是学说和德性的统一,这个认识的使命增加了德性的感悟。所有这些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认识论的创新,将其纳入“知理”共和“决策”、知识和智慧相统一的框架。
(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具体形态的“历史创造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中,实践论首先作为“元实践论”被讨论和规定,然后,它才从抽象到具体地展开为“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在这里,认识论是抽象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具体的认识论。认识的过程,就是人们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创造论,第一命题是“世界历史是人造的”,第二命题是“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既成条件下展开的”,这样的主客体关系的演变就是历史的演变。
建国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1991邓小平“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如何成功这一段所取得的哲学成果,可以理解为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转变。但是,同毛泽东的成功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建国后试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探索,其中概括出的哲学原理一脉相承。这样,邓小平哲学就可概括在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拙著《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就是这样阐发的。
四、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方式和逻辑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其中,当然包括哲学。20世纪已经过了20年,十八大以来也有8年,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发展。如何继续发展?哲学界似有三条思路:第一条,不要“政治介入”,而由纯粹的学者从马克思原著中解释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的问题在脱离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创新的实践,撇开从伟大实践中开发智慧的思想路线,顶多是片断地联想一点中国现象。第二条,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解读中汲取营养,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弄出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夸大为主要方面甚至工作的全部。第三条,尊重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成果,把对于这两个哲学形态的继承和当今时代新的实践的哲学思维结晶结合起来。我本人是主张以第三条思路为主,吸纳第一、第二条思路的合理因素,共同构成创新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做,等于接受了“研究共同体”的概念,继承“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共同体,“毛泽东——李达——艾思奇”共同体的传统,由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领导者和哲学学术界建立联盟,共同阐发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思路已经历史地被证明是最切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思路。按照延续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来阐发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应当重视如下的哲学进步:
(一)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命运”,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际化
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中多种可能性的客观存在和中国共产党人投入其中争取最好可能性之实现的奋斗结果。因为这是独特的又是总体的主客体关系,才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经预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22]历史证明:中国人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直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算基本上实现了掌握命运的要求。中国今后还有命运问题,就是说,还有失败的可能性;但这个命运已经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继续掌握中国的命运的问题,这在同时,跟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相关。
(二)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实践和具体实践”范畴组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哲学,但实践的样式在各个国家是差别着的,同时,实践的历史阶段又是更替向前的。21世纪的人类实践使命不同于20世纪,而中国的当代实践已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把握这两个实践的关系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和理论的核心任务。
(三)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前提,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全面化
中国从1840以后,开展了100多年的社会革命,革命时期是不会爱惜自然环境的,唯物主义立场只要求把握革命实践借以开展的社会条件。建国后,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它对于自然原料的无禁开采,对工业废物的胡乱泼倒,是人的能动性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无知批判。改革开放的早期,释放开采自由,鼓吹“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又对自然环境雪上加霜。直到21世纪倡导“科学发展观”情况有所缓解。党的十八大、十九大,转变了自然观,大力倡导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号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唯物主义才对过度能动性取得了哲学的胜利。
(四)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解放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民为中心”而目的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解放的哲学。以哲学的武器,开辟人民解放的道路。它提出的两个原则:“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更注重人民自由平等和共享幸福的目的性。习近平初任党的总书记就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3]2020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贯彻。
(五)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的辩证法,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建构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很长时间内是革命的辩证法,它的精彩在事物结构三分和事物发展三段的中介剖析和相应战略策略的制定上,借以解构旧制度和旧势力。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转向新体制、新法制的建构上。在生产关系上,我们把公有制、私有制、半公半私制结合在一起,建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关系上,我们把“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半劳半资分配”结合在一起,建构成为社会主义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体制;逐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历史任务。
(六)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规律论,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长程化
毛泽东当年在革命战争中寻其规律,落点在每一场战争的取胜上。他也有长程的规律的探索,但踌躇在可能性实现的几率上,没有下规律的断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走出来的道路,但毛泽东没有说它是规律。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百年奋斗的历史背景,它应当研究并揭示中国的长程的社会发展规律。我本人于1997年出版过《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一是把1840年到2049年的200年当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过程,是以三个半型社会取代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二是试图揭示其间的规律,比如把意识所说“取代”过程概括为从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中介过渡规律。我在书中说,这些规律之说都是从毛泽东邓小平著作中引申和揭示的。还有,200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于浙江省委党校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上,也曾概括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规律。这些,都是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研究课题。
(七)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古代思想批判,在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转变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融合化
原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生长和形成的,它势必要开展一场文化批判。毛泽东们做得好的是批判中含着肯定的本意,说孔夫子有唯心主义,但又说:唯心主义“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24]到达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面对治理社会的中心任务,急需吸纳讲“礼治”“德治”“中庸”“和合”的儒学,将其融合进马克思主义的治理学说。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为甚必要
上面所说,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何以可能作论证的。按论证的科学方式还应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为甚必要。
(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有其聚合和升华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艰难竭蹶斗争中展现的伟大智慧的必要
100年奋斗的智慧充溢在岁岁月月之中。在苏俄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以共产国际号令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强大趋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中国革命另辟蹊径的智慧。在国民党势力极为强大,围歼非常弱小的红军的情态下,中国共产党人积累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智慧。在抗日时期国民党以两面态度对付八路军新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想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国民党压迫我们的时候开展斗争且“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火花更加奔发,中央突破刘邓挺进大别山的智慧,率数百人的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智慧,三大战役出神入化、大规模歼敌重兵集团的智慧,三种胜利方式(天津方式、北京方式、绥远方式)减少敌我双方伤亡的智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智慧又一次爆发。复杂的文革遗留局面的颠覆,靠的是一个哲学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阐发,舆论自由掩藏着尖锐的危机,1978年即将举行的“理论务虚会”地火要燃烧,用的是论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依赖的是断定市场经济是中性范畴的智慧。十八大以后的党中央各项决策灵气焕发,对付突然爆发的武汉疫情,一夜之间从全国全军向武汉调入42000医疗大军,一举成功。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将是学术地焕发党和人民的智慧,引其升华到哲学范畴、哲学原理、哲学系统的高端。
(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有其科学评价党的历史、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影响力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明年将迎来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善于学习、重视理论探索和创造、尤其是极富哲学的创造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后人,要感谢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普罗米修斯”;更要感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毛泽东。在1981年中央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刚刚在“文革”动乱中受到折磨的众多高级干部,想给毛泽东一个“倒三七”的评价。他们缺乏邓小平的远见,如做这样的决议,等于丢弃毛泽东的旗帜,重复苏共否定斯大林遭致的亡党亡国的悲剧。陈云提出:决议上加上建国前28年,使毛泽东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的结论得到确立;还提出:毛泽东的一大功绩是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干部,这种培养,主要在思想理论方面,归根结蒂是在哲学方面。
(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将党的伟大的哲学思想传承后代的必要
文化的传承似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就文化形式说,诗词具有最强的传承力。曹操本来是个英雄,但“汉本位”的评价,把他降成白脸奸臣,可曹操的诗词却传承万代。毛泽东词云:“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把曹操立了起来。散文也有很强传承力,在中国有《古文观止》和唐宋八大家著作。哲学思想传承力相对较小,先秦大家的语录,今人背得出。但你要问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清人实学,懂得的人就很少。毛泽东幸好是诗人,他的诗词作品可比李杜苏辛,但理论著作的传承力已经削弱。第二,就学术身份说,纯学术人士的思想易于传承,政治家兼学术家人士的思想传承阻力大。这是由于政治家很难避免错误,以及非服务对象的反对。我有感觉,由于毛泽东在实践上是政治家、军事家,加上晚年犯了错误,又有“非毛化”思潮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正在被文化界漠视,到年轻一代,基本上已束之高阁。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的第一步工作,应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库》。文本中的革命家兼哲学家的著作,拟分“哲学著作”“含哲学著作”“运用哲学案例”,囊括他们显性和非显性的哲学思想;学者部分的著作,包括老一辈哲学家的文本,当代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的文本。有了“哲学文本库”,才能利用充裕的学术资源研究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将其传之后代。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5.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