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重建构”。
感谢主持人周老师,也感谢论坛的主办方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还有承办方曲阜师范大学,给我这样一个发言机会。
听了以上各位前辈、各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重建构”。
先说一下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一点粗浅理解。昨天的会上有几个老师,还有今天的有关老师都提到了这个概念。我是这样看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我觉得“说汉语”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了,它是一种意义的生成。我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任何解释,我觉得都是融入了这种解释的“前见”的一种意义的重新建构。作为中国人,我们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国化”。我觉得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语言层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形式。尽管是初级形式,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或步骤。它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广义的一个概念。在广义上,它应该包括这个层面。但我觉得,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中国化,就必须进入实践层面,然后再进一步地进入反思的层面。黑格尔曾说过,哲学也就是反思。所谓“反思”,我的理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后思索”,它是一种理论的升华。我认为,这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级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建构和理论建构这两个基本的层面,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狭义的规定,这是我对基本概念的一点初步的理解。
那么,在这样一个理解下,我想讲“三重建构”,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建构、实践建构和理论建构。
第一个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建构。我认为,逻辑的建构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而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内在地赋予了它自身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分析和考察历史的单位,不是“国别史”,不是“民族史”,也不是“地域史”,而是“全球史”。所以,马克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马克思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就被外化为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格局中,西方国家处在资本家的位置,非西方国家则处在雇佣劳动者的位置。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出现,就造成了革命中心由欧洲转向了东方。所以,东方国家和地区爆发革命,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域爆发革命,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历史逻辑的。我认为,在这里存在着两个“没有超出”:一个就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预期;另一个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所以不存在一个“马克思I”和“马克思II”的断裂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我有自己的论证,但这里不能展开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革命这种历史现象,我觉得顺理成章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政治遗嘱”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在逻辑上的合法性应该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正是它的逻辑建构,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这是第一个建构。
第二个建构就是实践的建构,因为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样态,这种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把哲学从思辨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完成的对哲学的一种真正革命。另一个就是把哲学从“欧洲中心论”的格局当中解放出来,把真正的“世界历史”纳入到他的哲学视野当中。基于这种双重的解放,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建构。应该说,按照马克思所特有的哲学观,只有实践建构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本真性的一种存在方式。因为马克思的哲学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也就是追求“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中,恰恰是获得了这种“实践能力的明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它不再是哲学家大脑中思辨地完成的一种逻辑的演绎活动。相反,整个“世界历史”都是它所谓的哲学的一种实现方式,任何一种实践的建构都构成了马克思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哲学的环节。正因此,马克思真正地把哲学广义化了。所以,我们再恪守旧有的哲学范畴来辨别马克思思想的话,是找不到他的“哲学”的。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作为叙事对象或研究对象的“哲学”。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也好,我们的论文也好,我们在引用马克思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困难,就是感觉难以找到适合引用的段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哲学主题化,从来没有把哲学变成是一个对象性的规定。我们要找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倒相当容易,几乎是要什么定义都能找到什么定义。我认为,马恩这两位思想家对待哲学的方式,是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差别的。
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建构,主要体现在我们中国历史性地、成功地解决了两个“结合”的问题:第一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在实践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的结合,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若干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来完成的。但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问题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就有一种焦虑,即我们中国革命的经验如此地丰富多彩,却就是不出理论家。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在延安成立“新哲学会”,一个重要用意就是要我们从理论上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刍和消化掉,就是把它升华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版本”这个意义上并未完全解决。第二个结合就是我们成功地在实践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但是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这件事主要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来完成的,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在理论上已经把这种结合是如何可能的真正地说清楚了。如何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从理论上把这两种“结合”阐释清楚,这本身就是鲜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建构,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政治遗嘱”;那么,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成功实践的完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辩证法所谓的“三一式”。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30年”分别完成了马克思“政治遗嘱”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前一个“30年”完成的是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那么,后一个“30年”完成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移植”。因为马克思当年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有附加条件的,这个跨越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移植来自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跨越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前后两个“30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两者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代替。只有经过这样一种结合,才能共同完成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在实践上的落实这一历史任务。我觉得应该这样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贡献。做出这样一些贡献本身,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方式,因为它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真的状态。这是第二重建构。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理论的建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一个反思的层面的,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得很清楚,“共产主义”是被认识到了的运动,它是自觉的。所以,不经过这样一种反思,只能是自在的、盲目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无产阶级怎么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这个条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建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那里艰苦地进行理论的探究,决不是多余的。说到底,它就是为了实现从自在到自为这样一种过渡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准备。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理论上的反思这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工作,就属于理论的建构,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提出来的,我们怎么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实践上的建构所积累的历史经验,通过理论上的反刍或反思“消化”掉,使它升华为一种理论的形态。我觉得,这是我们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参照系的转变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昨天张院长说他也提出了中国中心的问题,其实美国汉学家就提过“中国中心观”。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提出的是“挑战-反应”模式,他用这个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个模式,其实还是外在于中国的,中国仍然是被作为一个从属性的规定来看待的。所以,它不是中国本位的。西方汉学家试图调整和超越这个模式,就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也就是根据中国的自主性的逻辑来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进程这样一种看法。
当然,这是西方汉学家提出来的“中国中心观”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有一种“欧洲中心论”情结。它的表现主要有两点:第一个是“全盘西化”,这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典型的看法,一切问题都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系来思考。第二个是后来出现的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譬如我们生产一种产品原本就是为我们同胞准备的,但它配送的说明书上什么语言都印上,连阿拉伯文都印上,就是不印中文。这岂不是故意难为我们同胞吗?这可不是老外逼着我们这样做的,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它是自我的丧失。究竟是“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今天有必要确立一种“中国中心观”。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汉学家的那样一种范式的转换,它对我们有启发。当然,“中国中心观”面临着一种危险,就是陷入“东方中心论”这样一个误区。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避免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和警惕的;但在矫正“欧洲中心论”偏颇的时候,这种“中国中心观”是有它足够的合法性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中心观”是正当的。
当然,在理论上如何具体地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版本,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工作,需要做大量的艰苦探索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我认为,建构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而清晰的,无疑也是正确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想到的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谈得不妥的,请在座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同学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4.2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5506 传真:(010)65137826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编者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2020年12月26-27日,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在山东日照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在本届论坛上的发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重建构”。
感谢主持人周老师,也感谢论坛的主办方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还有承办方曲阜师范大学,给我这样一个发言机会。
听了以上各位前辈、各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重建构”。
先说一下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一点粗浅理解。昨天的会上有几个老师,还有今天的有关老师都提到了这个概念。我是这样看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我觉得“说汉语”这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了,它是一种意义的生成。我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任何解释,我觉得都是融入了这种解释的“前见”的一种意义的重新建构。作为中国人,我们叙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国化”。我觉得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语言层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形式。尽管是初级形式,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或步骤。它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广义的一个概念。在广义上,它应该包括这个层面。但我觉得,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中国化,就必须进入实践层面,然后再进一步地进入反思的层面。黑格尔曾说过,哲学也就是反思。所谓“反思”,我的理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后思索”,它是一种理论的升华。我认为,这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级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建构和理论建构这两个基本的层面,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狭义的规定,这是我对基本概念的一点初步的理解。
那么,在这样一个理解下,我想讲“三重建构”,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建构、实践建构和理论建构。
第一个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建构。我认为,逻辑的建构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而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内在地赋予了它自身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分析和考察历史的单位,不是“国别史”,不是“民族史”,也不是“地域史”,而是“全球史”。所以,马克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马克思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就被外化为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格局中,西方国家处在资本家的位置,非西方国家则处在雇佣劳动者的位置。这样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出现,就造成了革命中心由欧洲转向了东方。所以,东方国家和地区爆发革命,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地域爆发革命,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历史逻辑的。我认为,在这里存在着两个“没有超出”:一个就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预期;另一个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所以不存在一个“马克思I”和“马克思II”的断裂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我有自己的论证,但这里不能展开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革命这种历史现象,我觉得顺理成章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政治遗嘱”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在逻辑上的合法性应该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正是它的逻辑建构,是由马克思完成的。这是第一个建构。
第二个建构就是实践的建构,因为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样态,这种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把哲学从思辨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完成的对哲学的一种真正革命。另一个就是把哲学从“欧洲中心论”的格局当中解放出来,把真正的“世界历史”纳入到他的哲学视野当中。基于这种双重的解放,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建构。应该说,按照马克思所特有的哲学观,只有实践建构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本真性的一种存在方式。因为马克思的哲学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也就是追求“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中,恰恰是获得了这种“实践能力的明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它不再是哲学家大脑中思辨地完成的一种逻辑的演绎活动。相反,整个“世界历史”都是它所谓的哲学的一种实现方式,任何一种实践的建构都构成了马克思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哲学的环节。正因此,马克思真正地把哲学广义化了。所以,我们再恪守旧有的哲学范畴来辨别马克思思想的话,是找不到他的“哲学”的。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作为叙事对象或研究对象的“哲学”。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也好,我们的论文也好,我们在引用马克思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困难,就是感觉难以找到适合引用的段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哲学主题化,从来没有把哲学变成是一个对象性的规定。我们要找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倒相当容易,几乎是要什么定义都能找到什么定义。我认为,马恩这两位思想家对待哲学的方式,是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差别的。
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建构,主要体现在我们中国历史性地、成功地解决了两个“结合”的问题:第一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在实践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的结合,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若干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来完成的。但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问题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就有一种焦虑,即我们中国革命的经验如此地丰富多彩,却就是不出理论家。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在延安成立“新哲学会”,一个重要用意就是要我们从理论上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刍和消化掉,就是把它升华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版本”这个意义上并未完全解决。第二个结合就是我们成功地在实践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也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但是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这件事主要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来完成的,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在理论上已经把这种结合是如何可能的真正地说清楚了。如何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从理论上把这两种“结合”阐释清楚,这本身就是鲜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建构,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政治遗嘱”;那么,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成功实践的完成。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辩证法所谓的“三一式”。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30年”分别完成了马克思“政治遗嘱”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前一个“30年”完成的是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那么,后一个“30年”完成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移植”。因为马克思当年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有附加条件的,这个跨越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移植来自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跨越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前后两个“30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两者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代替。只有经过这样一种结合,才能共同完成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在实践上的落实这一历史任务。我觉得应该这样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贡献。做出这样一些贡献本身,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方式,因为它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真的状态。这是第二重建构。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理论的建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一个反思的层面的,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得很清楚,“共产主义”是被认识到了的运动,它是自觉的。所以,不经过这样一种反思,只能是自在的、盲目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无产阶级怎么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这个条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建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那里艰苦地进行理论的探究,决不是多余的。说到底,它就是为了实现从自在到自为这样一种过渡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准备。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理论上的反思这个层面。这个层面的工作,就属于理论的建构,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提出来的,我们怎么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实践上的建构所积累的历史经验,通过理论上的反刍或反思“消化”掉,使它升华为一种理论的形态。我觉得,这是我们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参照系的转变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昨天张院长说他也提出了中国中心的问题,其实美国汉学家就提过“中国中心观”。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提出的是“挑战-反应”模式,他用这个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个模式,其实还是外在于中国的,中国仍然是被作为一个从属性的规定来看待的。所以,它不是中国本位的。西方汉学家试图调整和超越这个模式,就提出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也就是根据中国的自主性的逻辑来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进程这样一种看法。
当然,这是西方汉学家提出来的“中国中心观”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有一种“欧洲中心论”情结。它的表现主要有两点:第一个是“全盘西化”,这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典型的看法,一切问题都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系来思考。第二个是后来出现的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譬如我们生产一种产品原本就是为我们同胞准备的,但它配送的说明书上什么语言都印上,连阿拉伯文都印上,就是不印中文。这岂不是故意难为我们同胞吗?这可不是老外逼着我们这样做的,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它是自我的丧失。究竟是“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今天有必要确立一种“中国中心观”。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汉学家的那样一种范式的转换,它对我们有启发。当然,“中国中心观”面临着一种危险,就是陷入“东方中心论”这样一个误区。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避免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和警惕的;但在矫正“欧洲中心论”偏颇的时候,这种“中国中心观”是有它足够的合法性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中心观”是正当的。
当然,在理论上如何具体地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版本,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工作,需要做大量的艰苦探索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我认为,建构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而清晰的,无疑也是正确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想到的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谈得不妥的,请在座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同学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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